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考

作者根据史籍考证与地理考察,推断北魏首都平城应在今御河西岸大同城区而不在御河东岸。北魏经营平城近百年,使其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作者就平城的规划、布局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初步探讨。     

北魏平城宫城及其主要建筑遗迹考证

在全面梳理北魏平城历史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分析现有考古发现,并参考汉代和明代的城址,对北魏都城平城(398年～495年)的宫城范围和宫城主要建筑遗迹进行考证。基本明确了平城宫城的边界情况,推证出宫城中一些主要建筑的位置关系和建造情况,并对有关疑点尝试加以解答。     

北魏平城宫城及其主要建筑遗迹考证

在全面梳理北魏平城历史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分析现有考古发现,并参考汉代和明代的城址,对北魏都城平城（398年～495年）的宫城范围和宫城主要建筑遗迹进行考证。基本明确了平城宫城的边界情况,推证出宫城中一些主要建筑的位置关系和建造情况,并对有关疑点尝试加以解答。     

大同北魏明堂方位与平城遗址

根据大同北魏明堂遗址考古勘测位置图,按《礼记正义·明堂位》古制分析比对,笔者认为,明代的大同府城南城墙和南门即是北魏平城（京城）的南墙和南门的位置所在,并由此推算平城遗址的范围,即明代大同府城仅占北魏平城的南半城,向北延长约3．5里（营造里,下同）为平城北半城,北魏平城是一个南北长7里,东西宽3里,周回20里的长方形城域。     

简论北魏平城时代的佛教传播及其译经活动

拓跋鲜卑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宫廷营建活动,平城从荒凉的塞外小镇逐渐发展成为北魏王朝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这个时期,佛教获得了快速发展。太武灭佛法,害诸沙门之后,文成复法,佛教纳入国家管理轨道,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之蓬勃发展的北魏佛经,也表现出明显的特征:一是朝廷扶持或者贵族供施;二是译者众多,涉经范围宽广;三是译家传承授徒,形成了义学派别。     

北魏平城遗址陶瓦的初步研究

本文根据近十多年大同考古发掘出的陶瓦形态、表面纹饰、残留文字以及加工遗痕等,对大同北魏出土陶瓦进行了整理分类,再现了当时流行于民间的魏碑体,揭示了拓跋鲜卑历代执政者的革新精神与雄浑气势.     

北魏平城形制与古里制计量基准问题——兼与《北魏平城辽金西京城市建筑史纲》著者商榷

通过对北魏平城外城(京城)北墙位置、北魏杨众度墓砖铭出土地及象魏门位置的讨论,以及平城遗迹之间的古今距离比对,认为北魏及中国古代里制一直以营造尺0.32 m为基准计量长度里,1800尺为一里,折合当今576m;进而推断北魏平城形制当为宫垣、皇城、京城、外郭组成的四重城垣才可与史实相符。《北魏平城辽金西京城市建筑史纲》一书中将京城北墙与宫城、皇城北墙三重合一,值得商榷和进一步考证。     

北魏平城形制与古里制计量基准问题——兼与《北魏平城辽金西京城市建筑史纲》著者商榷

通过对北魏平城外城(京城)北墙位置、北魏杨众度墓砖铭出土地及象魏门位置的讨论,以及平城遗迹之间的古今距离比对,认为北魏及中国古代里制一直以营造尺0.32 m为基准计量长度里,1800尺为一里,折合当今576m;进而推断北魏平城形制当为宫垣、皇城、京城、外郭组成的四重城垣才可与史实相符。《北魏平城辽金西京城市建筑史纲》一书中将京城北墙与宫城、皇城北墙三重合一,值得商榷和进一步考证。     

北魏平城的经济结构与发展困境

北魏平城的开发是国家强制力推动的结果,平城所处区域偏居雁北,受到地理环境、气候因素的制约,尽管其在人口规模上可比肩于同时期的中原大城市,但是经济结构却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呈现出农业、畜牧业等多种经济成分杂糅的经济形态,同时由于自身生产能力不足,严重依赖武力掠夺与区域外物资的长距离输送。频发的自然灾害,军事实力衰落之下式微的物资攫取能力均对平城经济造成了致命性打击,平城经济的凋零有其经济结构上的历史必然性。     

