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婚变戏的翻案原因及得失

唐宋以来的科举制使广大下层士人通过科举而登上仕途 ,社会地位的变化产生了富贵易妻的社会现实。早期南戏中的婚变戏以此为题材对负心士子进行猛烈的抨击批判。产生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社会效果。婚变戏的翻案体现了封建社会主流文化与市民文化对这一题材的改造及艺术的提高 ,并形成南戏婚变戏的思想性局限性和艺术性方面的特点     

科举: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

科举是宋元文言小说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反映科举:直接反映科场的种种舞弊行为,对这些舞弊行为进行无情揭露;以报恩-及第为情节模式,强调积德行善是金榜题名的重要保障;反映士人的婚恋生活,塑造了不少因科举及第而负心的典型人物形象。宋元文言小说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反映科举文化,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科举社会的全貌提供了重要材料。     

科举危机与晚明士人社会的分化

明代科举的“解额日广”从根本上说是一种 被动式的非理性增长，它是明代科举危机深化的外在表现。科举流通机制的壅塞导致了晚明 士人社会出路的沉滞与士人社会的分化。一部分士人开始脱离传统以“仕”为核心的“非仕 则隐”的经典化生存模式，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与发展道路，并促动了“儒商”边缘群体与 “市民文人”准职业群体的生成。     

论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

宋代南戏和元代杂剧所表现出的两代文人之仕婚观念，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文人社会地位高，他们只求做官，不求做人；为了做官，不惜负心婚变，攀婚高门，他们对待仕婚矛盾的态度是仕高于婚，婚姻是为仕宦服务的，其婚姻带有明显的功利思想，这是宋代科举大盛的一个恶果。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他们只求做人，不为做官；为了做人，他们重婚轻仕．追求理想的婚姻生活，并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这是蒙元中断科举给元代社会道德风尚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宋元戏曲中文人仕婚观的差异，是宋元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道德风尚的形象反映，尤其反映了两代文人尊卑的道德情操和人生追求。     

宋元南戏的珍贵遗存--莆仙戏《王魁》、《刘锡》、《陈光蕊》考述

宋元南戏剧本流传于世者甚少,给今人的研究造成极大的不便。然而,在被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的福建古老剧种莆仙戏中,却完整地保留了一批佚失已久的南戏剧目。比如《王魁》、《刘锡》、《陈光蕊》等剧目,与早期南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研究南戏十分宝贵的资料。通过对其考察与辨析,将为南戏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也可为南戏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途径。     

"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

受清末士人批判科举的言论的影响,7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科举的研究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比较,是不大相称的。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对科举制的是非功过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评估,敢于推陈出新,使科举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科举曾深刻地塑造过中国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形象,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作出过重要贡献,现代各类考试的原则与方法明显与科举考试有渊源继承关系,因此,科举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科举学”是从总体上研究科举的一门学问,是对科举进行综合研究的专门领域。“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将成为21世纪一门烁然可观的显学。     

论忽必烈政权"汉化"进程中的士人政策

忽必烈时期,在推行汉法,大兴文治的过程中,重视对士人政策的革新和完善。此主要表现在：征用儒雅,量才擢用;兴举学校,造育人才;尊孔崇儒,优渥士人三个方面。这些政策中虽存在民族歧视、科举废弛、“重吏轻儒”等不足,但仍显著提升了士人,尤其是汉族士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促进蒙元的汉化进程和巩固政权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柳暗花明又一村——读刘念兹《南戏新证》有感

把南戏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这是本纪初才真正开始的。在此之前,众所周知,宋元明清四代仅有一部徐渭的《南词叙录》是专门论述南戏的著作,除此之外,就只能在一些文集、笔记或戏曲论著中读到一点有关南戏的零星记载和评述。自王国维《宋元戏曲考》(1912)辟专章论述南戏的渊源、时代、文章之后,南戏才逐渐受到重视,不少专家、学者开始撰文探讨南戏的有关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5年止,已有专门论述南戏的文章近四百篇,专著或专集十余种。南戏研究已受到愈来愈多的专家、学者、戏曲工作者和戏曲爱好者们的关注;南戏在我国文学史和戏曲史上不仅占据了一席地位,它的重要性亦已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识。     

元初文人“科举累人”观辨析

元朝初期科举久未施行，文人在有距离的旁观中对于科举的兴废进行理性反思。他们从文学发展、经学传播、理学研习、铨选制度的得失以及个人身心健康等方面探讨科举的流弊，明确提出“科举累人”说。深入分析“科举累人”观念可以见出：一方面元初文人也看到科举的优点，体认到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之并非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科举累人”观却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宋元易代之际文人自身政治归属的影响，反映出当时文人主张文统与道统合流的发展愿景。从本质上说，元初文人的这一愿景与自中唐以来逐渐形成并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潮是相契合的。     

《辨疑志》与小说志怪传统

中唐陆长源的小说集《辨疑志》,批驳怪诞虚妄之说,是对当时流行的小说志怪主题的否定,但其写作意图又是来源于小说实录"阙史"的传统。《辨疑志》的叙事结构同样体现出对志怪类故事的批判倾向,又以逆志怪的形式带来志怪小说"惊奇"式的审美感受。《辨疑志》的批评对象是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盲信,这是中唐士人理性精神在小说写作中的表现。它对小说志怪传统的继承和反拨,与士人学风从六朝到唐代的转变密切相关,透露出唐代志怪衰落和小说转变的一种思想动因。     

