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四权”与中国古代农民战爭的关系

毛澤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統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統(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閻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阴间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統——总称之为鬼神系統(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国人民特別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四条极大的绳索是我国封建社会主要     

纪念“五四”继续反对封建思想

一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对中国人民的思想长期起着禁锢作用,正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影响极深。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制,少数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出租牟利;而广大农民没有土地或者缺少土地,终年勤劳,不得温饱。如遇荒歉,即鬻儿卖女,流落他乡。即使是中农,在封建势力虎视眈眈的威逼下,风雨飘摇,动荡不安,随时都有破产的危险。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是儒家思想(包括法家在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极为森严,稍有违反,就是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科学地归结为: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政权、族权、神权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至于女人,除这三种以外,还得受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     

简论郭沫若历史剧中的妇女形象

在阶级社会里,妇女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妇女社会地位的高低标志一定社会制度的文明程度。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造成了妇女社会地位的特别低下。她们不仅受着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而且还要受夫权的支配。“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文学艺术总是直接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郭沫若历史剧所塑造的一系列古代妇女形象,     

孔府的族权统治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精辟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统治权力及其理论基础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作为封建统治权力之一的族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权力,是地主阶级政权的重要支柱。它同神权、夫权相结合,在宗族范围内积极维护封建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     

论中国古代女性缠足之始盛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借用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从缠足的发生、时尚阶段以及向风俗过渡,最后形成风俗阶段,论述中国妇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受压迫之重,受欺凌之深,从而佐证了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论及的中国过渡女子身上套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     

试论唐代的婚姻家庭制度

唐代的统治阶级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和婚姻家庭立法,竭力维护封,建的婚姻制度,束缚人们的思想。唐代妇女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思想支配下,不仅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还要受夫权的支配,因此她们在经济上不独立、政治上无地位、法律上无保障,在家庭中是“用来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或至多是一名“婢女头领”。本文主要依据《唐律》中的《户婚》等法律条文,通过对唐代婚姻制度及婚姻家庭关系特点的论述,说明妇女受压迫,受歧视的地位和处境。 婚姻关系的成立     

提高女性心理素质的径途

在封建社会中国妇女不仅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而且受“三重四德”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成为家庭的奴仆和生儿育女的工具,甚至成为男人的玩物。这种社会境遇,使女性完全丧失了自尊自重自立自强的心理意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妇女获得了解放。党和政府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妇女在各方面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在我国封建思想残余还存在,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现象还充斥在各个领域里。女性自身的综合素质与男性的差距还很大。特别是女性的心理素质     

中国农村的男女平等:传统与现实──来自昆山周庄镇和北京“浙江村”的报告

（一）中国的农村是一个传统十分强大的乡土社会。在封建社会中，政权、族权和神权构成了对中国农民极端严酷的统治，而对中国农村的妇女来说，除了上述压迫之外，在相当长久的时间里，还要受到夫权的束缚和压制。在封建制度存在的几千年中，中国农村的妇女和其他阶层的妇女一样，在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各个方面都处在与男子不平等的地位。她们被完全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没有继承权和财产权，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她们被要求“三从四德”，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力，婚姻上必须听从“父母之命，媒加之言”，丈夫…     

什么是祥林嫂的悲剧根源

鲁迅小说《祝福》是悲剧,主人公祥林嫂是悲剧人物,其悲剧根源,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将祥林嫂的悲剧归结于鲁四老爷,认为他是“封建政权的化身”,“杀害祥林嫂的刽子手”,好象没有他就不会产生祥林嫂的悲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封建“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扼杀祥林嫂的四把屠刀。笔者却认为,造成祥林嫂悲剧的最深厚,最直接,最现实的根源乃是作者一贯发露和攻打的国民劣根性,在《祝     

女性对男权的挑战及其失败--从明清小说看女性妒悍与男性惩妒

女性妒悍是女性对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自发反抗,是女性对男权的挑战与较量。它冲击了封建宗法的男权社会,因而引起了男权社会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联手打击。妒悍女性在"四权"打击下失败,重新陷入失语状态之中,这正是身为中国古代女性的沉重悲哀。     

从君权的式微看近代以来政治思想的大变动

封建社会的中国,是一个多权统治的国度。君权,神权,族权,对广大妇女而言还有夫权,诸权纵横交错,成为封建道德紧箍于人民头上的四根绳索。君权是最具现实的权威,从某种意义上说,神权从上加固君权,族权、夫权从下辅弼君权,而君权的强大又使另三者地位更加牢固。但是这种延续几千年的结构,在近代以来渐被打破。首先是君权的式微,随之另三权也走向了没落,从而引发了中国政治思想界的大变动。本文仅对君权式微及其影响做历史的考察和分析。     

