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笺》对《毛诗传笺通释》的影响

《郑笺》成绩斐然,代表了汉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注释之作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垂范百代。《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其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毛诗传笺通释》都产生了影响,《郑笺》与《毛诗传笺通释》在传统训诂、文学、义理上均有相通之处。《毛诗传笺通释》对《郑笺》全面地继承发展。从汉至清,诗经的注释之学紧密传承,可见中国学术之源远流长。     

“讽谏”“诗教”与《毛诗》的兴衰

汉代《毛诗》主“讽谏说”,不主“诗教说”。它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朱熹作《诗集传》,“诗教说”兴而《毛诗》废。它对元明清诗歌影响巨大。《毛诗》兴衰与古典诗歌盛衰合拍,成为贯穿诗歌史的一根线索。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戴震诗说问题探讨

戴震诗说著述宏富，成就较大，而目前对戴震诗说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值得继续探讨的地方。对目前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可以认为戴震说诗时所看重的应为考证名物字义而并非探讨诗旨，戴震的说诗代表作《毛郑诗考正》并非宗毛宗郑之作，戴震在中晚年对朱熹学术并非全面痛诋。     

《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的阐述

朱熹之前的学者对＂赋＂的理解比较一致,对＂比＂、＂兴＂的阐释则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诗经》本义的理解。朱熹融会前代各家之说,抓住＂赋比兴＂的特征,在《诗集传》中对其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该界说简明扼要,切合诗之本义,且影响深远,沿用至今。     

集大成:朱熹《诗集传》的训释特色

朱熹《诗集传》对《诗经》的注释既不同于前代汉学家,也不同于宋代宋学家。与前代相比,《诗集传》具有鲜明的变革创新精神;体现出明白晓畅、浅近易懂的语言风格以及网罗古今、博采众长、自创新解的训释特色。遍观《诗集传》,所引之书,经史子集均有;所采之说,汉宋两家皆存,不愧为集大成之作。无论是解诗旨、释字词,还是串讲文义,都能既尊重故训,又能不薄时人,做到博览慎取,择善而从,并多有创见。     

《毛诗传笺》中的阴阳思想分析

郑玄《毛诗传笺》以解释词义和疏通文意为主,却多处用到了阴阳术语,流露出阴阳和谐、阴卑阳尊等思想。究其原因,主要受到汉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也与郑玄注释《周易》有关,还受到齐诗、毛诗、韩诗等诗说的启发。     

从《诗集传》看朱熹的文艺观

<诗集传>作为至今广为流传的<诗经>注本,集中反映了朱熹的文艺观.朱熹在<诗集传>中明确地从文艺理论上简述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并运用这一理论来具体评价<诗经>,从而肯定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朱熹重视诗歌在抒发作者情思方面的功用,并认为"诗言志"中的"志"是衡量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诗集传>载有有关赋、比、兴的论述及其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对发展我国文艺事业大有裨益.     

毛诗《序》、《传》对汉代盛世文化精神的理论阐扬

毛诗《序》、《传》的基本思想和批评形态,都体现盛世文化精神。毛诗《大序》以“六义”为核心,形成了系统,条理的诗学结构体系,体现出与大一统精神一致的诗学整合的文化追求。毛诗《序》、《传》以政治化、伦理化、历史化的阐述原则,为理论座标,形成融汇古今、贯通家园的诗学情感论。毛诗《序》、《传》以尊孔崇儒的去取标准确立了儒家诗学价值观的正宗地位,使独尊儒术的文化思想在诗学中也得到真正的落实。《毛传》标兴及其对兴诗的阐释,体现由具体物象通向包含特定王道内容的主观情志特点,表现出盛世文化乐观、自信、进取的精神。     

日藏《毛诗诂训传·唐风》残卷研究

《毛诗诂训传·唐风》残卷,为初唐写本、奈良朝钞本,现藏日本东洋文库.今存113行,大小字约2200字.所存内容为《毛诗唐风》中的《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聊》、《绸缪》、《杕杜》、《羔裘》、《鸨羽》八首诗及《毛传》与《郑笺》.本文在详细介绍此写卷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试以该卷为底本,取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四部丛刊本《毛诗》及敦煌本《诗经》进行校读.以期对该写卷的价值,特别是对诗经研究的价值作出更为准确的评估.     

