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南海维权与中国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近代西方列强对南海的侵犯不仅表现在资源和主权的窃夺等方面,而且表现在领土主权与管辖观念对中国和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方面.近代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延续不仅是应对丧失主权、资源危机的过程,更是对南海诸岛及相邻水域传统主权和管辖权的转型过程.近代中国政府在南海维权的过程中顺利地延续了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合法性.然而,域外力量的干扰和海上领土管辖能力的滞后也影响了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全面恢复.     

略论中国南海“断续线”的历史性权利

中国南海"断续线"具有历史性权利,这一权利既有专属性,又有非专属性。中国学界对南海"断续线"内涵的各种解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南海周边国家及一些域外国家对中国南海"断续线"提出质疑,实际上是企图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彻底削弱或否定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领土主权、管辖权。     

论南海仲裁案历史性权利实体裁决的瑕疵

2016年7月12日,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裁决,将中国在"断续线"内的主张定性为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历史性权利,认为该权利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的裁决存在诸多瑕疵:仲裁庭混淆了历史性权利与海洋自由的关系,将海洋自由与公海自由等同,对中国海洋立法作片面理解;夸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海洋法中的地位,没有全面解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甚至对该公约的一些理解是错误的;仲裁庭故意夸大"缅因湾案"的作用,削弱对中国有利的案例的适用。仲裁庭没有认真履行职责,其作出的裁决不具有约束力。     

评南海案历史性权利诉求的管辖权与可受理性裁决

对于菲律宾提出的所谓历史性权利诉求,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作出的《管辖权与可受理性裁决》肯定了中菲之间存在有关争议,并认为有关诉求不具有完全初步性质,其管辖权问题将与实体问题合并审理。仲裁庭对有关争议定性的裁决建立在对中方有关主张的曲解之上,其有关管辖权问题的倾向和态度也值得探讨。仲裁庭的有关做法并没有尽到"查明管辖权且有关主张在事实和法律上确有依据"的义务。仲裁庭不应在无法客观判断争议是否真实存在、无法明确管辖权的情况下强行对有关问题作出裁决。     

是自由的种类之分还是自由与权利之别--伯林"两种自由"理论再认识

本文对伯林"两种自由"理论的真正涵义、所产生的误读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进行了探讨,提出"两种自由"并非平行并列的种类之分,而是自由概念的逻辑层次之别;二者不是相互对峙,而是相互统一的源流关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同样具有自由精神,但作为一种"道化"的自由,其根本缺陷不在于缺少某种类型的自由或自由的某一部分,而是难以开出权利之果.     

论迁徙自由在中国的实现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一定程度的默认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恢复迁徙自由已经势在必行。应该通过宪法确认、改革户籍制度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我国的迁徙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西藏的体现与保障——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五周年

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不仅得到政策的支持,而且得到法制的保障,既有国家层面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的确认,又有地方法规的细化与保障。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都充分享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本文根据相关民族宗教政策法律,联系西藏具体实际,为进一步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对西藏今后的宗教工作做出思考。     

权利、自由与公正——对女性主义“男女平等”观念的思考

实现两性基本权利平等是男女平等的核心内容,权利平等还可以引出两性之间机会平等.男女平等理论需要自由对平等作出必要的制约和限制,在强调权利平等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女性自由的实现.男女平等实质上是平等与差异统一之上的性别公正,它一方面肯定在同一性基础上的权利平等,同时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差异性上的分配结果的平等,以结果平等为目标来保障妇女权利,其关键就在于弥补妇女因其不利地位而失去的平等,使妇女得到与男人平等的发展机会.性别公正是在保障两性基本权利的平等上的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自由与平等的统一.     

权利、权力、自由及其代价——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权利、权力、自由是三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权利要确保得到履行离不开政府有效地行使权力,而政府行使权力又可能干涉个人的自由;同时,政府行使权力需要财政支持,而财政来源于纳税人的税收。纳税人通过向政府缴税,使政府具有权力保护选民(纳税人)的权利得以履行,从而在选民(纳税人)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交易关系。从选民的角度,要获得权利、保护权利需要缴纳税收,即权利的成本;政府要获得权力、维持权力需要财政支出,即权力的代价;要获得自由则会牺牲财富,即自由的代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是以权利的良好界定和有效保护为前提的,这需要政府的良好治理。     

超越暴力革命：梁启超有关卢梭论述对自由和权利的探讨

本文集中讨论梁启超从1899年到1901年介绍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文字,看他如何逐步深入探讨自由和权利的内涵,也希望以此作为个案探索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第一波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梁启超是将卢梭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将卢梭理论定位为一套关于自由和权利的学说,而不是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他对自由的诠释覆盖了从思想自由、公民权利到政治自由的丰富内容,并且最终超越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倾向的限制,肯定个人自由的独立价值。晚清新文化运动代表中西两个思想传统第一次认真的对话,其对现代基本价值的介绍融入了多方面的资源,包含多种诠释的可能性。梁启超对卢梭的看法之所以异于他人,是因为他把卢梭当成西方自由传统的一员,他对卢梭的解释结合了多位其他思想家的见解。他所介绍的思想自由、"天赋人权"等观念,也融入了儒家思想的因素。     

