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汉文化影响下的元代都城建设

以元代都城和陪都作为整体考查对象,从城市选址、山水环境、城址规模、平面布局及各部分的形制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它们在自然地理环境、城市空间格局、生态环境建设及整体文化特质等方面的异同,探析了元代都城建置特色中的汉、蒙两种文化基因,指出了城市规划中的汉农耕文化及蒙游牧文化的有机糅融现象。     

近代东蒙地区的开垦和蒙汉文化交流

在私垦时期东蒙地区以蒙汉文化交流为主;在官垦时期蒙汉文化交流和文化冲突并存,而且文化冲突已经尖锐化、普遍化。近代抗垦斗争是蒙汉文化冲突的集中体现。通过蒙汉文化的交流和冲突,东蒙地区的文化有了新的特征,即文人的多层次性、审美形态的多样化、语言中汉语词汇的增多、蒙古人土地意识的强化。     

史剧 历史 现实——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综述

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他不仅是现代伟大的诗人、作家、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他写的历史剧,借古鉴今,紧密配合现实斗争,显示出气势雄浑,旨意崇高,诗意浓郁的艺术风格。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处理历史题材,全面地总结出自己的浪漫主义历史悲剧的创作理论。以“古     

耶律楚材诗歌中的儒学思想探析

作为蒙古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诗文作家,耶律楚材对元初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诗歌内容丰富,表达了以儒治国的政治理想和华夷一统的民族观念,抒发了“斯文将丧”的深切忧虑,充分体现了耶律楚材的儒学思想。     

简谈清代蒙汉文化交流对蒙古族诗歌创作的影响

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蒙古族对祖国的历史发展曾经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也勿庸讳言,它的历史、思想文化成就自难与汉族比肩。但蒙古族之所以伟大,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思想不保守,法善不止,愿意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在向他人学习过程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清代蒙族诗歌创作努力学习借鉴汉族诗歌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蒙古族是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众多游牧部落经过征战统一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在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前,它还处在原始或奴隶制状态中,逐水草而居,钻木取火、结绳记事的落后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它在文学创作领域不可能有书面文学作品问世。长期的游牧生活使蒙古族人民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     

《三国演义》中的历史悲剧与理想悲剧再探

《三国演义》的作者由于亲身经历了元末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 ,因而对历史、对理想有着深深的失望。这一切 ,构成了该书浓烈的历史悲剧感与理想悲剧感。     

耶律楚材诗歌中的政治理想与生活理想

在我国文学史上,元代诗歌继唐宋之后,启明清之初,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南宋末年,我国诗坛日趋冷寂。那时的永嘉四灵和遗民待人的诗歌终“衰于前古,遂鄙薄而不道。”辽金两朝,除元好     

庄中带谐 相映成趣——郭沫若历史悲剧中的喜剧情节穿插

郭沫若解放前所写的历史剧都是悲剧,其中绝大部分是表现崇高壮美的悲壮剧,塑造的主人公是可歌可泣的英雄悲剧形象。然而有趣的是,在这些悲剧或悲壮剧中,都不同程度地穿插了喜剧乃至闹剧情节,把幽默风趣、诙谐滑稽的喜剧气氛融入庄重严峻的悲剧,形成了以庄为本,庄中带谐相映成趣的艺术风格,别有一番情韵。     

小议摄影在历史文化中的纪实作用

摄影不仅是一种具有审美功能的视觉艺术,而且还是一种负有传播现代文明重任的视觉文化;摄影促使了文化传播的主流由文本方式向图像方式的转换。本文约略论述了摄影的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一些价值体现。     

古代蒙汉文化交流及蒙古族汉文诗歌的艺术成就

蒙古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从见诸史籍算起,蒙古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至少有一千多年以上的历史了。但蒙古族的真正崛起、强盛、拥有文字和文化,是从十三世纪初才开始的。在构成蒙古族文化的诸因素中,始终存在着汉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文学艺术方面,这种影响尤为明显。本文想就这一问题略抒浅见,就教于专家学者。蒙古族的崛起及其语言文字蒙古族自古以来就生息在我们祖国的北方草原,是古代东胡系统室韦各部的一支。最初在《旧唐书》中被称作“蒙兀室韦”。在《新唐书》作“蒙瓦”。在宋盂琪《蒙鞑备录》里作“蒙古斯”,宋叶隆礼《契丹国志》     

悲剧中的人——中西悲剧英雄的比较

中国究竟有没有悲剧?这是一个论者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重要的不是从某个固定的模式出发,划分出这是悲剧或者那不是悲剧;重要的是从分析具体的作品入手,辨明此作品的精神实质何以有别于彼作品的精神实质,此民族的悲剧精神何以有别于彼民族的悲剧精神。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分析具体的作品,特别是通过分析作品的主人公,以求探明中西悲剧精神之间的根本差异。下面就来分析一下两部悲剧杰作,即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和中国的《窦娥冤》。《俄狄浦斯王》是一部“命运悲剧”,主人公愈是反抗命运,就愈是摆脱不了命运的嘲弄。然而,这并不说明他毫无办法避免悲剧的发生。他只需不积极行动,就可以摆脱命运。     

