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说新议

《史记·孔子世家》首先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其说在汉魏六朝以前无疑问,到唐代孔颖达首先提出异议。嗣后,主删诗说与非删诗说便成为孔子与《诗经》研究中的聚讼之一,对先秦典籍中诗的流传与使用以及古代的所谓“采诗”、“献诗”之说进行分析,考察孔子与诗的关系,可知司马迁所言的“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这个“三千”是概略言诗歌之多,不是指孔子之世有现成的诗三千。非删诗说和主删诗说的错误都在于此。     

王念孙勘正段氏《说文解字注》辨正(三篇)

王念孙每于《读书杂志》《广雅疏证》随文刊正段玉裁《说文注》之疏失,其更出《王氏段注签记》专事补弊救偏,实足弼成于段书。惜王氏立辞过简,意多未尽。兹文考辨其中三事:其一,段氏"鸢""鹇""弋"牵混为一,失之;王氏谓"与专切"之"鸢"本从"戈"作,经传"鸣弋"自非"鸣鸢",得之。然王氏改篆从隶,固不可取。其二,段氏径删《说文》"骘"下"读若郅"三字,王氏云其非,未足具论。今考段氏致误之缘由,殆其未明职、质二部古音相通也。其三,段氏以"幵"声之字皆隶真部,王氏非之,惜言之未详。今验之古韵谐声,知"幵"声字古音分隶元、耕、脂、支诸部。     

论明州本《文选》李善注的减注

明州本<文选>是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居后的六家本系统,编纂上有明显的重五臣倾向.在二家注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多为对李善注的删略.李善注的删略有些部分以校语"善同五臣某注"的形式"明删",有些部分则是不做任何说明、径直删去的"暗删".被删略的李善注,与保存的五臣注都有所差别,个别地方的注文甚至差异较大.明州本进一步增强了秀州本的删注体例,有些地方已经超出了这种体例本身的范围.     

读《诗》柿札

《诗·邶风·静女》是一首脍炙人口、千古争唱的优美情诗。诗虽三章、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先说第一章,“静女其姝”句,便诸说有异。“静”应是“竫”的假意。但《说文》又云:“静,采也。从青争声。”段注引《考工记》云:“言画绘之事”;“分布五色,疏密有章,则虽绚烂之极而无淟涊不鲜,是曰静。”又《说文》云:青,东方色也。”所以“静“在此专指姑娘的容色,而非指气度。至于“姝”,《说文》云:“姝,     

《说文解字》中的"邗"字新释

"邗"为古国名,《说文》收入邑部,许慎对其字义、读音等进行了说明。考之《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许慎依据汉代行政区划对古邗国地理位置的说解存在问题。清代的"说文四大家"在解读《说文》时均未发现这一问题。清人在释"邗"字时,不仅未能理解许慎本义,而且有偷换概念之嫌,即以"邗沟"或"邗城"替换许慎所言"邗国"。     

再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视域下的《诗》本生成

"诗"在先秦历经"寺人之言""持人性情""抒情言志"等内涵变迁,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与孔子所言"诗三百"在内涵与外延上有一定差异。在《诗》的历时性流传与结集过程中,分离于乐官系统之外的国子教育已将其经典化为不同于歌、谣、谚且具有儆诫内涵的"德义之府"。周王官及大师对贵族诗作及采献之诗加以修正,包括韵律审定、语言雅化、内容改造等,形成了统一文本及各诸侯国之间赋诗应答的文化基础。孔子之前,不仅学在官府,典籍亦为史官专有,孔子不具"删诗"之客观条件,孔子对周文化极为推崇,也不具对《周颂》十去其九的主观意图。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非孔子"删诗"之证,孔子仅校勘整理了通行《诗》本并据此授徒讲学,因此孔子"选诗"这一表达更为恰当。"孔子删诗"说的形成缘于汉儒对孔子文化地位的认同心理与自身传承经典文化的使命感。     

向雷锋学习什么?——读《还原真实雷锋……》存疑

今年2月28日,《燕赵都市报》刊发一篇时评:《还原真实雷锋,偶像没有黄昏》。(王石川文,以下简称川文)川文首先指出,雷锋当公务员时"喜欢拍照片、发表文章",当工人时"穿皮夹克戴手表",当兵时学习《毛泽东选集》,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尚"青年。接下来笔锋一转,开始晾晒"雷锋不是道德完人"的"缺点"和"毛病"——"年少轻狂,有虚荣心","爱炫耀","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到厨房拿吃的"等等,说"这是真实的雷锋",声称"还原真实雷锋","雷锋精神才更有感染力,     

李贽“童心说”道家思想解读

"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的核心,且有着丰富和复杂的思想渊源。李贽兼取儒、释、道各家又能融会贯通,其中心学、禅宗和道家是李贽思想尤其是"童心说"最重要的来源。李贽"童心说"思想受到了道家"婴儿说"、"自然说"、"自然人性"等思想的影响。通过对"童心"与"婴儿纯朴之心"、"出自童心之言"与"自然发出之言"、"出自童心之文"与"至真至性至情之文"的比较和分析,进一步揭示出"童心说"受道家思想影响之所在。     

黎简诗集手稿及其自删诗辑录

钱仲联先生称之"在乾嘉时殆可独步岭南"之诗人黎简,其诗作向为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重视,近年出版有梁守中先生辑校本<五百四峰堂诗抄>,然未得见黎简诗集手稿,故未能将其自删诗辑入.文章将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所发现的黎简诗集手稿中自删诗19首辑出发表,以补缺憾;同时从作者与读者的不同角度对删诗动机及所删诗的价值做了简略的分析讨论,认为从作者的角度来分析,黎简删诗直接动机是求善求美,也不排除随性所至,而从读者的角度去研赏,这些所删之诗多与刊出之诗有同等的价值.     

