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科举观

《镜花缘》不仅充分表现了作者李汝珍丰赡的才学和对社会现实的讽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科举观.李汝珍通过德才兼备的文士唐敖、多九公等被黜落的遭遇,说明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已不能起到甄拔人才的作用,批判了科场腐败和时文八股之弊.然而,作者并没有因科举的种种积弊以及自身对科举之路的摒弃而全盘否定科举制度,而是表达了对考官清廉、分科选才、妇女应试等理想科举的期待和构想.对于一位生活在清代科举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李汝珍“不屑章句贴括之学”而成就名山事业的文化追求是可钦可敬的,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科举所作的认识和反思,也是客观公允、难能可贵的.     

社会心态培育与社会成员精神成长的一致性分析

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精神气质的“晴雨表”和价值取向的“风向标”,是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现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精神成长是人的“心理自我”和个性的形成过程,是对“如何做人”这一终极命题的思索与实践,体现为人精神生活的丰富、精神境界的提升和内心宁静感的获得.培育良好社会心态与促进社会成员精神成长在目标、内容、手段方面具有一致性.社会价值观和信仰是社会心态和个体精神成长的核心内容.社会心态是受社会价值观念影响和决定的,社会价值观念可以内化为个体价值观念,影响和制约着个体和社会成员整体的精神成长,个体的精神成长是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基础条件.     

中西语言中的“游戏”概念比较

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将“游戏”等同于一种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或者是那些“不严肃”、“无内容”、“无意义”的活动。这恰恰是对游戏的误解,游戏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现象。本文不仅考察了中西日常语言中的“游”、“戏”以及“游戏”概念及用法,进而上升到思想层面对中西语言中的游戏精神内核进行了比较：如果说我们中国的“游”是自然性的话,那么,西方的“游戏”则试图与自然相区分,可以说是精神性的。文章最后指出,现代社会往往与真正的游戏精神背道而驰而忙于算计,时代呼唤着游戏精神的回归。     

“让游戏自己玩”:放置游戏与超级自我

放置游戏以“让游戏自己玩”的特殊游戏形态重新定义了玩家快感，创造出一个建立在算法基础上的超级自我形象。这个形象体现了以占有为逻辑内核的理性主义狂想，指向自我价值膨胀的自恋主义情结，并蕴含消除一切矛盾的支配冲动——这也就形成了玩家知情意三个层面的主体内涵。放置游戏由此成为现代社会个体生存危机的一个曲折的寓言，道出社会在“提升逻辑”下对“成功”的病态追逐，事实上，放置游戏的火爆恰与个体生存的困窘经验紧密相关：对自我的剥削已经转换为一种自在的方式进行，无法成功的困窘正在一种客体化的自在进程中自动消解。     

社会文化心态演变中的有序重组规律

从“协同学”和“耗散结构”理论审度转型期社会文化心态的运动演化 ,会发现有一种内在本质的联系 ,即社会文化心态系统内各个要素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机制 ,在与外部环境不断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的条件下 ,能够进行自组织 ,使某些要素的变化得到强化、得到抑制 ,从而改善、理顺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使之趋于有序化。社会文化心态演化发展的这种无序———重组———有序的规律性 ,称为有序重组规律。掌握这一规律 ,对加速和优化新的社会文化心态系统的建立 ,将会最有效发挥社会文化心态的正值效应。     

现实的射程：从现实模拟游戏到现实主义游戏

基于广义的符号学视域，可以认为电子游戏写实发生在写生现实表相的语义学维度与写生现实运作机制的语法学维度。以上述二分法为前提，本文考察了现实模拟游戏与现实主义游戏写实的问题。现实模拟游戏从整体上写实，但它制造的“现实感”只是以有限的“游戏现实”模拟无限的自然与社会现实后生发出的虚假经验。现实主义游戏调用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它不仅写生主客观的现实，更强调对现实的政治性介入，但由于游戏性与现实批判性之间未能调和的分歧，其介入的效果常受质疑。有鉴于此，我国游戏业亟需探索合理的现实主义游戏表达方案。     