演人·借鬼演人·再演人──论古代戏曲题材的嬗变

我国古代戏曲题材的发展，就其主流来看，大致走过了一条从宋元南戏的演人，到元杂剧的借鬼演人，再到明清传奇的演人之嬗变道路，三者相比，宋元南戏多从愿望和伦理的角度对社会邪恶进行批判，明清传奇多从现实和政治的角度对朝廷腐败进行揭露；元杂剧关注下层社会的清平和人民的命运，明清传奇关注上层社会的清平和朝廷的命运。三者对社会的批判精神是一致的，体现了古代戏曲创作中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断演变、发展和成熟。     

元初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初探

宋元王朝的更替,使江南士人受到较大的影响,经济情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以及科举废除、入仕无门,导致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以往南宋时代历史记忆的眷恋,怀旧成为元朝统一之初江南士人群体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内容。元代江南士人的怀旧情结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南宋时代社会风气的赞美和对南宋时期历史人物的惋惜和怀念。其次是对南宋先贤及其子孙的关注,对元朝政治风气、社会风气特别是对元代士风的批评,以及对儒学、儒士前途的忧虑。最后,江南儒士的怀旧情结还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看似怪异的行为表现出来,元朝一些在江南做官的北人官员也受到影响,加入怀旧群体。元初江南社会怀旧情绪的流行,对于改善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舆论导向,推动了元政权的汉化进程。     

士人与五代中枢政治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五代社会生活,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乱”,但其实质却在“变”。中枢政治制度的变革乃是这场社会剧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在于：宰相职权的削弱,枢密、翰林（或端明）学士地位的提高。由于与政治的特殊关系,五代士人积极参与了这场社会变革,并通过科举、入幕等方式挤身五代中枢机构,成为中枢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士人在五代中枢政治中的活动促进了五代区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并为北宋大一统局面的最终实现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中国古代治理中的君士互动

治理作为一种互动行为过程,在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突出地表现为君士互动。在先秦以前,国家治理中的互动表现为“君士共治”,从舜、禹、武王等的问政,以及最初的巫、觋与王权的积极互动,都表现为“共治”的互动。但是,大一统体制建立之后,君士互动的模式中,重心明显偏向了君权一方,而又由于对君权无法制约,“以吏为师”的结果就是“士贱君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政治构架,士人在君权之下总是惴惴不安,当然也不乏谏政、议政之士人,但能善终者并不多见。即便如此,中国古代士人的“入仕”与“入世”情怀,永远是为维护和巩固君王权力效劳。当古老帝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略之后,士人的政治目标第一次发生了“位移”,即从维护君王的政权转变为挽救国家的救亡图存。这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也表明了中国古代士人的转型过程。     

反映社会矛盾的深刻性和人性悲剧的真实性--谈老舍对妇女解放、婚恋自由的价值思考

爱情作为永恒的文学主题,在老舍的小说中却绝少出现.点染其小说间的是一个个凄恻、平凡的婚恋悲剧,正是它们使老舍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显示出强烈的道德批判色彩.本文从分析老舍小说在表现婚恋主题上的鲜明个性入手,着重探讨了老舍对妇女解放、婚恋自由价值独特的思考,从而揭示出老舍小说中婚恋描写的社会伦理意义.     

唐代科举士人“举资”问题研究

唐代科举士人的举资,指举子在应举全过程中必要的开销费用.与汉代的“公车待诏”和两宋以后的“公券”体制不同,唐代举子应举过程中的一切开销均需自己承担.唐代科举士人举资的范围涵盖广泛,举资匾乏的解决路径与实现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因举资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足以引起后世的警示.     

宋辽对峙下的宋真宗朝“河北守城举人”——从宋真宗对河北路士人的科举加恩说起

地域差异促使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呈现相对多样的面貌。科举制是宋代士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而宋廷对各地士人的科举政策不尽相同，该情况为考察宋代士人的地域差异性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北宋时期，河北路是宋方御辽守国的首要藩屏。宋真宗朝，宋廷对河北路士人进行科举加恩，以期应对战争压力，巩固对河北路的管控。宋廷为何以优待“文士”的方式经营“武事”?重要的原因是河北路士人与当地基层头面人物、富户群体多有重合。虽然河北路士人文武素养相对混杂、平庸，但具有群体性影响力，是大战中协助宋方守城、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宋真宗朝的科举加恩政策，反映了宋廷对河北路士人特殊面貌的认识，推动着宋王朝对河北路的统治向纵深发展。     

由对男性的激烈对抗到两性关系的多元性——新时期女性婚恋小说发展变化探析

婚恋与情感是人类文学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婚恋小说理所当然成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新时期,在1980-1990年代和1990-新世纪两个发展阶段,由于时代的发展、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新世纪之后和谐成为我们社会发展的主题等因素,造成了人们思想观念、婚恋观念的极大转变。而女性婚恋小说中体现出的两性观念则经历了由对男性的激烈对抗到两性关系的多元性的转变。     

试析宋太宗扩大科举及其积极意义

宋太宗即位以后,在科举方面有所变革,扩大了科举。他为什么要扩大科举?其后果又如何?这些便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一宋太宗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宋太宗在位二十一年,科举八次,共录取五千八百四十名,是太祖一朝取士人数的十二倍之多。先看进士科,太祖一朝由进士登科的,一般是岁取十名左右。仅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因李昉录取人员时,循私舞弊,“取舍非当”①,因此在落第中又选拔出一些,但也仅才三十五名,这是太祖一朝取士最多     

科举文化与古代文学的关联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反思,在民族文化自觉的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界逐渐走出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科举的实态逐渐被还原。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虽然科举制度有其局限和弊端,但在古代社会,这一制度能够不按血统和身份,排除人情和关系的困扰,通过公平的考试竞争,根据一个人的才学来决定其参政权,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创造。在2008年11月于武汉大学举办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顾海良校长在讲话中对科举制多所肯定,冯天瑜先生的讲话多次提到“科举精神”,指出在吸取科举制度教训的同时,应积极发扬科举精神,将其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