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一）

早期晚唐五代之词作 ,自表面看来虽大多为歌筵酒席之艳曲 ,但由于其所产生之大时代背景 ,乃正当干戈乱离之世 ,所以在这些艳词中已有世变之暗影隐现其间 ;而也就是此种隐现之暗影 ,遂形成了词之一种特殊的美感性质。其后的靖康之变与南宋之亡 ,两巨大世变更是造成了词风之转变的主要原因 ,于是常州派的词学家周济 ,乃积累了前代词学家的反思而终于提出了“诗有史 ,词亦有史”的说法。而晚清之世变 ,更产生了大量的史词 ,足见词之发展及词学之反思与世变之关系的重要性 ,文章将对此加以综合论述     

“伤心人之伤心语”——评项鸿祚之词

项鸿祚是晚清词坛名家,学界对其词赞誉甚多,但论述多停留在"情真"、"感人"的层面上,对其词风的生成、特征及在词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实际上,项氏出身于"簪缨之族",但家世已然败落.正是"没落贵族"的身世直接造就了他多感抑郁的情性,而生活的封闭性、审美情趣的精致淡雅、情感的细腻幽怨则决定了其词"苦艳郁深"、凄婉幽邃的风格.项鸿祚在创作上表现出对浙派末流空疏靡丽词风的厌弃,而他有意识地借写苦涩缠绵的艳情抒发身世之感的艺术追求却与后来晚清盛行的比兴寄托之风相一致,从而昭示了晚清词坛的新气象,开了晚清词坛以比兴入词之先河.     

“性灵”诗说与清代中后期词学演进

袁枚倡导的"性灵"诗说流行于清代乾嘉时期,其本人与乾嘉词坛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疏离状态。袁枚极少评词,也不擅作词,并未直接参与当时的词坛建设,其子袁通在创作取径上的转变可以佐证这一点。而"性灵"诗说对词坛的渗透则在郭麐的词论中有不少体现,郭氏对朱彝尊、厉鹗的不同评价,就与袁枚保持了一致,他以"性灵"词学观为核心,否定了词坛上强调忠孝与声律的两股势力,这二者其实构成了晚清词学在解词、作词领域的主流,这一敏锐而有前瞻性的词学观后继乏人,可说是词学史上的一个遗憾。在浙、常交替的词史背景下,"性灵"诗说在加速浙西词派分化、推动词史复古之风的兴起,以及深化晚清词论等方面对清代中后期的词学演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潮州方志之发展与创新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演至唐宋元明,体例渐趋完备,自后历代承先而创新有之。潮州为中国一定之区域,故其《志》亦随风而有所发展,惟因世变时移及战乱所扰而佚而毁没,所传世至今者不多,致世多不知潮州方志究有多少?最古者如何?笔者乃试就残存文献予以初步探索,终得隋《潮州记》至民国《潮州志》共二十八种之发展史辙,并略试探其发展与创新之略焉。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李贽与苏轼并论之意义探讨

袁中道尝誉李贽为"今之子瞻",李贽与苏轼二人并论之基础及其意义何在实有值得探讨之处。苏轼备受晚明文人推崇,而李贽正是当中彰扬苏轼之第一人,研究之初首先引证李贽对苏轼之推重,其次讨论李贽在晚明苏学盛行之风潮中的代表性地位。晚明文人与道学家对立之意识,可上溯至北宋之洛蜀党争,故李贽被视为"反道学"之文人,实亦承继了苏轼蜀学与洛学对立之精神。然李贽学术乃阳明嫡传,而阳明心学尽管与程朱理学相颉颃,却无疑仍属道学一脉,以性命之学为依归。由此进一步考察李贽之"反道学",仅在反程朱之一尊;而其表彰苏轼,亦正代表了阳明心学涵融洛、蜀之精神,今日重新正视李贽与苏轼之学术,对儒学之过去与未来亦将有更开阔之思考。     

王鹏运等《庚子秋词》在"词史"上的意义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引发八国联军之役.硝烟密布,战火四起,北京遭受到空前未有之浩劫.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宋育仁等,困居于北京城中,将战争之感慨写入词中,几人相互唱和,辑成<庚子秋词>上下二卷.<庚子秋词>不仅反映了时事,也响应了时代对于"词史"的呼唤.周济、谢章铤鼓吹"词史"之作,认为反映时代乱离的词作可与杜甫描写安史之乱的<北征>、<垂老别>等诗作相提并论.杜甫诗因安史之乱,号为"诗史",晚清词人连遭内忧外患,将家国之感发之于词,形成"词史".然而词之为体,与诗不同,"词史"与"诗史"的写作手法、反映动荡乱离的方式、观察历史社会的角度,有所差异.     

