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农民工子女人文关怀与心理健康现状分析

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题,是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而形成的一种伴生性问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健康的发展状况不仅对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以及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随迁子女心理问题的现状分析,可以为增强随迁子女的人文关怀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和政策建议。     

媒体语境中的农民工子女——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中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大幅增加。近年来,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生存状况、心理健康日益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媒体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与报道,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重庆媒体中对农民工子女的新闻报道进行定量和内容分析,概括了当前报纸对农民工子女生存现状报道的不足,并对农民工子女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分析

基于新迁移经济理论,本文构建了子女随迁、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全国5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随迁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城市消费,其中,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在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并通过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从农民工消费结构看,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生存型消费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促进农民工发展型及享受型消费,有利于推动农民工城市消费升级.     

社会支持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满意度:自我认知的中介作用

选取积极心理学视角,以农民工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探究社会支持、自我认知、自我评价对其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支持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相关。(2)自我认知在社会支持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活满意度中起中介作用,即社会支持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生活满意度影响路径有两条,一是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二是通过自我认知间接影响其生活满意度。但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影响是主要路径,通过结果分析从构建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角度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结构与现状——基于厦门、长沙与贵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从城市融入的结构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由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因子构成;从城市融入的现状来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其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而从城市融入的进程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在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维度上存在递减关系,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强烈地融入城市的主观期望与其客观融入"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流动还是留守: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选择性 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要解决留守儿童离开父母成长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最重要的是提供有利条件让流动人口子女跟随父母迁移。要进一步为留守儿童提供保护和保障措施,就要依据迁移规律首先了解什么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因此,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选择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政府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度量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的选择性,发现流动人口自身能否提供子女的物质保障是其决策的最重要因素,另外,流动人口的迁移状况和职业性质也会影响其子女随迁。进一步依据中国人民大学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用logistic回归模型阐述儿童自身特征、父母社会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和社会身份背景等影响因素的作用,研究发现,母亲是否外出、父母外出时间、儿童就学难易程度、住房条件、生活成本是流动人口子女是否随迁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西南地区跨区随迁子女的语言使用与语言适应

跨区随迁子女的语言使用总伴随着语言适应而发生.以成都、重庆两地跨语言区随迁子女的语言调查数据为基础,对西南地区跨区随迁子女的语言使用与适应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该地区跨区随迁子女在语言能力上虽然单语或单言仍占主导,但是双语或多语交叉混用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语言使用上无论场合正式与否,普通话都已成为主流语言,家乡方言受交流对象的限制一般用于家庭及与同乡同学的交流之中,西南官话也逐渐在日常交流中使用;在语言适应期上普通话明显优于西南官话.性别、迁移时间等则是影响跨区随迁子女语言使用与适应的重要因素,并在统计学上呈现显著性.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亲子关系现状调查研究——基于通辽市KL学校为例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党和政府高度关心的问题,解决好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环节。本文应用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2021年4—12月进入通辽市KL小学,以蒙古族进城务工人员(以下简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亲子关系现状进行深入研究,从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对随迁子女亲子关系的困境及成因进行深入剖析,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亲子关系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利于保持和睦的家庭氛围,使其避免生态系统环境造成消极的影响导致对个体产生消极的后果。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社会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分析

教育隔离主要表现为学校隔离,在不同性质的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之间就处于一种空间隔离的状态。调查发现,学校作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社会化的主要场域,不同类型的学校蕴含了随迁子女与本地学生的不同社会交往逻辑。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发展同伴关系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局限,在民办学校就读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接触的大部分是相同身份的同学,与本地的学生几乎处于隔离的状态,对他们的社会融入感产生了负向影响。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社会融入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其社会融入感不仅具有代际传承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未成年子女成长帮扶机制调查研究

做好外来务工人员随迁未成年子女成长帮扶工作对促进社会稳定、保障企业发展和维护外来务工人员随迁未成年子女权益具有重要作用,是帮助外来务工人员随迁未成年子女融入社会的重要举措。受政策、体制、文化等因素影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未成年子女在学业适应、心理适应和融入适应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为此,应通过制度保障与社会行动相结合、社区组织与社会组织相结合,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构建政府、用工企业、社区、学校、家庭五位一体的帮扶体系,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未成年子女的成长保驾护航。     

