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西京的民俗变迁

辽金时期的西京,是当时朝廷设置的五大重镇之一,各民族交流的中心,此时西京民俗的发展呈现汉化和胡化的双向性特点,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婚姻习俗、丧葬习俗方面。通过对西京民俗变迁的研究,可以了解当时民俗发展的态势及特点,有利于增进汉族人民与各少数民族同胞间的理解与沟通,从而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增强各族同胞间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对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西京、高丽西京和大同——《元史》辨误一则

高丽国王皏尝言,"高丽民居大同者皆籍之,臣愿还高丽为民." 此处"大同"疑误.原因可能是明初史臣首先混淆了两个西京,把高丽西京误认为是元西京,又因为这则史料出现的前两年,元已把西京改作大同,遂把他们误会的高丽"西京"也改作了"大同".     

略论西京大同在辽宋贸易中的地位

在辽宋对峙的历史过程中，双方间和平贸易的经济文化往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辽宋贸易大体上可划分为官府设置的榷场与私人贸易两种形式。双方间物品的交换极为丰富，种类繁多。从辽朝方面而言，由于西京大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重视商业发展的经济特征和南北对峙所赋予云朔地区的特殊地位，使得西京大同成为辽宋贸易的重要场所；这既满足了南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需要，也对加速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产生了重大作用。     

试论商王朝对南土的军事经略

青铜器作为商代国之大器,不仅是这一时代的象征,更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南土由于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成为商王朝争夺的主要目标,统治者在对南土的经略上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具有商文化因素的典型考古遗存进行系统梳理,并以历史文献记载作为参考,从军事考古学的角度审视,可以发现商王朝对南土的统治存在战术和战略两个层面的意图:在战术层面上以盘龙城遗址等作军事据点作为其势力南下的坚固基础;在战略层面上,商王朝希望通过对长江中游黄金水道的控制,达到对南土铜矿等资源的控制与使用的目的。     

总兵周尚文与明代大同边防建设

明代的大同地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交汇融合地带,军事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嘉靖时期,位于宣大边外的蒙古部族俺答汗兴起,屡次带兵南下大肆掳掠,对明朝构成极大威胁。明王朝却是皇帝昏庸,大臣专权,吏治败坏,边防废弛。在此情势下,周尚文出任大同总兵,其不仅锐意有为,专注于打仗,屡次击败蒙古军的进攻,而且在任职期间大力修边筑堡,对大同的边防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总兵周尚文与明代大同边防建设

明代的大同地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交汇融合地带,军事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嘉靖时期,位于宣大边外的蒙古部族俺答汗兴起,屡次带兵南下大肆掳掠,对明朝构成极大威胁。明王朝却是皇帝昏庸,大臣专权,吏治败坏,边防废弛。在此情势下,周尚文出任大同总兵,其不仅锐意有为,专注于打仗,屡次击败蒙古军的进攻,而且在任职期间大力修边筑堡,对大同的边防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嘉靖大同兵变述论

明代中期以来北部边防的日趋败坏,是导致兵变发生的根本原因,而明王朝统治集团在平息兵变过程中的政策失误,不仅导致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而且也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嘉靖大同兵变就其本身来讲,具有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性质,但由于参与兵变的广大士兵在其身份和地位上所特有的双重性,因而兵变亦在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的影响。     

从大同辽金时期的建筑遗存看佛教的特征

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后,就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身思想和教义的调整。到了辽金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一种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外来宗教文化。古都大同拥有较多辽金时期的佛教建筑遗存,这些佛教建筑遗存的寺院格局、佛塔类型和佛像供奉等情况,都突出地反映了佛教本土化的特征。     

从大同辽金时期的建筑遗存看佛教的特征

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国后,就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身思想和教义的调整。到了辽金时期,基本上形成了一种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外来宗教文化。古都大同拥有较多辽金时期的佛教建筑遗存,这些佛教建筑遗存的寺院格局、佛塔类型和佛像供奉等情况,都突出地反映了佛教本土化的特征。     

试论辽圣宗时期契丹南下军事经略及其困境

统和五年（987）,圣宗将收复三关保证南境安全,作为契丹南下军事经略的目标,但因军需与东西边境危机,这一目标在统和七年收复燕云失地后暂时停止。统和十七年（999）,解决危机后圣宗再次南下,其作战目标仍直指三关。但随着宋军在三关之地防御的加强,契宋两军在河北战场形成了相持局面。澶渊之役中萧挞凛的阵亡使契宋两军陷入新的僵持,和议成为契宋两军唯一的选择,契丹终止了百年南下军事经略。     