析礼制在传统建筑中的表现

中国素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从空间格局、比例尺度以及色彩、材质等方面结合实例分析礼制思想在传统建筑中的表现,充分反映了建筑作为文化的载体所蕴涵的深刻的文化思想。     

北魏时期佛教在平城的传播及其特点

北魏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不断进行的,同时也带有北魏以少数民族为核心的封建政权的特色。体现为佛教本身的教义、教仪、教艺和教团四个方面。     

北魏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考略

北魏神加鹿四年（431年）平城长庆寺《造七级舍利塔砖铭》,为王银田教授2005年12月于日本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中村不折书道博物馆所见。此石入藏后并无拓本流行,更未在日本或中国国内作过任何形式的介绍。此次不仅照录了铭文,而且阐述了作为皇家寺院的平城长庆寺的大致情况。铭文所记北魏平城长庆寺劝缘兼作铭记的僧人永慈、建造佛塔的僧人恬静、译大藏经30部并置之入塔的僧人苴倩和昙云,则对北魏平城时期的高僧有了新的认识。《长庆寺造塔砖铭》本身又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北魏早期书迹,其隶楷即楷书而带有隶意的面目,又揭示了北魏平城时代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这就是北魏早期的碑版书即铭刻书,或楷隶,或隶楷,起决定作用的并不全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碑石自身的规格,同时也取决于书手对各种书体的掌握能力。     

大同北魏平城形制与建城年代探析

综观古今有关史料与考古遗迹,大同北魏平城形制应是自内而外由宫城、皇城、京城、郭城组成的四重城垣。皇城、宫垣在京城北中部的汉故平城及今操场城中,其京城形制为南北长7里（古里,下同）,东西宽3里的长方形之城（明府城仅为其南半城）,即南起明府城南墙,北至现火车站一带,计南北长约4 000m,东西宽约1 730m的范围内。其建城时间亦当如《魏书》所记：＂泰常八年（423年）,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     

宋代历次明堂大礼考

有宋一朝,共行明堂大礼48次(北宋17次,南宋31次),嘉祐七年(1042年)三岁一亲郊制度形成完善、固定的制度后,共举行明堂大礼47次(北宋16次,南宋31次),与南郊大礼一起共同组成宋代祭天大礼的主流。     

北魏平城时代的佛呗文化

北魏平城时代所开凿的云冈石窟及同时期的墓葬中表现出的乐器元素,反映着北魏平城时代佛呗文化的异域特色,这一风格对隋唐音乐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北魏平城时期星港城遗址的人种类型

通过对大同平城时期出土人骨的种系分析,尝试探究拓跋鲜卑南下政权建立后的民族融合进程。星港城组男性颅骨表现出中颅型与正颅型相结合的颅型特点,狭额型,面宽偏窄,中眶型和中鼻型,并伴有较中等的面部扁平度,属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结合考古学和人类学分析,我们认为星港城墓葬虽沿袭了北魏鲜卑人的文化特征,但在人种成分上却表现出更多中原汉族人的特点,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多民族交融的一个缩影。     

再论土家族祭祀仪式中的体育文化载体“舍巴”

“舍巴”类舞蹈作为人类的健身运动项目历史悠久,在土家族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中,“舍巴”以其特有的身体运动,将土家族的宗教、历史、生产、生活等文化信息予以了充分的展示;还以其特有的肢体语言为载体,把土家族的社会文化价值,如体育、经济、社会等价值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祭祀对象的选取看梅山儒礼的价值取向

梅山儒礼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一脉相承,虽然有神秘的程式,但无论是框架、内容,还是形式,都体现出我国儒家所倡导的平等的人本精神。单从祭祀活动所选取的祭祀对象就可以解读出梅山儒礼呈现的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和谐生活、兼济天下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