农村少数民族女性生育权的实现障碍及对策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了公民普遍的生育权,从而使生育权由应有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但现实权利才是权利的最终归宿.农村少数民族女性对于属于人身权的生育权的享有受到诸多因素比如“族权”、“神权”、“夫权”的统治和禁锢以及自身权利意识淡薄等阻碍,有必要经由提高农村少数民族女性受教育水平、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以及明确侵犯女性生育权的法律责任并构建行之有效的调解等救济途径以促使其生育权的实现.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中国传统女性道德观述评——《女诫》《女论语》《女儿经》研究

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女性的社会地位降低了。特别是到奴隶社会后,妇女的社会地位更加低下,男尊女卑逐渐成为重要道德观念和规范,在封建社会则被进一步强化。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女性的灾难更加深重,长期遭受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及其礼教的压迫、残害,还经常被迫接受思想教化.历朝历代编写了很多女子教训书,系统地反映了传统的女性观尤其是女性道德观。对此进行分析研究,对克服旧道德观的影响,争取妇女思想解放是有益的。另外,还可以吸取其某些合理因素,以资于今天的伦理建设。     

浸润在家族传统文化中的村民自治──湖南省秀村调查

农村社区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在长期共同生活和世代繁衍中，家庭不断扩大，形成为一个由若干以姓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所组成的家族。传统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家族社会。中国的不少村庄就是以姓氏命名的。由于家族通过血缘关系将若干家庭联结在一起，并内在地产生出家族社会权力，因此这一权力一经产生，必然会深深渗透到乡村社会的治理之中。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将其称之为支配乡村社会的长者权力．在中国中部的湖南省，由于家族传统的悠远，家族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更突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族权机…     

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的舆论宣传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出版了大量的报刊,据有关方面统计,辛亥革命前后（１８９８～１９１７年）出版的各类报刊约千余种。这其中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刊物,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学、历史、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这些报刊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女性报刊。这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史、文化史、妇女运动史及报刊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本文拟对这一期间女性报刊进行研究,探寻它的起源、特点及意义。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我国广大妇女在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统治下,成了任人宰割、玩弄、摧残的对象,一直生活在社会最…     

论中国政权体系的构架与改造

一、中国政权体系的总体构造与运转 (一)政权体系的内容对政权的理解基本有三种意见:大政权概念,把政权看成国家整个上层建筑的同义词,即不但包括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而且包括执政党和其他党派组织、武装组织以及各种政治派别、群众团体组织;中政权概念,基本上把政权分成五类,即权力(立法)组织、行     

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生长情状

我在拙著《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第四编第五章中曾说，中国上古国家“是在父系家族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于是其内外关系便沿着父系家长制本身所固有的四种关系而展开。从血缘关系出发，便衍生出宗法制；从婚姻关系出发，便扩展出宗盟关系；从对非自由人的奴役出发，便矗立出庞大的奴隶制；从权力与血缘的关系出发，便展开为地缘对血缘、政权对族权的整合。”由这样四种矛盾所构成的东方国家形态，便是中国文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文学史的原生情状，必然与东方国家形态相契合，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东方国家形态有四个层次：一是国家，…     

透过爱情悲剧看妇女解放之路

本文通过对中国三种爱情悲剧:棒打鸳鸯、始乱终弃和嫦娥奔月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程度,指出妇女解放之路在于:首先必须反抗父权,争得做人的资格;其次必须反抗夫权,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最后还必须超越自我,彻底抛弃依附思想。     

由“巫”到“易”——中国上古思想嬗变的核心主题与内在逻辑

首先,“由巫到易”可被视为我们对于“中国上古思想嬗变”所做的基本理论预设,而此一基本理论预设旨在阐明中国上古思想的嬗变主要是循着中国上古农业、中国上古氏族体制与中国上古巫术此三者的交织关系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其内在逻辑则是“巫”的内在理性化而为“易”,此过程因其内在理性化而由一种主要是属于“巫”的原始信仰系统逐步演进并趋向于一种主要是属于“易”的原始观念系统,此即易学系统;其次,此种“由巫到易”的内在理性化转化直接导源于颛顼氏“绝地天通”对“巫”职能所做的规范化改革这一标志性事件,因其让神权从属于政权,这一点对后世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与中国宗教发展史进程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这一“事件”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人对待宗教信仰(鬼神)问题的基本思想倾向。再次,“由巫到易”此一内在理性化转化过程发生之深层根源实为中国先民在中国上古农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于血缘宗法与集体协作的重视以及对于神权从属于政权(王权、君权)的肯认。最后,中国上古思想之嬗变,由一种属于“巫”的信仰系统经颛顼氏“绝地天通”规范化改革而逐步演进,于殷周之际成为一种“易学系统”,此种“易学系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则进一步被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