一部具有学术创新性的说文学史专著──评黎千驹《说文学专题研究》

"说文学"与"尔雅学"、"广韵学"鼎足而三,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中的显学,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说文学"再度繁荣和辉煌,相关专著近百种,研究视域不断扩展创新:从《说文》总体研究、部首研究、六书研究、声韵研究、词义研究、注疏研究拓展到《说文》与古文字研究、《说文》方法论研究、《说文》的文化学视角研究等,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的进展;在"说文学"资料汇编方面,董莲池主编《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网古罗今、嘉惠学林;在"说文学"学术研究史方面,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体系完备、论述简赅;而黎千驹先生的《说文学专题研究》则是一部贯通古今、史论结合的力作。     

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

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到宋代形成学术讨论的焦点。结合司马迁提出这个问题的学术思想背景及其观点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在他父亲说法基础上提出孔子删《诗》说的,是他父亲观点的发展,是一种附会的说法。司马迁认为孔子删述六经是承传先王道统,是为后代立法的盛举,自己的修撰史书也是同类性质的行为。他提出这一观点,目的是为修撰《史记》寻找理论依据。     

明中期文学复古运动中的"别支"——祝允明六朝论与六朝文风

在明中期前七子文复秦汉说风靡的背景下,祝允明从与经文的源流关系和经文文质对举、风格兼备的角度对六朝文予以了充分的辩护,提出"文之本体"的概念;其文统观对六朝论的阐述表现出对传统悬绝汉魏高古、指斥陈隋绮靡做法的反感,反之以平览十代和否定四家六家说的开放、多元精神,将备受质疑的六朝文纳入了复古的统绪之中;又以创作实践展示出对六朝文风的偏爱;在前七子派有限容纳六朝文、反"靡丽"说意义向度的对比下,其晚年对六朝文的极力推崇显得有别时流,并具有特殊的意义.     

《说文》同源词系联法初探——以《说文》中含“空虚”意象的同源词系联为例

《说文解字》是一部依据字形而编排的字书。以形编排体例的背后亦有声音之联系。在对《说文》中以"康"为声符的形声字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双声、同训、互训途径将《说文》中含"空虚"之意字进行简单地系联。且从音韵角度证其声韵相同或相近。使得我们对《说文》中含"空虚"之意字有更清晰的认识,也使得我们对于同源词的系联方法有一定的认识与探索。     

古文字歧读释例

最早对古文字歧读现象进行理论说明的是章太炎,汤炳正对《说文》歧读字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参照汤炳正的分类,战国简帛中的歧读字有义同歧读、义近歧读、义异歧读、声符歧读等。文字异形是导致战国文字多歧读的重要原因。     

《说文解字》编排原则之新思考

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文字所从之"类"(后世称为"部首")编排的字书,是文字学和文献语言学的开山之作,在中国文字学、语言学和辞书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此形成了我国的"说文学"。前辈学者认为,《说文》全书仅仅采用了"据形系联"一种编排原则。据我们研究,整部《说文》包含着两种编排原则,即"据形系联"与"据声系联"。"据形系联"属于主体的、显明的编排原则,而"据声系联"则属于补充的、暗隐的编排原则。本文旨在揭示"据形系联"与"据声系联"两种编排原则在《说文》中的运用及其对后世辞书编撰、"右文"说的影响。     

段玉裁古音学浅说

段玉裁分古韵十七部,"支"脂"之"三分、"真"文"分立、"尤"侯"分立,是其重大贡献。他提出了"本音说"、"合韵说"、"同入说"、"变迁说"等,对古今语音内部的发展规律作了深层的探索。段氏第一个系统地把古诗押韵和文字的谐声系统结合起来进行上古音研究,他能以发展的观点看待语音的历史,为古音学研究开启了比较科学的研究思想和方法。     

许慎《说文解字》部首排列系联方式新探

<说文解字·序>中"其建首也……"这段话是理解<说文>540部首排列系联方式的重要钤键.空间展开的据形系联是<说文>部首排列的表层规则,而在540部首的排列次序的深层结构中意联起主导作用;同时,部首的排列次序还体现了其深刻的哲学思想.     

朱子《中庸辑略》芟节石《中庸集解》原本条目考

<中庸辑略>系朱子删定石(敦山)<中庸集解>而成,原本辑录的十先生<中庸>说被芟节多达134条,比例几近30%.经此"再造"的版本异同,固已不同于一般而论的版本文字差异,而宜视作删订者的主观故意行为.本文采用文献考证、数量统计等方法,结合整体考察和个案分析,揭示朱子芟节的"义例"及其潜在的诠释意图,并将此置于朱子学术思想的发展环节来试作讨论.     

《说文》“■”字考辨——兼谈“■”“觕”“麤”“粗”的音义关系

《说文》"■"字不应认为是从角爿声的形声字,而是从角从爿的会意字,其读音不应当是士角切或士岳反,而是读同"觕"。"■"与"觕"二者是正、俗异体字关系。《说文》"■"字头下解说中的"读若粗■"当作"读若麤觕"。"觕"与"麤"读音不同,在粗疏、粗略义上是同义词。"粗"是后起俗字,其一个读音与"觕"相同,在粗疏、粗略义上二者也是同义词。     

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

古之学者淡化名利,今之学者有追逐名利的崇名之风;古之学者治学"文无定法",今之学者以论文为主(专著实际上是扩大了的论文);古之学者治学突出"简易"二字,今之学者治学倾向是"增"而不是"删";古之学者治学具有通俗化的特点,今之学者的思想却日益学究化;古之学者治学既重文字也重口语,今之学者的治学活动重书写语言轻口述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