高句丽文化中的汉文化因素

本文从政治、经济、学术、风俗、宗教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原汉文化对高句丽文化的影响，说明了高句丽文化中有诸多汉文化因素，从而证明了高句丽文化是华夏文化中的一支，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蒙元代宋是历史的回旋

两宋以降,中国盛极而衰。长期走在世界历史发展前列的中华民族渐次落伍。历史的回旋何以酿成?蒙元代宋是其肇始。回旋之下,沉渣浮起,草原奴隶制因素杂揉于内地,中国的封建化过程周而复始,历史由此而发生迟滞。对此,笔者试略陈管见,以求教正。     

论耶律楚材多民族文化融合思想及其对中国历史的贡献

关于耶律楚材的历史贡献,以往学术界的沦述都有一个共同模式,即把耶律楚材的“汉化”作为其历史贡献的基本原因。照此模式,不但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元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历史贡献的不是具有丰富统治经验的汉族士大夫,却是耶律楚材这位少数民族政治家,而且将耶律楚材的历史贡献仅局限于引导蒙古“汉化”,保护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一层次上,不能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高度给予充分的、应有的评价。本文试从探讨耶律楚材多民族文化融合思想这一思路出发来论述他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以求对多层次、多视角研究耶律楚材,阐发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的思想有所补益。     

蒙汉文化交融的社会记忆——以辽宁阜新地区的巴拉根仓故事为例

分析了辽宁阜新地区巴拉根仓故事的蒙汉文化交融的文化特质,巴拉根仓故事中体现了蒙汉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的交融,该故事是一部口述的生活文化史记录。密切关注巴拉根仓故事滋生的空间,还原故事生成的文化语境,民间口承叙事往往成为该地区相应风俗的直接注脚。在习俗化的作用下,民间口承叙事与民俗生活水乳交融地循环互动,习俗化是连接民间口承叙事与民俗生活的纽带。故事文本成为特定区域群体意识的历史积淀,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记忆。     

《耶律楚材》:历史与文学坐标上的崭新构建

《耶律楚材》是跨文体写作的实验文本。它所推出的这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者、诗人的形象，是当下史传文学的重要收获，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略论耶律楚材在蒙古封建化过程中的作用

耶律楚材是蒙古汗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他的一生正处于蒙古统治者凭借武力向中原发展,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却又不很适应的时期。耶律楚材在辅弼朝政期间,将封建统治者长期统治中原地区的主要经验提供给蒙古统治者加以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在中原的统治得到稳固,加速了蒙古社会封建化的过程,是一位对汗国政治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值得深入探讨。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     

浪漫诗人与情感化悲剧──郭沫若历史悲剧与莎士比亚悲剧之比较

郭沫若与莎士比亚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悲剧作品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最主要的就是情感化特征。其艺术魁力主要是通过悲剧情感的描写表现出来的,致力于挖掘与表现人物内在情感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刺激性。悲剧人物情感的丰富性表现为情绪色彩的多样性和情感内容的多层次性;悲剧情感的深刻性表现为它与历史精神的血脉相通;悲剧情感的刺激性主要通过设置夸张的抒情场面和描写人物精神失常或幻觉来强化。而情感化的戏剧语言则带有节奏性、夸张性、丰富性和哲理性的特征。上述特征主要表现在悲剧主人公和正面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往往借助于抒情诗人贯用的夸张而节奏鲜明的抒情独白的方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郭沫若历史悲剧也带有莎翁悲剧的相同弱点,诸如人物性格的雷同、语言表达方式的单一、人物语言缺乏节制和分寸感等,这些弱点都是由情感化规律所决定的情感化悲剧所必具的特点。因此,情感化正是郭沫苦与莎士比亚的悲剧的本质联系,他们的悲剧都是情感化悲剧的范例。     

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的本质特征

郭沫若的剧论是他自身剧作的理论概括和理论依据,而他的剧作则是他的剧论所由产生的材料基础和指导对象。从这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看,他的剧作的性质也就能够反映出他的剧论的性质。 作为剧作家和剧论家,郭沫若的剧论往往是以总结剧作经验的形态出现的,但由于感性经验中蕴藏有理性认识的因素,而他本人又着意于将感性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便使他以剧作经验总结形态出现的剧论具有理论概括的性质。但是,郭沫若剧论总结和指导的对象是他的历史剧,其中主要是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因此,就性质来看,他的剧论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剧理论而是历史悲剧理论。而其理论来源,则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悲剧理论的接受,以及对西方悲剧理论的扬弃和对我国古典悲剧优秀传统的继承。下面,即试就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的本质特征作一些考察。     

儒家复古主义的历史大悲剧——论王莽改制

在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中华大地上,曾出现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运动,其规模之大,内容之广,历时之久,后果之惨烈,影响之深远,均为古代史册所罕见。领导这次改制的王莽,本乃博学多才之一代鸿儒;被时人誉为“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