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传衍述论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理学金华学派、湖湘学派、闽学与心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吕祖谦、张栻、朱熹与陆九渊的主要学术创见及其活动都是在乾淳之际完成或开始的。相对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是乾道、淳熙之时理学获得重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具备着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流派双重本质的理学在经历“元祐党禁”与“绍兴学禁”后的一次再生。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儒家学派,理学得以从学术思想层面发挥和阐扬儒家义理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客观上为最后获得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学在南宋宁宗朝的境遇

理学的兴起 ,直接关系到当时士大夫阶层的权力再分配 ,拥护者将其推崇为圣贤之学 ,反对者称其矫揉造作 ,沽名钓誉 ,纯属“伪学” ,士林中主理学与反理学两种势力在宁宗时的争斗已臻于白热化的程度 ,韩胄利用取得的政治权力为消弥理学在朝野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 ,积极支持自己的亲信及对理学不满的臣僚对理学家大加政治报复 ,酿成两宋历史上第二次政治文化大清剿。其原因不外二端 ,一是理学的那种绝对不宽容性 ,容易遭受对手的打压 ,二是最高统治者对统治思想的抉择是相当慎重的 ,他们对思想领域中的新东西 ,往往有一种不信任感和恐惧感。因此在发生以争权夺利为实质的人事纠纷时 ,就自然出现统治者和在野思想家之间的对立。     

论南宋理学分化与“宋调”变异式微

在中国文学史上 ,宋诗之所以确立与唐诗并峙的地位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构建了重“理”特质。考察以重理为核心的宋诗本质特征的形成过程 ,即清晰地表现出与作为宋学核心体现的理学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关联。南宋后期 ,宋诗的重理特征发生变异 ,诗坛出现向唐诗重情范型总体回归的倾向 ,“宋调”至此而趋向式微。理学事功派学者本身多为文士 ,他们以反对深受理学影响的江西诗派为契机 ,倡言晚唐风韵 ,在实践上推进了“宋调”式微的创作进程 ;理学正统派在“心”与“理”的对立中使“情”得以高扬 ,从而在观念上促进了“宋调”式微的理论进程。由理学分化与“宋调”式微的各自进程 ,可以见出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实际上存在着的一体化关系     

王学、洛学之消长与南宋理学的开始

理学的颠峰成于南宋的朱熹 ,但南宋理学的开始 ,却是在厄运中实现的。思想的理论意义与历史价值最终决定于自身的内容 ,但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却左右着思想的沉浮。本文试将王学、洛学之消长与南宋理学的开始联系在一起作一梳理 ,不仅希望由此展示理学演进的真相 ,而且更希望藉此凸现思想与现实环境的互动关系 ,从而引为今日思想建设的借鉴     

南宋前期理学兴盛与诗歌中兴的关联性探析

宋室南渡到孝宗时期 ,理学的发展呈现兴盛势头 ,宋诗也于这一时期走出了北南宋之交几无大家的相对萧条局面 ,迎来了它的中兴时期。南宋前期理学兴盛与诗歌中兴局面的同步出现 ,有其内在的关联性 ,理学家普遍具有的较高的文学素养、理学思想对文学观念的渗透及理学家与文学家在某些方面的相契合 ,是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太谷学派的理学特性论析

太谷学派是清朝嘉道年间在长江下游地区出现的民间儒学流派。它接受了宋明理学的道统意识和道统谱系,并延续了理学的人文语境、诠释文本和核心话题,保持了理学的思想旨归和话语系统。其圣功之学也与理学功夫论一样,都是学者通过修身养性而超凡入圣的功夫,二者具有同质性。这使得太谷学派呈现出明显的理学特性,成为理学思潮民间化的一种模式。     

南宋林希逸的理学思想

宋儒林希逸的理学思想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笔者研究林氏的《鬳斋庄子口义》以及其晚年诗文集,逐步认识到林希逸是南宋理学家中一个有特色的人物.林氏思想集中于由内在进路体认天理,并且倡导开放的文化观,其基本内涵可以界定为:即心悟理、三教归一、归于自得.这是南宋理学发展中朱、陆之外的另一种思路.厘清这条思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南宋理学的内部形态.     