晚近词学中的清词史分期及其意涵

清词史的分期是晚近词学家十分重视的论题。概而观之，按分期数目，有三期、四期两种分法；即使是同样的分期数目，由于依据不同，意涵也有所不同：或着眼清词整体的演进；或依据词学史上变化鼎革的大事件；或立足流派更迭；或参照社会历史的分期；或考察整体的盛衰。晚近词学家对清词的分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凸显了清词的价值，强化了对清词艺术特质的认识，反映了清代词史发展的规律和深层动因。     

论知识与德性之贯通

就现代学科分类而言,知识与德性分别隶属"必然"(真)与"应然"(善)之领域。然而事实上,知识与德性不但本然地同出一体,而且其必将走向统一——真、善、美的统一。由知识通往德性的可能性路径大致有三:通过敬畏意识的产生与引入达到至善;通过对纯粹知识追求而导致的哲学反思态度达到至善;通过对知识本身的研究,由知识的审美达到至善。当下知、行不统一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对"知"的误解,此误解分为三种,即知非正知、知而不信、知乃浅知。     

论刘熙载评鉴词的楚辞尺度

刘熙载是晚清时期一位慧眼卓识的词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位重要的楚辞学家。他在词品、词体、词境和词法等方面,都曾直接借用楚辞作为评鉴尺度。     

迦陵词"崇真重实"风格论

"崇真重实"是陈维崧词作的一个突出特色,但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本文认为"崇真重实"是迦陵词感人至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陈维崧之所以能够超越长期以来文人视词为"聊佐清欢"之娱乐工具的传统偏见,与其自身性格、晚明世风及其词学观都有直接关系。迦陵词"崇真重实"的特点还对其创作形式及阳羡词派后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丁绍仪对谭献词学阐释论的影响

清代词学家谭献在《复堂词录叙》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这一观点强调了读者的地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可以超越作者所赋予的意义.由于这一观点与西方的读者接受理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因此被中外学者广泛引用,并在词学界和文学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谭献的这一观点是从清代另一位词学家丁绍仪的词学理论中发展而来的.丁绍仪的观点是:"作者不宜如此,读者不可不如此体会."理由有二:其一,丁绍仪提出这一观点的著作是《听秋声馆词话》,该书刊行的时间为1869年,要比谭献《复堂词录》的成书时间(1882)早13年;其二,谭献的《复堂日记》多次记录了他阅读并借鉴《听秋声馆词话》的事实.以往的研究忽略了这一情况,从而妨碍了对词学理论史的正确认识.     

唐圭璋批评王国维和现代词派析论

唐圭璋是现当代词学大师,也是民国时期传统词派的主将。清末及民国初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及现代词派词学兴起,并展开了对传统词学的批评。唐圭璋对《人间词话》和现代派的词学观点进行了批驳。唐圭璋继承并发展了常州词派、晚清四大家的词学思想,坚持“重拙大”的论词宗旨,指出《人间词话》的境界说和隔与不隔之说的理论缺陷,批评“境界”说缺少“情韵”,强调含蓄蕴藉、沉郁顿挫、情景交融的美感,指出王国维的“不隔”乃专尚赋体,以白描为主。唐圭璋回应现代词派对梦窗词雕琢的批评,并对梦窗词的艺术价值作了新的阐释,指出切磋琢磨、始成精品是梦窗词的审美特质。王国维、唐圭璋二人晚年对自己早期词学皆有所反思,体现了大师的风范。唐圭璋是第一个正面、系统对王国维及现代词派进行批评的词学家。     

