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之关系考论

我国表演艺术的发展,在汉代就已产生了以音乐伴唱演述故事的相和曲、横吹曲和杂曲歌,同时还出现了以讲说和唱诵故事为主的俗赋,以及将歌、乐、舞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表演故事的歌舞艺术雏形。西晋时期出现的一批故事体歌诗,正是汉代表演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些歌诗或歌咏正史中史实,或敷衍民间故事,或为前代表现历史题材的歌诗的改写,均为历史题材,具有一定的情节,并与音乐或歌舞密切相关。其所歌咏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成为后来说唱文学的常见题材;其集故事性与表演性为一体的特点,也被后者所继承。因此,西晋故事体歌诗不仅对说唱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说唱文学的重要源头。对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的认识。     

清商乐及其管理考论

清商乐是汉代相和曲在六朝时期的发展,属清乐系统.学术界一般认为清商乐兴起于东晋以后,而事实上东汉已有"清商"之名,曹魏时已呈流行之势.因清商乐以清乐音阶的夹钟律(清商)为官,故名之.清商三调是清商乐最富有标志性的艺术特征,但学术界也存在误解和争议.由于清商乐发展迅猛.六朝各代皆以专门机构管理之,清商署因此而设立.清商署始设置于曹魏之时,后代或沿或革.由于清商乐获得了六朝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和科学合理的管理,故能健康地发展.     

倚声之源流与体制考论

追溯倚声体制的源流,当与古乐府诗“由乐以定词”、“选词以配乐”的创作特点有关;汉代的倚瑟和齐梁时期的倚歌,在体制上也对作为词体的倚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倚声概念形成于中唐,其倚声制曲、按曲制谱、依谱填词的内涵在宋代逐渐形成。制曲与唱词的关键在于对节拍的控制,节拍的缓急与唐宋燕乐乐器的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倚声的配乐制腔可大体分为自度曲与过腔两种,而词的演唱尚需要歌妓对其平仄四声及拍眼的位置加以融合调整,才能婉转自然。从倚声到填词,这种概念的转换与词的创作从倚声制词到按谱填词的变化有着直接对应的关系。宋人的自度曲在体制上最充分地彰显了“倚声”的内涵。     

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

汉代豪族是汉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以至于有日本学者认为:"抛开豪族一词来谈汉代史甚至是不可能的。"而在汉代政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在汉代国家与社会互动问题的研究中,豪族更是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学术界对汉代豪族问题的关注,至少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较为专门系统的研究,大约起自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二战以后的日本以及80年代之后的中、日学术界又     

论湘妃传说中的瑟

瑟是中国古代最为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它因在湘妃传说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一直留存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不仅如此，瑟与湘妃传说的融合更给中国古典文学世界贡献了一个经典的文学意象——“湘灵鼓瑟”，成为千百年来诗人们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诞生了许多不朽佳作。     

论汉代文人五言诗与汉代社会思潮

文人五言诗作为汉代诗歌中的特殊一类,历来受到古今学人的高度评价。刘勰称它是“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钟嵘说它“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自六朝以后,学人对它的赞誉之词多有。然而,这些文人五言诗何以会产生在汉代?它表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古人却缺乏深入的探讨。“五四”以来,由于受疑古学风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传统观念”,大多数学人都把这些诗篇看成汉末动乱时代文人思想的产物。如马茂元先生说:“它所反映的只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     

汉代五经博士与私学教育的双向互动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立太学以教于国”的政治主张以后,官学成为汉代政治教育和经学传播的主导力量。而具有独立学术特色和传播方式的私学,并没有因为官学的蓬勃发展而被削弱,相反成为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特别是保存了五经之外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承。官学和私学的相辅相成促进了汉代政治格局、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梁州曲》乃《凉州曲》之误辩

《凉州曲》与《梁州曲》在唐诗中颇为常见,很多时候《凉州曲》又被写成《梁州曲》,宋元及其以后文献中这种情况也较普遍。但仔细研读文献,则发现:在中国诗歌史和音乐史上其实只有《凉州曲》而无《梁州曲》,《梁州曲》之名称实乃《凉州曲》之误。     

南朝文人歌辞用调及其特点

宋、齐文人歌辞创作较多采用相和歌曲和杂曲,梁、陈文人所拟清商曲明显增多.陈代文人则对汉横吹曲兴趣大增.文人歌辞用调的不同反映出南朝拟歌辞徒诗性质创作与拟入乐歌辞创作两种方式并行发展的格局.南朝文人拟歌辞既有乐文化的基因.也有诗体性质.     

