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视角下新型大国关系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社会重要的合作路径的建构,是国际体系层面国际行为体互动的丰富和发展,为国际体系中的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选择,建构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的战略互信,以经济互动带动政治乃至其他领域的互动,加速新型国际规范的形成,维护和谐稳定的国际社会。“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杰出成果,对于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大国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与挑战,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下新型大国关系发展路径和对策选择。     

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国家至上”原则

“国家至上”,作为近代欧洲的一种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于17世纪的法国。它在法国及欧洲的实践,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大一统国际体系的瓦解和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并开启了以现实主义原则指导近代欧洲外交的传统。在理论层面,“国家至上”原则对现实主义发展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它标志着民族国家被确立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单元;它为“国家利益”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早期观念形式;它催生了近代欧洲均势外交的共识,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均势理论的发展。     

池田大作“伊甸园”中的人本教育观

池田大作是一位宗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作为虔诚的佛家弟子的他所生活的时代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与生存的危机,所以池田大作希望找到一个寄托他精神世界的“伊甸因”。其思想内核包括人格的形成,热爱生命、尊重人权的生命至上观,保护环境的自然生态观。他希望以此来拯救当今面临危机与威胁的人类命运。     

两种国际新秩序观的斗争

国际秩序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综观90年代以来各国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真正有代表性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新秩序观”。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反映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的观点。美国鼓吹的是以美国为领导,以西方富国俱乐部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国际旧秩序的不公正待遇。为此,中国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中国政府主张,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它的实质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剥削。     

基辛格的国际秩序观

基辛格不仅是２０世纪极富盛名的外交政治家,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一书中考察了维也纳体系的形成过程,提出了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基本理论模型,他认为合法性与均势的结合是稳定国际秩序的根本条件。他在其后的著述中发展并完善了这一基本理论命题。对基辛格国际秩序观的分析对于理解其外交思想及其当政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汤因比和国际政治理论

湯因比断定,当国际社会形成为若干彼此独立的地方政府时,均势便作为政治动力的一个原则在起作用。在大部分历史过程中,均势不可避免地要从政治体系中心移转到外国。最初他把国际关系的领域狭窄地说成是限于独立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后来,他改变了想法,放弃内政与外交的严格区分,认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相互渗透是常规而不是例外。迄今一直为湯因比采用的第三种概念,在性质上是两面都说到的:一种类型的国际关系是一种文明内的国际社会间关系;另一种是文明本身间的关系,这两种概念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感受。在西方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国际关系哲学思潮;一种在性质上是“理想主义”的,而在想象上是干改革运动的;另一种把政治说成是权力之无止境的争夺,湯因比把这两种思潮在自己的理论中结合起来。当他的思想反映出东西方危机在增加时,他对国际政治的研究便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他建议把世界用两国缔结协定方式暂时分成俄国与美国两个势力范围。他评述联合国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使美苏可能达成合作的一种政治机构。运用均势的第一个法则一般是根据政治权力的所有衡量标准把国家发挥权势的才能平均地压低。另一个法则是,均势政策在边缘或外国要比在政治体系中心容易有效地适用和实现。第三个法则是,实践上,均势的目的在于维持一个政治体系内的秩序和保障它成员国的独立。总之,均势是任何国家寻求保持其独立的一种外交政策的普遍工具。湯因比认为,均势没有其它显明方法可以替代,明白地说,均势在集体安全制度内外是国际政治中首要力量之一。     

“培根计划”的终结与社会技术创新

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创设的“培根计划”,经过400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日益暴露其不合理性,它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以至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风险社会”或者“灾难社会”。反思几个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技理性的“两面性”,总结“培根计划”的是非功过,创新文化观念,进而为“社会技术”走向历史前台创造条件,已经成为21世纪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脱亚”、“入亚”看日本的亚洲观

近代以来，日本的亚洲政策经历了“脱亚入欧”、“脱亚入美”、“回归亚州”三个阶段，与此同时，日本的亚洲观表现为殖民主义亚洲观、依附主义亚洲观和新亚洲主义三种形态。日本亚洲观的历史嬗变与其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并与日本向何处去这一日本民族的根本问题密切相关。它具有矛盾的两面性，既促进了日本的社会发展，也给日本及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在日本举国提倡“回归亚洲”的今天，日本能否对近代以来的亚洲观进行解剖与反省，将对日本的未来发展与亚太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秩序观的历史流变

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鉴于建立秩序的视角、目标不同,秩序观也不尽相同。新中国发展的历程有两种不同的秩序观:一是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的、追求超稳定的秩序观;二是以人为本的、追求社会和谐的、科学的稳定秩序观,即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秩序观。第二种秩序观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提出的以发展为核心的稳定秩序观,江泽民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稳定秩序观,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的稳定秩序观三个历史阶段。以人为本、和谐的稳定秩序观现已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秩序观臻于成熟。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世界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应对“全球治理之痛”而开出的“一剂良药”,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持天下为公之大道,为解决绝对贫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超越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方案;驳斥了“文明冲突论”等错误的西方思维范式;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新型交往范式,旨在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于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顺应时代前进潮流,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致力于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世界意义。     

