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研究再出发——1978-2000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从学科史的角度看,从80年代初开始,在梁漱溟、蔡尚思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倡导和组织下,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相继创办起来,学术会议不断召开,从而积极推动了文化史研究的开展。到90年代末,学界已形成颇具规模的学术队伍,先后出版了约20种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丛书、200余部以“文化史”冠名的综合性著作,文化史研究呈现出兴盛的局面。就研究取向言,文化史研究与中国的道路选择、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思潮紧密相关。大体说来,80年代批判和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声音高一些,90年代认同和肯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声音多一些。继往开来,回顾和总结这20年的学术史,意在推动当下的文化史学科建设。     

略论陈炎的审美文化史理论建构

陈炎的中国审美文化史研究 ,首先从中西文化比较入手揭示出中国美学的文化本质 ,使作为中国美学存在方式的审美文化得以复现历史的实存样态 ;然后从中国文化的诗性特征上 ,凸显中国审美文化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应于中国审美文化史这一特有的研究形态 ,形成了以体悟、想象为基础营造诗意语境的表述、阐释方法     

道的魅力

道, 一个神秘、玄妙、深邃的概念。道家学说体现了中国人对茫茫的宇宙的深刻洞察与思索,体现了中国人高度的抽象概括能力与丰富的想象力。本文站在中国文化史的高度, 以宏阔深沉的学术视野透视了“道”与中华文化诸领域如哲学、逻辑、文学、艺术、军事、宗教、政治乃至民族思维结构、民族心理素质与结构、文化批判精神等的关系以及对诸领域的影响力, 揭示了 “道”对中华文明的整体贡献和无与伦比的思想魅力     

文化史的理论和实践:从利维斯到威廉斯

威廉斯和利维斯的文化定义都是文化史理论,他们之间的交锋既发生于文化史理论的层面,又发生于历史书写的层面。在文化史理论的层面,"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超越了"作为语言运用的文化","选择性的传统"超越了"传统";在历史书写的层面,"文化扩张论"颠覆了"文化衰落论","文化参与"取代"文化质量"成为书写的线索,对报业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文化批判。"共同文化"与"有机共同体"分别构成了两种文化理论的核心,其现实语境则分别为成人教育和剑桥"批评革命",理论与现实的密切关联给历史书写带来了张力。     

《先秦诸子思想研究》评介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充分孕育并初步成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探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在这一被文化史专家称作“轴心时代”或“枢纽时代”所兴起的闪耀着人类智慧之光的诸子之学,是古代思想的精华,     

评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

杨东莼的《本国文化史大纲》是我国一部较早的唯物的文化史著作。本文着重分析了杨著唯物的文化及文化史观 ,并对其运用马克思主义“五社会形态论”进行文化史分期加以探讨 ,同时指出杨著在文化史研究上的意义及其理论构架上的缺陷     

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

新文化史在过去20多年的西方历史研究中已经成为显学,它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以往历史的看法。其影响所致,渐有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之势。本文对此提出了一些反思,并对新文化史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应用情况作了相应的述评。     

文化转向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王笛研究成果为例的分析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盛和文化转向的思潮对于历史学影响深远,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也由此开始呈现出文化转向的潮流,王笛的著作就是文化转向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成功实践,传统社会史向新文化史转变以及大众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兴起,都将会是社会史研究的大转型.新文化史与其称为社会文化史,不如作为社会史研究的新范式.新文化史、大众文化史及微观史的研究取向对社会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启示意义,一是拓宽了社会史研究视野,二是对社会史研究中的写作方式的转变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三是带来了新史料观念,四是历史观的重大转变.但在文化转向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需要防范泛文化主义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私人藏书特点

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了在传统文化心理影响下的私人藏书的特点,即:一、经世致用的实用原则;二、崇古尚学的社会心理;三、血缘师友基础上的私人藏书群;四、矜名节,轻功利,独善其身的隐退倾向;五、功能性的藏书理论研究。并对我国古代图书馆学重要理论进行了评述。     

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私人藏书特点

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了在传统文化心理影响下的私人藏书的特点,即：一、经世致用的实用原则;二、崇古尚学的社会心理;三、血缘师友基础上的私人藏书群;四、矜名书,轻功利,独善其身的隐退倾向;五、功能性的藏书理论研究。并对我国古代图书馆学重要理论进行了评述。     

文化与文明的甄别——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前提

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文化”的概念,“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一直含混不清。文化史的研究出现形式化、一体化倾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考察,认定事物内在的抽象是“文化”,外在的显象是“文明”,提出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文明史,文化史更侧重于以历史为基础的现象分析。     

晋商文化及其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启示

纵观明清时期的商业文化,要数晋商文化最为突出。晋商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所形成的晋商文化,是我国商业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弘扬晋商文化,挖掘其基本内容,坚持古为今用,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创新有着积极意义。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

在近百年思想文化和学术史上,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是两大重镇,是中西思想文化的两大汇聚点,它们一南一北,齐寿并峙,相互呼应,成为中国２０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从两者的关系入手,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是一个新的切入点。由此得出结论：如同出版界离不开学术界的智力支持一样,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也离不开现代出版的支持与推动,离不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也绕不过中国近代出版业。历史表明,学术和出版的结合,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     

《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侠文化

《水浒传》塑造了一批侠的形象,体现了中国古代侠文化的诸多特点,同时又再现了侠的沦落,开启了“忠侠”的模式,是中国古代侠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我国侠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儒家与五四文化重建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建，说到底都是民族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五四时期经历了以摧毁作为民族文化主流的儒家为前提的文化重建过程，这在世界文化史中是极为特殊的。五四文化先驱们不自觉地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激烈地批判了儒家传统，但没有阻止儒家传统以深层文化结构参与现代文化的重建过程。由于五四文化重建主体处于西方文化与民族传统的两难境地，使得文化重建的正负价值都很显明。     

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引用·借用·化用--略谈中国文化传统中有关知识产权的初始意识

纵观我国五千年文化史、学术史、科技史 ,可以看出在学术著作、法定规制、文学作品、技术作品中无不凸现出对知识产权的承认与共享 ,其特点是引用、借用、化用的三连环主流现象 ,以及启蒙文化读本中的指名和传诵。     

文化史研究中的大、小传统关系论

大传统和小传统,是研究上下层文化关系的通行概念,但在理解这对概念之间的关系特征方面,大致存在着六种不同的解释观点.这些观点为研究中国文化史提供了强弱不等的解释效力和借鉴价值,但需要研究者根据具体探讨对象加以理解和运用,尤其是要对亟待澄清的三个关键问题作出深入的探析.     

拨云见日——评《周公评传》

周公思想的研究,是当前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软肋：人们都承认,周公是一位有史料确证的,实实在在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着开创性的贡献,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最核心的观念、传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风俗习惯等的形成发展都要追溯到他;但学术界却又无力应对疑古思潮的挑战,现在中国思想史一般都是从老子、孔子开始讲起,而周公等先贤的思想被抛弃在理性研究之外,使得中国文化的初创时期处于非理性的云雾之中。但是,人们要真正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和发展的逻辑,就必须要突破这种研究状况。     

藏传佛教寺院的文化功能探析——兼谈寺院的出版文化功能

藏传佛教寺院大多兼具出版文化功能,它是藏传佛教文化功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史上特殊的形态。文章从藏传佛教寺院的佛典翻译、典籍出版、文化传播三个方面分析了藏传佛教寺院的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