论短信写手的创作心态

短信写手在进行短信创作时,最初大多是抱着一种游戏的心态.此种游戏不仅仅是文字技巧与形式的表面揉搓,更含有精神上的游戏、嘲弄,是一种审美的游戏,一种摆脱了强迫、物质需要与社会束缚、支配的自由活动,是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自由活动,浸润着人生的谐趣与语言的韵律之味.但短信文学从诞生起,就暗含与商业合谋,希望凭短信赚钱、梦想一夜成名,亦是短信写手最显明的心态.利润与虚荣的蛊惑导致短信文学商品化运作过激,写手创作心态失衡.任何一种文字的目的性过强,都将摧毁其作为文学文本的可能性,最终沦为文字生产.     

“天命流转”的完美逻辑与道德心态——传统中国“命运”信念的社会学阐释

“天命”构想作为中华传统神圣信念之一，象征着经由“天—命”流转而被解释为传统国运与个体人命的变迁机制，促成中国人以正命、随命和遭命三种方式验证天命人心的道德流品。这种“天命、道德、命运”信念的基本内容，根源于“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周公定律”,内含天即人、德即天、心即理的完美逻辑，呈现为以“正命”或“命正论”为楷模的道德流动范畴，以德成天运的国命和人命的方式，转成“知识、实践和行为”为特质的道德心态，继而拓展为天人同德、上行下效的科举选官制度和家国运作机制，并对当下社会的价值秩序与道德心态产生影响。     

转型期社会文化心态变迁机制

中国社会转型期 ,引起社会文化心态变迁机制是多重因素的复合体。其中 ,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系列变化 ,是社会文化心态变迁的直接动因 ;社会文化环境由传统向现代的“位移” ,是社会文化心态变迁的深层文化机制 ;当代信息传播系统化、全球化、信息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速率快捷化等信息传播氛围的急速变革是社会文化心态变迁的加速机制。正是由三大机制因素的“合力”推动 ,使得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文化心态意识在真实意义上由传统向现代演变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对话

中西对“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探讨,且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但两者毕竟植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现在中西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不同的话语体系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便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一）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的“游戏说”而言,应当淡化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提倡人物融合的诗化之境;而对于中国的“游”而言,既要引入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重蹈西方文化的覆辙,真正的道路或许便是于中西思想的边界处的冒险。（二）审美心态,海德格尔的“诗化之思”或许为中西“游”和“游戏说”之审美心态的融合和对话提供了某些指引。（三）语言,自从“语言转向”以来,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不再是那种表象一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而成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观,这似乎与我们中国的“道言”观有着某种契合之处。     

消费社会中的“闲逛者”——解读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的一重视角形象

波德里亚从符号消费的角度考察了消费社会中的“闲逛者”形象。“闲逛者”在对商品的个性化外观符号、地位象征符号以及环境符号的消费中，参与到社会的编码价值生产系统中去。“闲逛者”的“看”，有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从心理类别来看属于消费欲望驱使下的“游戏式好奇心”。波德里亚用“神话”来评价消费社会幸福观的虚幻性质：“闲逛者”在消费过程中实现的自我并不是本真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责任的关系，而是肤浅的好奇的关系。     

审美与人的感性生存——试论席勒的“游戏说”

审美与人的感性生存——试论席勒的“游戏说”尤战生席勒在他的《美育书简》中提出了“游戏”的概念，可以说，游戏概念是席勒美育理论的核心，也是支撑他的美学体系的中心支柱。抽离了游戏概念，不论他的美育理论、艺术理论、崇高论都将坍塌。因此，“游戏说”是席勒理论...     

“食仇母题”：中西方复仇故事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     

死亡游戏之殇:青少年新型网络自杀行为探究——基于“蓝鲸”事件的考察

“蓝鲸”死亡游戏是一种新型的网络自杀游戏,严重威胁着青少年的生命安全。通过塑造独特的死亡审美,“蓝鲸”聚集了有自杀意向的人群,通过理性的游戏设计帮助玩家逐步克服死亡恐惧,实施自杀行为,游戏模式的网络化传播使得“蓝鲸”得以在全球扩散。现代社会的个体化、理性化、技术化特征,既是网络自杀行为得以形成、实施和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青少年网络自杀的深层动因：个体化时代的信仰危机,让青少年感觉到孤独与虚无;“园艺文化”影响下对青少年理性化的培育和“裁剪”,压抑了其生的本能并唤起了其死的本能;技术异化与道德盲视折射出技术进步的社会风险。控制和预防青少年的网络自杀行为,要加强集体教育,克服社会信仰危机;引导个性发展,发展学校社会工作;规范技术使用,重视网络道德建设。     