宋代的边防林政策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利用森林树木构筑军事防御工程的传统。出于军事防御功能的需要,围绕着与辽、金、西夏、吐蕃、大理等接壤的边境,宋王朝在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以及江淮、荆襄地区进行了大量森林植被的培植和保护。从时间和覆盖的范围来看,两宋边防林的形成是宋王朝刻意经营的结果,边防林的建设与保护一直是两宋国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边防林的营建时断时续,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两宋边防的安定,并对边境百姓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都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     

北宋澶渊之盟前的河北军事防御区域

宋太祖建国伊始非常重视北部边防,命诸大将长期驻守河北军事防御要点,并给予其相当大的自主权。宋太宗即位后,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对辽政策转为消极防御,在河北沿边依托塘泊布置防线,并大力调整州军设置,以增重边防形势,显示出步步为防的特点。宋真宗时期重新设置河北军事防御区域,布置了三道防线以形成对辽的纵深防御,然而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终于导致了北宋对辽军事行动的失利,承认了辽占据幽云地区的合法性。     

浑源孙氏与元代大同

古域大同曾经是北魏帝都,辽金陪都,留下了令人赞叹和神往的文化胜迹。到了元代,这座城市不但没有衰减它的皇家气象,而且由于蒙元疆域和势力范围的空前扩大以及军事生产与民间贸易的需求,空前地繁荣起来。浑源孙氏在元代显赫一时,祖孙几代都与大同有着直接的联系,为大同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论先秦兵家“仁战”思想的兵学机理

先秦时期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和动荡,各利益阶层矛盾重重,战争频发,为兵家思想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先秦兵家认识到战争对国家存亡重要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战争的暴力性和巨大破坏力。因此主张在战争本身之外还应该有道德和道义的力量来控制战争,让战争从发动到结束,甚至于战后重建都具有浓厚的“仁战”色彩,这也是先秦兵家军事思想的独到之处。     

唐代边塞诗中的征衣意象分析

唐代兵制由府兵制逐渐向募兵制过渡,征人的衣物供给由自备逐渐转变为官给,征衣供给形式的变化并没有减弱征衣本身所寄寓的情感。征衣作为具体的生活物象,寄托了征人、思妇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多样情感。在唐代边塞诗人的创作实践中,思妇、征人的情感倾向以及征衣与闺情相结合所构成的情感意境,使征衣意象的情感触角伸向了全社会。唐代边塞诗人在边塞诗中着力表现征衣意象的社会内涵,情感愿望和现实境遇的结合使征衣成为唐代边塞诗中含有丰富情感内涵和文化意蕴的审美意象。     

大同金代张澄石棺铭跋

大同发现的金代张澄石棺铭显示其所属的张氏墓地是按照五音姓利原则来规划的。在燕云地区,类似的资料还有辽代两例,并可溯源至唐代。这说明燕云地区的五姓葬法,系唐、辽、金一脉相承而来,与中原北方地区宋元墓葬习见的同类葬俗并为唐代以降之两流。     

浅析明朝充军刑的实施对贵州的影响

充军是明朝时期的一种重要刑罚,在当时极为盛行.贵州是明朝充军犯人的主要配地之一,因此大批充军罪犯来到贵州.充军在明朝的广泛实施,除起到惩罚犯罪的作用之外,客观上也对当地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它不仅补充卫所兵源,加强了贵州的防卫,确保中央与地方联系畅通,保障贵州的稳定,而且还带动了当地经济、文化、教育的进步与发展.     

试论降清汉族知识人在清初的军事贡献

尽管备受时人和后世诟病,但降清汉族知识人凭借其丰富的儒家知识和治国经验,无论是在追剿李自成农民军残余方面、打击南明政权方面,还是在清初镇压地方社会叛乱,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军事谋略作用。肯定他们的客观作用,对于准确把握明末清初的形势及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巩固具有重要意义。在参与方式上,他们或出谋划策,或直接投身战斗之中,从而为清初的社会稳定,政权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     

殷商国家军事防御体系研究

殷商国家施行"都城居中"的选址原则,通过建造都城的多重防御设施,构建都城外围的军事防御屏障,并在周边地区分设若干军事重镇环带,建立周边地区的军事预警和信息传递系统,配之以四通八达的干道网和驿站制度,从而形成国家军事防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