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富民强国思想

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学者们,本着重事功、讲实际的思想,立足现实,针砭时弊,反对“抑末厚本”,主张“农商并重”,鼓励发展农业和商业,鼓吹富人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中的作用,提倡保护富人,倡导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呼吁施行有利于百姓利益的种种措施,从而实现藏富于民,最后达到民富而国强、国家中兴统一的目的。他们的思想主张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适应南宋两浙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至今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论宋代理学教育传播的特征

宋代理学家面对社会历史的变革与其他学术派别的挑战,在认真总结各家之长,完善学术体系的同时,注重通过教育讲学传播自身学派的思想。理学大儒们在传播中选取一些重点内容来突出学派特点,并便于学者领悟理学宗旨。这其中主要包括理学继孔孟绝学的道统论、以"天理"为中心的思想体系论、以"四书"治经的为学次序论、以"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论等。这些传播内容的反复宣讲,达到了抬高理学学术地位、扩大其教育传播范围的目的,对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论宋代理学教育传播的主要信息

宋代理学家面对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其它学术派别的挑战,在认真总结各家之长,完善学术体系的同时,注重通过教育讲学传播自身学派的思想.理学大儒们在传播中选取一些重点信息来突出学派特点,并便于学者领悟理学宗旨.这其中主要包括:理学继孔孟绝学的道统论、以"天理"为中心的思想体系论、以"四书"治经的为学次序论、以"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论等.这些传播信息的反复宣讲,达到了抬高理学学术地位、扩大其教育传播范围的目的,对南宋后期程朱理学"官学"地位的确立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论理学对南宋后期辞赋文学精神的规范与重塑

文学精神是文学于哲学思想层面诸多意义的集中呈现。在南宋后期理学一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精神的基本问题是理学以何种方式对文学进行规范与重塑,并以何种形式在文学中展示出来。人生之本然,是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但当时的辞赋创作,对生存意义思考的热情大大下降,此期人文精神的核心体现在个人道德人格的臻于纯粹。当时的抒情言志赋热衷于是,深于忧患的人文情怀被道德自足代替了,文学中的乡居描写也为理学的齐家观念所重塑,重在描绘其乡土情韵,更具生活气息,更具醇厚之美。南宋后期理学家的治平理想是构建一个超稳定、超和谐的封闭社会,因此,对家国的忧患意识逐渐淡出辞赋,代之以对风俗醇厚的社会图景的憧憬与描绘。     

从对立走向融会——论南宋中后期理学诗学观念的嬗变

南宋中后期是宋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理学与文学关系经过不断调整而渐趋融合的时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学官学地位的凝定,北宋所呈现的"文学家不讲所谓心性之学,理学家多不工文"的激烈对抗模式,逐渐演化为南宋"学问固为大本,而文章亦不得为末技"的较为通脱的文学观念。南宋后期理学和文学的融合成为一种大势所趋,而这一融合,一方面体现为理学因自身已经掌握话语权而主动有选择性地吸收对自己有用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文学家为了自身的生存空间而被迫改变诗学观念以适应现实。无论主动或被动,文学观念嬗变的结果客观上都对宋季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宋元之际的理学诗风及其反拨

理学诗风是宋诗创作中的一种风气,但很难被称作是一个诗派。理学诗风可以溯源至邵雍《击壤集》,但是对于理学诗风真正起极大推动作用的仍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尤其是其《斋居感兴二十首》之被后学极大推崇和模仿。然而,在理学诗风盛行的时代,已起反拨的声音,其中尤以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诋诃最多,理论建树也最大,代表人物如刘克庄、戴表元、舒岳祥等,无论理论还是创作上,对于宋元之际诗坛都有更大的影响。到元代,以吴澄为代表,则朱熹理学内部也出现了折中拨正的言论。     

理学转向及其意义管窥——论两宋至明中叶理学的逻辑发展

明中叶以来,理学发生了转向。其“理气”论从理主气从、理本气末、理先气后转向气为本;其“格物”论的伦理意涵逐渐弱化,而表现出重视科学探索、习行致用、实事实功的倾向;其心性论由扬性抑气、化情从性、以道心宰制人心向自然人性论发展。气论、格物论、心性论的转向体现了理学从超越追求到现实关怀、从修身到经世、从崇德到重情的转向,因而使社会思想得到了启蒙和解放。     

朱熹童蒙文献的理学传播意义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结撰的数篇童蒙文献,在其理学思想的建构与传播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编撰是程朱理学体系文本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提供了理学的规范读本,摆脱了理学家思想言论散见于书信、语录、文集之弊,十分方便人们对理学的学习,有效地发挥了理学传播的功能。朱熹的童蒙文献化繁难的理学思辨为简明的诗句,将深奥的理学内容分解为朗朗上口的诗句形式教育学生,增强了记忆性和流传性。作为理学启蒙读本,朱熹的童蒙文献不惟适合儿童,而且适合于各种年龄层次文化水平低的广大民众,加强了其理学传播的广泛性。朱熹的童蒙读本理学色彩浓郁,对儿童成长熏陶甚著,加重了其理学传播的深刻性。朱熹童蒙文献对宋代及后世理学类童蒙读本的撰修影响颇大,增强了其理学传播的深远性。     

书院的产生与南宋书院的发展

书院的产生与南宋书院的发展周群华，萧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一种教育机构，它不同于一般私学，更不同于官学，从宋初到清末一千年间，书院时兴时废，在不同时期，其情况和特点也不同，它是时代的产物，对中国古代教育发展曾起过很大的作用。然而，书院是如何产生？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