“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论

"设官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视阈中最为典型的官民关系命题和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从官僚产生的形上依据来说,上天爱民,设官代天牧民;从官僚权力的直接来源说,君不独治,设官佐君治民;从设官的社会根源说,民不自治,设官以治民;从君臣的政治责任角度说,君臣合道,设官为民事君;从君、臣、民的政治关系来说,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勤政有为是基本的官僚规范。对"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和理论概括,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中国古代官僚制腐败产生的制度原因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腐败产生的制度原因分析姬金铎中国古代官僚制中腐败的产生与我国古代官僚制的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我国古代官僚制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曾经建立有一整套的内部和外部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在当时看来还是比较完备的。但是如果从现代的官僚制和...     

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

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可以分成主奴关系和普通的尊卑关系两种类型。元代以前的君主官僚制社会中 ,由于官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名义上无限至上的君权在行使中受到很大限制 ,君臣之间形成一般的尊卑关系 ,没有主奴意识。元代的重要官僚大多来自怯薛 ,该组织成员始终是皇室的奴仆 ;而怯薛在国家政治中的中枢地位又使得当朝权贵以做皇帝奴婢为荣的风气不断弥漫到各族官员身上 ,君臣关系不断向主奴化方向发展。与此相适应 ,传统中限制君权的诸多政治运作 ,如封驳制度、执奏制度等 ,在元代被大量破坏或不克施行 ,官员也难再有其他朝代士大夫官僚们的人格尊严和自觉。当然 ,元代以前 ,君臣之间的尊卑反差一直在缓慢地扩大 ,元代则使其最终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一变化被明、清两代继承     

中央与地方税权关系的历史考察

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封建制下无严格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税权关系,税权的集与分始自第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秦.税权作为政权的重要内容,如果说中央税权为皇权所把持的话,而地方税权则主要由各级官僚行使,其集与分与政权的集与分相适应,皇权与官僚制的关系决定着中央集权与分权的方向与程度,史实表明,税权与政权相互作用,具有高度的历史统一性.当代中国,税收分权与行政集权之间隐藏着尖锐的矛盾,必须也只能实行宪政解决,以实现从国家集权型财税体制向工商基础型公共财税体制的过渡.     

汉代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在汉代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自秦帝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古代社会世卿世禄的贵族官僚体制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随之登场的是在秦帝国建立过程中建立功勋的军功集团。这种政治局面一直维持到灭秦后建立的西汉帝国前期。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雍正反腐败的政治极限

雍正反腐败在清代最有成效,但为维护皇权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雍正在反腐败时也向军事势力和官僚势力让步,在不同程度上宽免了功臣后代、满族、八旗、官僚等权贵阶层的腐败行为,此为雍正反腐败的政治极限。     

批判与辩护之间：理性官僚制发展趋向分析

理性官僚制在实践中的弊端和原因可以分别从经济学方法论、民主政治理论和管理学上加以分析。应该从社会、制度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理性官僚制失效的原因。理性官僚制可与批判、修补或改造它的各种理论相结合,从而理性官僚制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理性官僚制本土化的问题。     

中国古代官吏惩戒制度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官吏惩戒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成效显著,在规范行政、惩处违法、褒奖功臣方面,对保证官僚组织有序运转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内构建的惩戒制度,其局限性也是难免的,所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更会影响其效能的发挥。惩戒制度作为一个官僚大系统中的小系统,不可能脱离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更难改变当时的政治环境,其成效的大小,往往与君主之意志、党争之消长以及时局稳定与否有直接的关系,也影响到具体的实施。古代官吏惩戒制度虽然不可能适用于现代,但在某些方面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其合理性与弊端,可为现代公务员惩戒制度的构建提供经验和教训;其分类有借鉴和参考价值;公罪与私罪原则,以及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承担,伴以经济上的处罚,对现代公务员惩戒制度的构建也有启示;官吏惩戒的议定程序,对构建现代公务员惩戒权力集中问题也有启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君主易于受到蒙蔽,而君主自身的局限,使他们在驾驭官僚方面存在难以想象的困难。     

"三纲六纪"与儒家社会秩序观的形成

作为记录东汉白虎观会议的重要文本,《白虎通义》在继承先秦尤其是西汉儒生社会秩序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变迁提出了三纲六纪思想,发展完善了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一是将儒家着重调整的社会关系由君臣、父子、夫妇三种关系延伸到以君臣、父子、夫妇为主,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在内的九种关系,进一步扩大了社会控制的范围;二是突出了君主的绝对权威,六纪从属于三纲,而三纲之中父子、夫妇又从属于君臣,有利于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三是强调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主导作用,在标示社会等级的名号器物、礼乐制度等方面,赋予道德意蕴。此外,白虎观会议综合当时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及文化资源,并采用皇帝裁定的形式,使这一思想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上性。因此,三纲六纪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深深影响古代中国的儒家社会秩序观的形成。     

从中国古代官吏的低薪看高薪养廉的制度瓶颈

从古代官员的普遍低薪以及由此导致的腐败出发,揭示其深层次的制度原因,不难看出,正是集权制度本身导致官僚队伍的膨胀,从而使其高薪成为不可能。同时,集权体制又为官僚腐败提供了寻租空间。加之反腐的主要动力是皇权,而皇权又是集权的根源,因而古代反腐实质上是不可能真正得到执行的。只有在现代条件下,通过“小政府、大社会”,还政于民,才能真正做到事省政清。     

试论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的原因

试论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的原因乐文华，杨霞飞一、专制集权的官僚政体是其根本原因自秦始皇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在专制集权的官僚政体中，皇帝至高无上，他拥有最大的官吏任命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等等，是专制集权制度的核·０和关键。因而，皇帝个...     