试论当代大学生如何化解就业难问题

当代大学生就业难，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不能满足高科技岗位的需求；企业招不到合适的毕业生。毕业生就业心态、社会经济结构失调以及社会就业环境的影响，加剧了就业竞争，给毕业生造成了极大的就业压力。如何化解，还需调整心态、转变观念、认清时势、做好职业规划、“修学储能”、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勇挑重担，砥砺成才。     

《小新娘》:对"畸形建构"的反思与解读

王安忆近期短篇小说《小新娘》中的“小新娘”是个从小就盼着披婚纱、当“新娘”、来不及地要长大的小女孩儿。影楼橱窗里那一张张花团锦簇、美丽漂亮的婚纱照片使她想入非非 ,小小年纪就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婚姻”。本文就此现象进行分析 ,认为这种看似“正常”实则“畸形”的心态是家庭、学校、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建构”的结果。小说对这一现象和心态的描绘与剖析 ,反映了作者独到的见解与睿智。     

汉代诗歌与汉代人心态探究

汉代是文学走向自觉时代的前夜，文学开始从经史子学的附庸地位中获得解放，文学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与加强。诗学也逐步摆脱了传统诗教“温柔敦厚”的检桔，突破“大一统”的群体社会功用的束缚，大胆抒发个人命运和优世愤俗之情。这一切为我们从汉代诗歌中一窥汉代人心态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从汉代诗歌我们可以看出，两汉人们的心态，正是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的相互作用下，由共性的、凝固的同质结构向共性与个性并重的流动的多面异质结构嬗变。西汉的全部历史是覆盖在“大一统”的政治基调内的。西汉的一切思想文化、文学艺术…     

论李商隐诗歌中的“殉道”精神及审美特征

处于晚唐时期的李商隐,同当时绝大多数诗人的群体性心态一样,对现实抱有狂澜难挽、事不可为的绝望心态;但与众多晚唐诗人迥异的是,李商隐并没有避开灾难重重的末代社会,并没有放弃自己人生理想的追求,他的作品中始终贯彻着一种“殉道”精神。李商隐的“殉道者”心态,使他的诗歌带有一种迥异于众的审美特征,即所谓感伤美、残缺美、朦胧美等     

迥异、变迁与赓续：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心态及行为(1949—1957)

在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演进发展历程中，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予以实施，大体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三部曲，农民对此呈现出多阶段、多阶层、多维度的心态与行为逻辑变化，并成为这场运动的主体。这一过程中，农民的传统思维惯行受到一定冲击，合作化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与合作化后的农民心态与行为也呈现了迥异、变迁与赓续的发展轨迹，并与合作化进程紧密呼应。在国家政策与农民心态的博弈互动与碰撞中，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模式得以重塑，农民的心态与行为变化亦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农民互动，从某种程度上映射出集体化时期乡村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     

“后设伦理”如何可能——电子角色扮演游戏中的伦理与历史

栖居于世,人们总会被分配到角色。在电子角色扮演游戏中,社会分工及社会伦理仍然存在,甚至成为卖点。社会分工、生产或成为更好的自我与游戏似乎关联不大,但为什么这些要素能被“收编”,并成为游戏体验的关键?从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的角度来看,游戏是另一维的现实,其中的后设伦理是现实的延伸。从联机/单机角色扮演游戏的角度来看,后设伦理通过拟态来遮蔽其四维本性,模拟三维时空的变化与发展;通过戏仿加强现实伦理的正反馈,“豁免”其中的负反馈,或是通过刻意剥夺玩家的“豁免”权来对玩家进行询唤。在这三重两类意义上,可以理解游戏中后设伦理的必要性。由此进一步反观现实,意识到“化性起伪”“必也正名”以及“史笔”的力量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