均势和平论剖析

均势是个理论内涵丰富,实践操作复杂的国际战略,从近代以来它一直为西方政治家、战略家和外交家所推崇,因为他们相信均势能够给“自然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带来和平愿景。本文对国际国内学术界关于和平与均势的定义、特征、分类以及均势的功用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关于均势与和平互动解读的得失作一个客观性评价。     

霸权、均势与稳定——对国际秩序“霸权稳定论”评述的文献综述

＂霸权稳定论＂是分析国际秩序状态的理论,对其评述层出不穷。在＂霸权稳定论＂框架下,有单极霸权与合作霸权、霸权衰落与霸权持久的区分;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均势论和＂没有霸权的单极＂等四种其他理论范式,对其进行有意义的评述;中国学者也从国际经济领域和国际社会和平的角度进行分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自信、智慧与担当

人类历史上，很多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因为大国权力更替而往往发生战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这一“陷阱”，指出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进而在联大演讲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实质上，“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现象而非历史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集中阐释，更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平崛起开出的一剂良方，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自信、智慧与担当。     

生态秩序“二元构造”的法治化模式研究——对哈耶克社会秩序观的反思

风险社会的现代性诊断范式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已然步入高风险、多危机的生态失序和环境危机时代,回应型和反思型生态秩序的构造提上日程。传统唯理论建构主义的"一元理性"秩序构造模式过度强调人类理性,忽视了自生自发模式的内涵性延展功能。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观认为秩序的生成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人为的或建构的秩序,一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基于此,生态秩序的构造应该对唯理论建构主义进行矫正,秉承"二元构造"的秩序生成模式。由于生态秩序超现代性的特征,传统道德、习俗惯例与宗教等自发约束手段社会控制的功效减弱。因此,现时代需要运用理性发挥法律控制的基础性工具作用,在不断试错与人类理性的累积下以法治促进生态秩序的健全和发展。     

中国多极化思想与西方均势思想之辨析

中国多极化思想与西方均势思想在客观认识国际社会、重视力量对比、强调大国作用等方面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又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均势思想是西方大国之间通过结盟扩张、争夺权力、追求优势的政治游戏,只能给国际社会带来持久不断的动荡.中国多极化思想则是在全面认识国际社会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崭新理念与实践,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繁荣与发展.     

变化中的国际秩序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后,国际社会开始寻求一种方式,规范国际行为。人们曾经提出了很多建立良好国际秩序的建议和理论,这其中包含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的国际范式和联合国的“宪章”等。但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失去平衡,除霸权主义横行以外,各种变化的因素和力量骤然增加。在这些变化的关系中,大国的角逐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一种主导力量。     

多元现代性与“民主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发展逻辑

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从“政治系统”到“找回国家”、从“单一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从“宪法工程学”到“民主社会学”的理论转向。为了给非西方国家“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性提供充分的想象和探索空间,应秉持一种兼具整全性和规范性的多元现代性论说——其中,整全性和规范性分别确保了多元现代性的民族性特色和现代性底色。与此相适应的“民主社会学”主张：把政治秩序的社会情境依赖与社会共识基础结合起来,把握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把民主秩序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把握现代民主秩序的运行。由此,现代政治发展主要包括国家建设、民主建构、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等四大基本议程。     

“华夷秩序”论

本文探讨的,是自汉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华夷秩序”。这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和平、友好、积极,是“华夷”秩序的主流。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至汉代,中华与“蛮夷”之间,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此时的“华夷”秩序尚处于雏形阶段。盛唐雄强一时,文明璀璨辉煌,对周边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与吸引力,“华夷”秩序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宋代中华四大发明多在此时向外传播,“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明清两代,“华夷”秩序终于具备了清晰的外缘和日臻完善的内涵。此后国运衰微,直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帝国沦为半殖民地,这个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剖析昔日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对于今天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构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合作、进步的世界新秩序,实有必要     

透析假“绿色”之名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从实践和法律角度对绿色壁垒定位,认为绿色壁垒即是新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当前国际社会的一种特定行为规则。在国际秩序既定游戏规则下,要跨越绿色壁垒滥用对本国造成的不利,首先要读懂规则,依规则行事;其次要抓住规则体系中导致权利被滥用的法律空隙,利用规则应对冲突和维护国家权益;还要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完善国内立法,积极参与国际谈判,抵制假“绿色”之名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寻求国际秩序与国家主权的平衡。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角色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及现实践履

作为新兴负责任大国,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将自身角色定义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坚持“两个结合”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自觉和历史自觉,同时更是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并依据自身实力担当大国责任和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的切实表现。新时代中国切实践行这一角色,集中体现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以及提出并践行亚洲新安全观、核安全观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