基于民工随迁子女内生需要的社会支持策略研究

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有着对美好教育的向往和期盼,对他们多元化发展需要的满足,是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合高质量的体现之一。基于他们的内生需要,提出促进民工随迁子女发展的社会支持策略,旨在增强他们主动参与社会融合的内生动力。     

农民工随迁子女初中后教育选择研究

基于对南京市一所接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公办学校的调查,发现随迁子女对自身未来的预期较低,他们大部分最终进入职校继续读书,读高中的比例非常少。这种教育选择是一个多方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首先,国家的"双轨制"赋予了职校与高中不同的寓意;其次,由于随迁子女家长在经济资源和知识库存上的缺乏,使得他们即使对孩子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却无法转化为有效的督促和帮助;第三,教育部门仅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而非升学问题,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采取"区别教育"(即集中于他们随迁子女的身份)而非"融合教育"。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于随迁子女,使他们最终选择职校,而他们自身也会主动地合理化这种选择。因此,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成就低预期的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个人"自我选择",更应该从制度层面思考"结构选择"。     

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研究———基于改进后的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

已有农民工随迁子女研究集中于学校教育这一场域内部,而尚未涉及已迈进劳动力市场的随迁子女。通过对南京“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已工作的随迁子女的社会经济状况好于无随迁经历的农民工,但是同城市居民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使用改进后的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 解方法,进一步探讨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户籍身份歧视对这一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 资本的差异是形成二者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户籍身份歧视和社会资本差异。     

随迁子女异地升学政策的冲突与建议

解决随迁子女异地升学问题已经进入政策视域,但受政策制定条件的限制,政策制定前提与政策价值选择之间仍然存在冲突,这将影响随迁子女异地升学问题的解决。对此,需要从保障随迁子女受教育权的视角审视教育政策及其制定过程。同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教育政策质量,促进教育政策目标的达成。     

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化成长的对策研究

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化,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子女自身成长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且关系到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本文从加强家庭教育、完善学校教育和提高社会认同等角度,提出了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化成长的对策。     

西南地区跨区随迁子女的语言使用分析

以西南地区跨区随迁子女语言使用情况为基础，选择四川话、家乡话、普通话作为考察目标，西南地区跨区随迁子女为考 察对象，对家庭情况、语言习得、家庭语言、社交语言等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其语言使用规律即为以使用普通话为主，四川话与 家乡话为辅，四川话随着迁入时间的增加，使用程度越来越高。调查结果显示，影响随迁子女语言使用的因素复杂且多样，根 据调查结果得出影响跨区随迁子女的语言使用主要有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日常语言使用、照看人、离家时间以及性别等因素。     

山西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状况调查与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一部分进城务工子女也跟随父母进入城镇生活,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情况也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     

掣肘与鼓励: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合机制研究

在我国积极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同时,城乡流动人口实现城市社会融合仍有困难。利用2007年的调查数据,本文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机制做了分析。本研究区分了社会融合状况和融合意愿,并比较了其中差异。发现,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意愿高于融合状况,社会融合状况受客观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而社会融合意愿则受主观环境因素影响较大。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因素仍是阻碍社会融合的首因,必须加快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研究还发现,学校场景的社会融合作用在弱化,启示研究者要将视野扩展至随迁子女的家庭和社区生活。     

当年“小八路”，今日辅导员

锦州市凌河区紫荆街道五里社区88岁军休老战土、当年的“小八路”、街道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庭毕关注、关心、关爱社区随迁子女，在育英小学协助下自费创办校园“随迁子女之家”，自愿担任校外辅导员。他积极组织孩子们在课余时间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使随迁子女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健康快乐地成长。当年“小八路”，今日辅导员，受到人们的称赞与热捧。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语言应用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近年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语言应用与训练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语言应用面临如下现状:自身受方言影响根深蒂固,语言习惯差;学校对推广普通话重视不够,教师的普通话水平有待提高;家庭语言培养环境缺失;社会语言环境欠佳,说普通话的氛围不浓等。为此,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应多方参与,形成教育合力,创造条件,加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度;提高认识,加大推广普通话的力度;主动与孩子加强交流;营造良好的普通话交际氛围等。分析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语言应用面临的现状,积极探求他们语言应用能力培养的有效策略,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