作为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学术自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与法理

学术自由是否是一个法律概念、一项法定权利,历来是一个问题.在美国法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和教师管理核心学术事务的权利,是一项由最高法院创制的宪法未列举权利.美国早期的学术自由依附于契约权利,体现了一种大学内部政策,即大学管理者在规章制度范围内通过签订契约而赋予教师的自由权.在“学术自由第一案”——Sweezy案——中,最高法院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将学术自由提升为一项值得宪法保护的价值,并指出其基本内涵是自主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谁被教”;在Keyishian判决中,法院迸一步明确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殊关注”,将其纳入了宪法权利话语体系之中.至Grutter判决,最高法院肯定了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自由是一项独立的、未列举的宪法权利,并可先于其他宪法权利受到保护.相应地,对大学学术性事务的决定,法院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给予尊重;尊重的程度,取决于决定是由什么样的主体做出的、需多大程度的学术技能、意识形态中立与否以及是否危害到了别的权利.     

道德权利在当代伦理生活中的地位——以霍布斯的权利观念为视角

当前,中国社会伦理价值观念从强调义务逐渐转向强调权利.本文以霍布斯的道德权利为例,指出这一趋势的内在变化.霍布斯的道德权利基于特定的人性基础,并在界定上存在"正当"与"自由"的两个互为矛盾的方面;人们往往注意权利概念中的"自由"一面,而忽视了"正当"的内涵.这二者的统一是构建道德义务体系的理论前提,也是解释道德为权利服务的根本思路.     

自由在哲学范畴和社会范畴的发展及意义

自由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有不同的意义。自由是哲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对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 ,从古希腊奴隶社会开始 ,就存在着两种哲学观点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积极合理的思想 ,正确地解决了二者的关系 ,同时 ,马克思主义对自由在社会领域中意义的理解也是最深刻的。     

个人自由与权利安排——关于延安黄碟案的一个注记

本文对延安黄碟案中的个人自由与权利安排问题进行博弈分析。在并非信息完美和核实技术完美的条件下,禁欲者优先的偏好是不能作为均衡结果得到执行的,而好色者优先的偏好则容易得到执行。     

自由、权利与美德——桑德尔公民共和主义的核心观念及其问题

迈克尔·桑德尔是当代政治哲学谱系中公民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其理论的核心观念主要体现为"作为共享自治的自由"、"作为公民参与的权利"以及"作为自我实现的美德"等。与自由主义相比,桑德尔的公民共和主义虽然同样强调自由、权利与美德,但由于它始终以营造一种倡导和推进共同善的政治空间为宗旨,建立一种让人的潜能得以"绽放"和实现的政治体系为目的,因而它对自由、权利与美德的理解赋予了更自觉的道德内涵,对于人的发展表现出更明确的道德诉求。也正因如此,公民共和主义依然面临着道德介入政治领域中而产生的相关价值难题与可行性局限。     

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建构——评夏勇《中国民权哲学》

《中国民权哲学》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循本开弘,也是对西方权利理论的扬弃和改造。它以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为活水源头,在汇通中西学说、传统与现代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在体系结构上,它解决了中国民权哲学相互关联的六个重要问题:本土资源、理论基底、道德关注、核心法门、现实考量和价值功能。     

在权力与权利之间: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逻辑

在由现代性所主导的社会历史框架中,解放性政治构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这使得现代国家建构活动自其诞生伊始,就处在以国家一自由为轴心的叙事模式之中.在这个叙事模式之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成为现代国家建构活动的主导性逻辑--那就是在增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以推动人的解放和保障自由的同时,建构起公民权利的"坚硬外壳",以防止国家的专断性权力对自由的僭越.     

论新兴权利与新兴媒介——微博的自由表达机制与舆论引导的制度构建

新兴权利并非某一项具体的权利,而是表征以"新"为主要特点的一系列具体权利诉求和权利主张。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主体与社会利益愈发多元化,新兴媒介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新兴权利描述出具体的权利主张。微博作为新兴媒介的典型代表之一,以表达自由的利益诉求构成新媒体用户的主要权利回应。微博表达在具备传统表达方式、网络表达方式共同特点的同时,还拥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其对于表达自由的实现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微博表达自由的制度保障主要应由法律法规与行业自治规范构成,还需要配合以微博网站的互联网技术与舆论引导机制的构建。     

谈美国与德国学术自由的异同

在欧洲中世纪,教会在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大学是处于国家法律之外的自治区域。中世纪大学出现时曾一度产生过学术自由,这种权利的源头仅仅是教皇或世俗君主所授予的“内部管辖权”。大学一旦拥有这种权利就如同当时的修道院一样有了豁免权。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有极大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