天人感应论本质上是社会伦理政治哲学

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核心。它在汉代及汉以后都曾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究其原因,在于天人感应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伦理政治哲学;它通过天人合一的理论探讨,从哲学的高度给适应封建统治秩序需要的伦理政治原则作出论证,从而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适合的意识形态。     

试论汉代盐铁政策的演变

两汉时期在盐铁手工业问题上所实行的政策,经过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西汉初是自由经营,汉武帝后是官营专卖,东汉则实行政府征税政策.自此以后,由政府向私营盐铁手工业者征收盐铁税政策固定下来,成为汉代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政策.由于汉代盐铁政策对以后各朝代盐铁政策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所以,对汉代盐铁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从《世说新语》看清谈

<正> 鲁迅说:“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世说新语》是褒尚清谈的,它记述了魏晋特别是东晋以来清谈的盛况。一清谈,严格说来是由魏正始年间兴起的。在此以前追溯到汉代,清谈通常称作清议,即臧否人物兼及议论政治。清议与察举制度有关,朝廷由察举取士,而仕途又为豪宗强     

孔孟关于自我定位与人我相和论及其现代意义

以孔孟为主的传统儒家文化,对"自我定位"与"人我相和"一贯重视有加,它一直是传统社会安定的主要维系力量,同时也是映照大众心灵的明灯.如何做到人我相和则需要当事人依据原则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给予灵活处理.孔孟关于人的正名、自我定位与人我相和的鲜明主张,在现代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定位自我与认识人我的指针.     

汉代以禁释琴理念的历史生成及其根据

汉代士人以禁释琴,把琴视为禁邪节欲之具。这种定性不是汉代士人对琴所作的牵强附会的解说,而是渊源有自。从字源学角度考察,琴在造字之初就具有封藏、收敛之义。从乐器的音质特点来看,琴声轻柔婉曲,与之相应的弹琴动作也以抑敛为主。以禁释琴理念滥觞于先秦,汉代士人对琴所作的定性与之一脉相承。     

两汉画像石题材内容综述

汉画像石是汉代在墓室、祠堂、墓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是古代为丧葬礼俗服务的一种石刻艺术。[1]它产生于西汉中期,西汉晚期得到迅速发展,东汉中期以后达到鼎盛,东汉末年逐渐衰落。关于汉画像石的研究起步很早,近些年来汉画像石作为研究汉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在此拟通过对各个时期的考古发掘报告的搜集和整理①,对两汉时期的画像石内容不分地域的作一概括的梳理。     

《锦瑟》别解

<锦瑟>诗典故意旨尚可继续推敲,"锦瑟"二字系用典起兴.结合<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推论李商隐<锦瑟>诗系为李德裕妾刘氏而作,并参照相关研究成果对<锦瑟>的形成过程作出了解释.     

论国家制度建设与汉代兴衰的关系

汉代盛世的兴衰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吏治的清廉或腐败、人才的选拔任用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国家制度的建设。汉代盛世的出现是统治者通过逐步建立、完善一整套的国家制度,解决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法治等方面的问题,成功调节阶级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后得以实现的。没有相关的制度建设,不可能出现汉代的盛世。同样,汉代的衰落与它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缺陷有着必然的联系。国家制度本身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结构性弊端与缺陷是汉代由盛而衰的制度根源,而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了汉政权的瓦解。     

易学学术流派思想的当代文化价值

《易》是先秦时期形成的一部由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和相关的爻辞组成的神秘典籍。它渊源于原始先民的占筮活动。长期以来,它以其朴素的、浓厚的哲理意趣,吸引着历代学者走进这座神秘的学术殿堂。汉代以后,《易》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易学...     

论汉代中期思想领域的变化

汉昭帝元始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是就武帝以后国家政策和政治指导思想展开辩论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儒法思想的一次斗争,它使汉代中期的思想领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种转折,主要表现为孟子思想的重新崛起。会议以前,儒法两家思想的关系是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而以融合为主;儒家思想甚至以外儒内法兼收并蓄的形式出现。会议以后,儒家思想对法家思想则以排斥为主,更自觉地在清除法家思想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会议以前,荀子思想的影响在汉代儒家中居于优势,会议以后,孟子的思想则不断扩大影响,逐渐成为儒家思想的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