皇权膨胀下士人群体意识的觉醒及内部分裂——由万历辅臣子弟禁考案说起

有明一代皇权膨胀,皇帝为满足私欲,往往撇开官僚群体,利用宦官等私人行权,形成对体制规则的冲击和破坏。作为一种本能反应,士大夫集团内部出现了渐趋明确的群体认同意识,由此导致了君臣之间的疏离和一定程度的对抗。明代尤其是晚明士人主体以自身生存所依赖的文化资本和官僚体制来约束皇权,争取部门职权和行政程序相对于皇权的独立,即权力的客观化,实际上是在尝试构建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的君臣权力关系新格局,这与传统君臣相处之道和皇权运作方式是矛盾的,不仅不可能被君主接受,亦不被皇权的趋附者及皇权维护者接受,由此导致了官僚群体间裂痕的产生。这是把握晚明官场生态和政治权力斗争之特点,进而更深刻地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关键所在。     

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御史是中国古代社会监察制度的主体,也是中央集权兴衰的一个缩影。一个绕有兴趣的现象是,唐代御史在官僚制与社会舆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象。在官僚制中,御史始终处于“清官”和清望官”序列,而且后期御史大夫与中丞的官阶较之前期还有所提高。但是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前期称之为“法官”的御史,后期则被称为“法吏”;前期“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而后期出使在外的御史却常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漫骂乃至殴打。文献中关于御史的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并无抵牾之处。一方面反映出唐代中央力图从官僚制上提高御史的地位,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无力改变中晚唐时期出现的“轻法学,贱法吏”现状。在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唐后期的御史构成、秉公执法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     

进谏的艺术:基于唐代三份谏疏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谏议论发挥最重要的政治调节功能,涉及君臣互动、政治运作的方方面面。"以道事君"上疏进谏是一般官僚的权利和义务。进谏首先要有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宏阔的政治视野,其次需要掌握技巧,还要遵循其戒律规则,即不能挑战君主的权威性。君主专制的制度之下,"为君不易,为臣极难"。     

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与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从科学新范式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之间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周易》是一部"关于变易和创造性的著作","变化日新"是其思想精髓,这无异于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之"硬核"的"新奇创生"。中国古代演化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不仅与演化经济学具有广泛的共同性,而且还可能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在西方演化经济学引入到中国后,通过对中国古代演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演化经济学"。     

中国古代御史系统独立性失效的经济学分析

监督机关独立于被监督对象是监督有效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御史制度有着成功的经验与教训.一方面,古代御史制度在自身独立性建设方面有着系统的制度安排,可资借鉴.另一方面,古代御史制度从根本上并未独立于行政系统,究其原因,可以说与中央集权体制自身的性质有关.利用制度经济学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结论.     

韩愈古文运动的进步性

韩愈在哲学思想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他的政治态度,基本上依附于大官僚大地主集团。但是他的身世、经济地位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跟新兴的中小地主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有其一致性。韩愈的政治纲领,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专制帝国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依靠大官僚大地主集团,但又耽心他们势力太膨胀了,实行割据(藩镇)和擅权(宦官),会对中央集权的统一和巩固不利,所以他跟大官僚大地主之间,又有着一定的矛盾。因此韩愈在政治上不免经常采取依违的态度。正因为他存在这种“骑墙式”的依违态度,有时就表现了他落后的一面。但是韩愈在文学上,特别是领导古文运动的前进这一辉煌的成绩,则肯定     

家天下背景下的君臣关系变迁研究--以唐太宗、明太祖时期为分析中心

家天下政治体系内含着一体两面的政治行为,即立君与驭臣。不同的皇帝权力结构中如何立君与驭臣,既存在相同的政治理念,也包含不同的政治技艺。从唐太宗、明太祖时期来看,两者是中国古代皇权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两个拐点,随着皇权从相对独裁向绝对独裁的转变,君臣关系也从普通的尊卑关系蜕变为主奴关系。     

蒙元际君臣政治关系的隐喻转向

蒙元际君臣政治关系从"父子"隐喻为主转向以"主奴"隐喻为主,主要表现在社会和政治运行以及君臣对待等诸多方面。这一转向在实质上实现了类似制度变迁的结果,导致了中国古代历史脉络的断裂和模块嵌入型的秩序接续。转向之后,"主奴"关系成为社会交往的"一般等价物"和差序格局的跃迁通货,而既有的专制共治结构也倾斜失衡。     

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

人们通常认为儒家文化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没有伦理道德约束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才是导致官吏作风腐化以及中国政治及社会进化迟缓的重要原因。儒家文化通过借助于君、臣道德水平的提高而达到了治理天下、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这对于弥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与封建君主专制的人治统治必然联系在一起。儒家文化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提出的,因此,也具有普遍的价值。特别是儒家文化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既可以成为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良策,也同样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