夏承焘的考据之学与批评之学

夏承焘早年从事词的考据之学,中年以后转入词的批评之学.他的考据成果如<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论丛>等著作,代表了20 世纪人谱牒之学、白石词乐之学与声韵之学的最高成就.他的批评成果如<月轮山词论丛>和<词学论札>所收录的相关文章,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考据之学到批评之学,体现了夏承焘在研究方法上由"词内看词"到"词外看词"的重要转变.他的"词内看词,,表现为对词的字、句、声、韵、调、体式、版本等的校勘和考订;他的"词外看词"则表现为诗词之比较、词文之对读、词作与词论之互参,以及由作者的时代、环境、遭遇、个性、政治倾向、生活态度、文学观念,考察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现形式与风格等等."词内看词"与"词外看词"各有优点和局限,夏承焘的过人之处是能把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缪钺对王国维词学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缪钺先生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词学家。他的主要成果,不在词籍的整理与词人年谱的编撰,而在词论的探索、词史的总结与词人词作的分析评价。他一方面继承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一方面又吸收了常州派词学的某些合理成分,从而弥补了王国维词学思想的不足或缺失,丰富和发展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他通过对词的文体特征的准确描述,对“无我之境”的合理解释,对南宋词的公正评价,对“寄托说”的深入探讨等等,解决了20世纪词学史上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成为继王国维之后最有深度的词学批评家。     

比兴与晚清词学思想的构建

"比兴"的多层级人文关怀、审美和实用的价值取向,是被历代诗家及晚清词家接受的一个内在前提。"比兴"追寻传统诗学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风骚之义",与狭义诗学比较,词家不仅削弱了传统的"宗经辨骚"意识,而且强化了楚骚的寄托精神。"寄托"是审视晚清词学思想的一种独特话语,晚清词家不离比兴之义,既丰富了词体体性观念,也充实了比兴思想。晚清词家浓郁的比兴寄托思想及其解词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皆催化了"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观念的生成。     

钱基博国学观及其特色

自晚清"国学"一词风行以来,给其所下的定义,为数不少,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更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在这些理论当中,钱基博先生的国学思想可谓独树一帜。他认为"国学"即"国性之自觉",我们学习国学的目的,乃在于"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不仅涵有"精神国防"之意味,而且充满了人生哲学的"正能量"。基于这一认识,分析钱先生一生的国学活动及其言论,可从五个方面总结其国学观的主要特色。     

《草堂诗余》考辨

南宋中期以来书坊编的词选集《草堂诗余》盛行。该集今存分类本与分调本两系，版本众多而复杂，涉及诸多词学问题。文章从幸存最早之明初分类本提供的线索，推测宋本之原貌实为歌本。明初增修笺注本，原出宋季书坊所编，已是纯文学读本。明代中期词学家据分类本重编的分调本，则具有词谱的性质，可供填词者之用；其所选词调大都为宋人常用之调，所选之词乃当时流行的通俗作品，尤其不杂入声诗及其他韵文诸体，故对促进词体文学创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词学史意义。     

论儒学与诗的发展流变

以诗史的几个发展阶段：孔孟荀至两汉、建安风骨、陶潜及唐代杜韩,说明诗的流变——内容和形式与儒学有内在联系。上述诗之特殊面貌的出现,内在原因皆由于儒学之变化。孔子对诗作了自觉反思,肯定抒情诗对生活的重要性,指出生活诗意化的方向。孟荀让诗转向政治化史诗化,导致建安风骨的建立,直接影响盛唐。陶潜田园诗乃生活诗意化的实现,开出诗之清新自然之抒情新流派。陶诗之自然乃孔门“风于舞雩,咏而归”之自由和愉情怀,非庄子“不与世俗处”之山林自然。“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忧道不忧贫”,乃陶诗之精神风骨。已出文学史多归陶于庄,实大谬不然。评诗乃对诗的诠释,与评诗者之精神学养密切相关。     

论词学家刘扬忠——当代词学家系列研究之二

刘扬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著名词学家之一。其词学研究之路大体经历了起始——成熟——高峰——后高峰探索等几个阶段。其研究个性暂可归结为:(一)理论之倡扬与学术史之关注为其高扬的旗帜;(二)专攻而兼取;(三)研究与创作联姻;(四)"气"为统帅。     

文化民族主义、士人心态、现代性——晚清现场诸问题初探

作为某种复杂的、多元的动态时空场域,中国传统社会末期的晚清向来就不是单一历史事件的时空再现,而是一个充斥着诸多矛盾与问题的"大染缸"。晚清文化民族主义常常伴随着晚清政治民族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幽灵",在西学与传统之间艰难地游走;晚清士人在一种变动的社会情境与文化语境中,以"世变"为主线,不断地营造与修正自身的心理态势;而"现代性"话语的介入又将晚清时期的诸多问题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同时彰显出"晚清"这一时间概念多元的价值取向与多维的阐释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