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利益:多民族国家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逻辑起点

人类社会对利益的追求是政治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一个政治秩序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各种利益关系都比较协调的社会.目前,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由于利益分化所导致的民族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而利益矛盾和冲突是社会中产生政治冲突的根源,所以,我国多民族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秩序的和谐,首要的任务是协调各民族利益之问的关系,构建民族利益秩序,而建立健全民族利益提升机制、民族利益表达机制、民族利益分配机制、民族利益竞争机制、民族利益补偿机制等就成为具体的路径选择.     

土地管理的制度化和绩效——以组织的非正式制度为视角

制度化是制度形成、制度认同和制度践行的连续过程。无论从制度成型化、制度认同和执行情况,还是从管理结果来看,我国当前土地管理尚未达到高度制度化的程度。地方政府在现有制度结构下针对土地管理正式制度采取的各种高度同形化的非正式规则(制度),是影响土地管理制度化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地方政府非正式运作的根源在于,现有的制度安排尚不适应社会转型期外部利润的变化,没有建立各相关方合理的利益实现和调节机制。因此,若要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必须深入研究影响治理过程和效果的组织性非正式制度及其根源,并完善体制机制,作出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论TRIPS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根本目的是鼓励创新 ,而不仅仅是保护财产。知识产权将不仅是WT0内部最主要的利益争端 ,也将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冲突的第一焦点。本文从TRIPS背景下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如何在最大限度保护权利人利益的同时更好地维护公众利益 ,并提出了一些符合民族利益的学理主张。     

非正式制度制约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从新的理论视角对腐败进行了研究 ,并将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 (和那些参与腐败交易的人 )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使下 ,经过成本和收益计算后作出的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本文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提出以制度均衡反腐败的观点 ,并着重对非正式制度与腐败的路径依赖及非正式制度反腐的特点等进行研究 ,最终得出结论 :在我们深厚的文化传统底蕴下 ,非正式制度凭借其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 ,将在反腐败的战略选择中占据重要地位 ,发挥其独特和重要的作用。     

制度变迁与经济利益关系演变

制度的本质是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的规则,制度的功能是提供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的机制,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经济利益关系格局演变的过程。不论所有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如何,一国经济发展战略或政策的变动都会引起该国居民利益分配状况及经济利益关系格局的变化。这意味着,调整和改变发展战略或政策是影响利益分配变动的重要手段之一,经济利益关系演变是体制转换和增长方式变换的先导性动因,意识形态等非正式规则则通过对不同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施加影响进而影响制度变迁。     

传统、习俗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本文主要分析非正式制度的起源、作用机理以及与正式制度的关系,并对非正式制度进一步分类,以求呈现出非正式制度在制度安排中更清晰的轮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一对矛盾统一体,任何社会都离不开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无论法制怎样健全也不可能代替非正式制度。     

经济人的特性对制度设计与道德建设的价值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 ,经济人概念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且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这些特性对正式制度的设计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信访制度的价值重塑和制度重构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广泛存在各种利益博弈,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纠纷日益多样和复杂,并远远超出了法律诉讼制度能够圆满解决的范围。于是在我国出现了较为普遍却非正式的纠纷解决途径--信访制度。通过分析信访制度的特点及信访机构的处理规程、应对措施,提出从价值理念和信访机构、受理范围及处理方式等制度要素入手重新塑造我国信访制度。     

试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

公司治理结构是协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 ,它由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契约所规定。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现状 ,必须进行改革     

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困境中的“锁定效应”分析

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ive)通常被用来描述制度变迁中某些制度长期维持低效率均衡的路径依赖。境外民间组织拥有强大的资源能力,他们通过长期"体制外运行",与相关部门达成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策略和制度安排,某些甚至形成了社会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组织从非正式制度中获得的优势阻碍了现存制度的变革,使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变迁交易成本越来越大,最终被持久锁定在满足境外非政府组织利益诉求的低效均衡水平下。而要解除锁定效应,规范管理,需要政府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进行强化管理。     

论完全代孕中子女身份归属的法律认定——从“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出发

完全代孕是指由受术妻子提供受精卵,由代理孕母孕育分娩子女的过程。完全代孕所生子女身份归属的认定应以"子女最佳利益"为指导原则。学界关于代孕所生子女身份归属的认定标准有"分娩说""当事人意愿说""子女最佳利益说"和"血缘说"。四种学说各有利弊,都不足以作为代孕子女身份归属的法律标准。本文在综合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修正的意思表示说,即在国家公权力监管下,基于子女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同时对意思自治进行必要限制。     