朱熹《诗经》解释方法新探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过去，学者们研究朱熹的《诗》学，多侧重于淫诗、美刺之说，雅正邪郑之辨，《诗》“六义”等方面。对他的解《诗》方法，指出能用文学家的眼光看待《诗经》，而对其具体内涵尚缺乏系统、详实、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新的角度初步探讨朱熹的解《诗》方法，聊作引玉之砖，请同行专家指正。一、驳以史证《诗》有来一代，疑古学风大炽。自唐初由官方颁布，盛行几百年的《毛诗正义》及其定本的权威地位，自然也受到学者们的辨疑。欧阳修、苏辙首先发难，他们通过考证文字训治，辨说毛传笔…     

《诗经》语体与《诗经》训诂

《诗经》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包括：《诗经》之风、雅、颂与语体之口语体、正式体、庄典体的对应性。文章讨论朱熹《诗集传》经学训诂与毛传、郑笺之不同;马其昶《毛诗学》出而“经学不得废”;戴震《毛郑诗考正》的小学训诂与经学训诂考证法,以及《诗经》三体与《春秋》褒贬所表现出孔子“语体施教”的特征与思想。     

理学化经学视域下的《诗集传·二南》阐释

汉、宋诗经学皆为经学视域下以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为目标的阐释,不同的是诗经汉学重外在伦理规范,诗经宋学则以理学为依托,偏重阐发心性存养。朱熹对《诗经》的解读以复性求理为最高目标,进而教化万民、重振纲常,"求诗本义"反居其次。朱熹认为《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独为风诗之正经。《诗集传·二南》的训释强调了诚敬、仁善与纲常,集中体现了宋代经学的理学化特点。     

解诗与解礼——关于《诗经·摽有梅》的阐释

《诗经·摽有梅》以女子口吻诉说盼嫁的心声,但在郑玄、欧阳修、朱熹等研究者的著述中被故意地误读,以维护文王、孔子圣贤道统和上古三代的美好幻像。戴震作为乾嘉时期学风严谨的经学家,从礼学角度阐释《摽有梅》,揭示了周代婚姻制度服务于国家体制的真实面貌。20世纪闻一多从文学视角解读此诗,得到的却和朱熹一样是歪曲史实的结论。对比前人与后世,戴震的治学方法值得人们借鉴。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是非凭物理,褒贬弃因循——刍议王船山《诗经稗疏》的训诂特色和训诂理念

清代《诗》学研究的主要成就在名物训诂研究上,至乾嘉时代有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等三大名著传世。在清初三大家中王船山《诗经稗疏》在训诂上的成就尤为突出,开清人《诗经》名物训诂研究之先河,此书对前贤故训能择善而从,又不因循守旧,钩沉辨谬,探赜发微,订正古注,补证成说,在继承中有发展,在训诂实践上有新说,在训诂理念上有新见,皆足以启迪后学,实为体现王船山《诗》学造诣和成就的代表作。     

《毛诗故训传》标“兴”含义新解

《毛诗故训传》对“兴”的解读,是考察“兴”的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毛传》标“兴”的含义大致有三:一是“开端”,二是“纯粹的比”或“多重含义的比”,三是兴义为上下贯通的标志。     

《毛诗谱》的流传及其学术思想

《毛诗谱》是东汉经学家郑玄在为《毛诗》作笺之后撰写的又一部专门研究《诗经》的著作。问世时曾被治《诗》者广泛征引 ,后传本浸佚 ,北宋欧阳修对其残本进行过补订工作。至清代 ,诸儒又根据欧阳修的补亡谱重加厘定 ,从《毛诗正义》中辑出《序》及《谱》文 ,并据经疏、《释文》及类书所引加以校订 ,即今所见到的各种辑佚本。《毛诗谱》将《诗》三百篇分国置谱 ,分述各国之地理方位 ,并追溯其政治源流 ,体现了郑玄“举一纲而万目张 ,解一卷而众篇明”的解诗思想 ,及“念述先圣之玄意 ,思整百家之不齐” ,发显学术济世致用的写作意图     

朝鲜林椿《孔方传》与《毛颖传》之比较

韩愈的《毛颖传》与朝鲜林椿的《孔方传》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以物喻人的假传体小说,二文皆篇幅不长,但所用意象鲜明,寓意深远。韩愈借《毛颖传》对统治者弃老臣如敝屣的行为提出了大胆的批评。林椿在《孔方传》中揭露了那些利欲熏心、不择手段捞取国家钱财的蠹虫。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商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