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教体系的裂变与国家政权的楔入——1937年甘肃“博峪事变”及其善后考述

1937年,甘肃卓尼世袭土司杨积庆被其部下杀害于博峪村,史称＂博峪事变＂。事变后,经多方博弈与妥协,甘肃省政府借善后之机＂改土归流＂,设立卓尼设治局,从此国家基层政权进入卓尼藏区。国家基层政权的进入,开启了世俗性国家政权对卓尼藏区地方政教体系的更替进程,引发了卓尼藏区基层政治体制的裂变与政治合法性基础的重构。     

论共产国际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及苏联对事变抱两种态度：一是责难，二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此进行详细分析，认为共产国际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责难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和完全错误的。至于它们对西安事变所抱的第二种态度，看起来似乎与中共中央的主张相同，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主要是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的不同，由此产生了两者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的不同。共产国际及苏联想以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来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方针。     

从满文寄信档看“乌什事变”真相

"乌什事变",是清政府收复新疆初期发生的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经营与管理新疆事务的诸多问题,其后的善后措施更是奠定了清政府治理回疆的基本模式。但是,传统的新疆史料对此不仅记载较为简略,而且存在着诸多细节性的错误。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等稀见史料中,存有这一段历史的线索,可资从中探讨"乌什事变"的起因、过程以及善后措施,回溯"乌什事变"之真相。     

日本侵华与汪精卫的认知和应对——以九·一八到八·一三为中心的考察

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到八.一三期间,日本侵华的步伐急剧扩大,使国际国内矛盾骤然变化。汪精卫对日本侵华的认知与应对受制于纷繁复杂的内外矛盾,与其政治生涯的跌宕起伏、复杂多变的心态与社会动荡的局势密切相关,昭示着其政治堕落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三个历史转折点

“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社会科学、社会运动、社会事变比自然科学错综复杂,也必然随着重大社会事变的到来更新自己的形式和内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共运、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是伟大的社会事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时扑捉社会需求,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全方位进行理论探索,扬弃传统的、甚至权威的理论话语,提出科学思想体系,把社会推向前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应该结合历史事变和社会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社会必将健康有序、蓬勃发展.     

试析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揭开了大举侵略中国的序幕,企图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引起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本性变化和各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动。这是中国社会诸种矛盾相互地位和关系发生质变的开始,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并日益加剧。     

“七·七”事变引发远东全面战争的前因

1936年发生在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形成了以主张全面侵华的军部法西斯为核心的政制、经济和对外战略的“举国一致”;同年发生在中国的“双十二”事变,也初步形成了各党各派各界团结御侮、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日本当局无视中国政局的变化、执意推行既定的侵华方针,是造成“七.七”事变引发远东全面战争的真正原因。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 ,日本侵华政策经历了从武力吞并到政治分离再到武力吞并的演变过程。尽管在此过程中日本侵华手段发生阶段性变化 ,但其灭亡中国的侵华政策的根本目标始终没有改变     

“生产人民党”探析

"生产人民党"是存在于20世纪30年代不到两个月的小政党,它的主要组成力量是领导"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国民党内的反蒋派陈铭枢、李济深,第三党等.文章从"生产人民党"产生的原因、性质和解散的原因三个方面进行探析.     

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事件,这一偶然事变反映了当时中国走向国内合作,全民族抗日的历史必然。分析西安事变反映出来的历史必然性,探讨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可以加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桑弘羊“谋反”案考实

对桑弘羊参与燕王谋反问题,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从官方所公布的材料看,其指控并没有直接证据。而桑弘羊是否参与谋反,关键在于他对上官父子的密谋是否知情。桑弘羊有可能知情,但种种迹象却得出相反的结论。故所谓“谋反”,实际仅仅“涉嫌”而已,亦即霍光的政治迫害。     

论译者的主体意识及译文表达

从三个方面论证译者对原文的翻译通过主体意识的作用,使其译文文字形神兼备、内容传神达意。同时,论述译者的主体意识与叛逆性、翻译方法之间的关系,指出叛逆不等于对原文不忠实,并力求克服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不由译者本人所任选的这一偏见。     

本能欲望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谈沃勒的反叛

《廊桥遗梦》男主人公罗伯特·金凯与作者沃勒十分相似。金凯即沃勒的代言人。通过金凯远离现代文明的倾向,他对高度商业化、组织化的现代社会的不满以及他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否定态度,沃勒表明了自己对现代文明的反叛。个人本能欲望与现代文明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与冲突。现代文明压抑和束缚了个人本能欲望的实现。作者对现代文明的反叛,实质上是对个人本能欲望的强大束缚力的反抗。     

《鼠疫》：在荒诞与反抗之间

小说《鼠疫》借助对苦难、死亡与存在的思考,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极致,构造了人类反抗姿态与荒诞处境之间的张力,肯定了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提示无神时代的现代人在爱中寻找信仰之源。因此,在荒诞与反抗之间实现自我的定位,成了《鼠疫》给予现代人的重要启示。     

《红字》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性格特征探析

《红字》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性格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中心,但又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海丝特.白兰的性格特征不是单一抽象的,而是勇敢性、反抗性中包含着妥协性,并以妥协性为基础,携带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论仙话的反抗精神

中国古代特有的仙话,蕴含着一种宝贵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凡人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理念,追求肉体成仙长生不老,这其实是对上天命运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修道者以及仙人显示出做人应有的高贵与尊严,与权贵斗争,争得做人的权利,这是对社会压迫者的反抗。第一种反抗,从早期的仙话到晚期的仙话一直持续着;第二种反抗,则由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没有能够很好地持续下来。仙话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是古代中国人极为希缺极为珍贵的品格。     

《何典》:叛逆与回归

《何典》是一部奇特的古典小说 ,其藐视一切的魄力 ,无规无矩的写作方式 ,以及彻底的口语化、俗语化 ,既是对传统文学的叛逆 ,又是对俗文学的真实回归。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何典》在颠覆经典的同时 ,自身也成为了经典。     

青少年逆反的内在动因

青少年逆反期作为青少年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青少年问题的多发阶段,青少年逆反引发的各种问题已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青少年逆反与青少年的需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需要是青少年逆反心理与行为的根本动力。因此,从青少年的需要出发,对青少年进行教育与疏导,才能引导青少年顺利度过逆反期。     

冯玉祥与河南枪会

枪会是民国时期活跃于我国北方农村的民间武装力量.20世纪20年代,冯玉祥先后两次担任河南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此时河南的各种枪会声势浩大,名目繁多,红枪会、天门会、天仙庙道等逾百种.这些枪会既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河南的局势,又成为各派政治力量争权夺利的砝码.冯玉祥主理河南后,对于具有浓厚迷信色彩和封建成分的农村枪会,先礼后兵,从而对河南局势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论罗贯中与农民起义

罗贯中为实现有志图王的政治理想 ,曾亲自参加农民起义 ,图王不成而致力于传神稗史。罗贯中所创作的一系列稗史小说 ,皆以农民起义为基本题材 ,又以农民起义的模式与思想 ,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刘蜀集团进行了生动描写与深入思考 ,使其与《水浒传》一样 ,都对后世农民起义产生积极影响 ,也进一步证实了他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罗贯中是文学史上写农民起义最多的一位小说家 ,其以农民起义为基本题材的创作思想 ,值得学界积极关注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