郭明义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引领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化的发展,各种文化价值观念激烈碰撞,有些大学生因此产生了迷茫。在对待个人、社会和国家利益上,郭明义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有为服务人民的人才是伟大的,只有奉献社会的人生才是美好的,当代大学生要学习郭明义事迹背后所折射出的精神价值,并用这种精神指引自己的实践,就会创造与众不同的人生。     

缺失与重构：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社会基础秩序

在当代利益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正视社会基础秩序缺失的时代症结,依据现代国家建构与社会基础秩序重构内在的二元关系,从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情出发,寻求重构社会基础秩序的内在切入点与立足点,找到社会基础秩序当代重构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归宿点,从而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中社会基础秩序的当代重构,不仅是解决利益博弈语境下社会基础秩序缺失时代症结的方式,而且是现代国家建构得以实现的时代要求。     

试析北洋政府对法官非职务行为的道德约束

北洋政府对法官非职务行为的道德约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不党不商以维护司法独立与保持清正廉洁;慎重社交以实现司法公正;束身自爱以树立司法威信。北洋政府对法官非职务行为的道德约束在规范法官的非职务行为、保障法官队伍的廉洁公正、树立司法威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然而,北洋政府为约束法官非职务行为而制定的道德规则,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定要受其政权性质的制约和影响,加之法官道德建设刚刚起步,难免存在一些缺憾与不足。     

从美国"排华法案"看集团利益在国家利益构建中的作用

国家利益并非给定的常数,从国际层面看,特定国际组织、国家间互动以及国际社会的文化环境对国家利益建构作用明显;从国内层面看,某些国家利益源自国内政治活动。"排华法案"作为美国特定时期国家利益,其实质则是加州工会组织、美国工会联盟以及移民局等特定集团的利益。该案例说明:国家利益可能是集团利益互动的结果,在国家利益的建构过程中,可以将特定的集团利益界定为国家利益。     

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定位与维护

国家利益概念原本就有争议 ,而在全球化时代更面临着来自国际制度、全球问题、全球利益与全球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在此情况下 ,民族国家必须树立新的国家利益观 ,把握以下原则 :坚持全球利益观照下的国家利益 ;注重把握国家利益的层次性和动态性 ;在确定国家利益的优先顺序基础上 ,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中实现国家利益。     

试论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

失地农民是我国进入新时期所出现的特殊社会群体。失地农民权益保护是当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失地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权益保护缺失。失地农民及其权益保护问题是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背景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所形成的复杂问题,必须以树立国民待遇理念为先导,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完善法律体系,落实相关政策,构建失地农民权益保护体系。     

农民的文化教育权益缺失及其保障问题探析

农民应享受许多文化教育权益,但是这些权益有许多缺失。主要原因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城市中心化使农民文化教育权益边缘化,沉重的经济负担挤占了农民文化教育的费用,使农民文化教育权益处于弱势地位等等。这种缺失长期存在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影响农村青少年的学习和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国整体文化素质低,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影响未来社会的稳定,延缓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与文化教育发展战略相配合,必须注重农民人力资源的开发,努力开拓农村教育经费的新途径,为农民及其子女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试析英国民族教会建立的特点

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了宗教改革,建立了民族教会,即国教安立甘宗,彻底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民族教会在建立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特点:有统一王权的领导;与民族国家利益相结合;所建国教表现为新旧教的折中与融合。     

共容利益狭隘化:破解国家荣衰兴亡周期律的一种新解释

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两种。利益集团首先是作为"经济人"而存在的。一般性利益集团往往关注的只是它们自身的狭隘利益,甚至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的公共利益。相比较而言,现代政党等典型代表性利益集团更具有共容利益,它们会更加关注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一般而言,执政集团在位初期更具有共容利益,但其共容利益往往会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而流失。当执政利益集团排除了共容利益,完全蜕化为自利的狭隘利益集团时,其政治合法性也就完全失去了,政权往往会被新的更具有共容利益的典型性代表集团所取代。古今中外的王朝更替和国家荣衰,都可以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现代社会,理性的执政集团往往会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限制分利集团、打造公共领域、增强公民能力等一些彰显公共理性的路径,以有效应对执政集团共容利益的狭隘化问题;并以不断增强执政集团的共容利益为基础,促进整个社会利益集团在寻求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在更大程度上彰显共容利益,走向公共理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