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治藏措施评述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管理蒙藏事务的最高机构,蒙藏委员会基于对民国时期藏事的认识,采取了一系列治藏措施.由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蒙藏委员会的相关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但是从中央政府坚持对藏主权、维护边疆稳定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的管辖及其意义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蒙藏委员会,1940年4月成立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代表中央政府的驻藏机构。该机构在藏存在期间所开展的各项工作促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其中,争取和加强对在藏汉人的管辖,是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台湾地区新公布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等史料,记录了孔庆宗担任首任驻藏办事处处长的四年中（1940年4月-1944年7月）,驻藏办事处对在藏汉人管辖工作的展开过程和积极效果。孔庆宗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工作,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政治上有积极意义。
      

“沉着,有胆量之边务人才”——国民政府驻藏官员刘朴忱评述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积弱,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环伺,中国边疆危机重重,在此背景下有志之士为边疆安危作出了积极探索与巨大贡献。历任蒙藏委员会常务委员、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国民政府首任驻藏官员刘朴忱便是其中一员。其涉藏活动贯穿在内地与西藏地方之间,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其一生专注于藏事的心路历程,对认识民国时期仁人志士们为挽救边疆危机积极探索的奋斗史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史将有所裨益。     

英属印度驻藏机构及其官员论述（1904—1947）

190 4年开始 ,英印出于对藏事务的需要 ,先后建立了八个驻藏机构。这些机构官员是英印侵藏的具体负责者和实施者。他们在任职期间 ,对西藏的政治、经济等方面 ,不断施加英国的影响和压力 ,严重地干扰了西藏的社会发展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治藏诉求与"全国援藏"的目标逻辑

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采取持续援助的政策,并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央关心、全国援助的全国援藏机制.中央政府的目标在全国援藏决策过程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全国援藏的政治目标是为了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经济目标是为了缩小差距,实现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中央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全国援藏政策形成并演化完善的标志.坚持推进"全国援藏"是治藏的基本国策,加大全国援藏的力度和深度,提高援藏效率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驻藏大臣奎焕评述

驻藏大臣奎焕是升泰的接任者,奎焕在担任驻藏大臣期间,中国内忧外患相继而至,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降低,导致驻藏大臣权利架空,使奎焕的职权未能彻底行使,致使驻藏大臣办事能力低下,直至奎焕离任时都未能解决派人重新勘界和撤换瞻对藏族官员的两件大事。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风雨飘摇的清朝政府始终未放弃向西藏地方派遣驻藏大臣行使中央政府的职权。     

民国驻藏官员蒋致余评述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蒋致余跟随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入藏致祭,后留任西藏四年。在藏期间,蒋致余致力于解决班禅返藏一事,并主持修建刘公亭、在拉萨禁革鸦片、开设国立小学、设立测候所、利用无线电台及时向中央政府报告西藏近况,与英帝国主义分裂行为进行了不懈斗争,为西藏地方的稳定及维护国家主权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试析清朝治藏政策

清朝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曾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当时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有设置驻藏大臣,订立治藏章程;"众建而分其势";派驻官兵,整顿藏军;设立台站,"厘定疆域".当时清政府振兴西藏经济的措施有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制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总之,清朝的治藏政策,对维护国家的统一,抵御外敌的侵略,发展西藏经济起到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治藏方略的生成逻辑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共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进步而确立的基本理念、主要目标、总体部署及政策措施表述为党的治藏方略。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西藏工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习近平的治藏方略,这一理论创新成果的形成具有自身的逻辑理路: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发展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对毛泽东治藏方略及新时期以来的治藏方略的继承与发展是其理论逻辑;对西藏现实问题的科学回应与对西藏干部群众切身利益的关心是其现实逻辑。     

清代驻藏大臣治理西藏边疆的历史经验

驻藏大臣是清代中央政府派驻西藏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驻藏大臣制度是清代边疆治理的重要创新制度之一。驻藏大臣赴藏，在地方社会治理、制度创新、大区联动与密切的民族良性互动等方面颇有建树，对于治理中国西藏地区、稳定西部边疆、密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浅析南京国民政府对第三次康藏纠纷的政策

西藏问题是民国时期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以往的有关中央政府对西藏政策的著述只是分析了第三次康藏纠纷的来龙去脉,我们试从第三次康藏纠纷以前中央和西藏的关系入手来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对这次纠纷的政策。     

试析依法治藏基本理论依据

依法治藏是西藏工作重要原则,也是基本工作方式。治理西藏有很强的政治意义,但实现治理决不能用政治思维覆盖法治思维。中央提出依法治藏就是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这一原则性阐释作出法理性分析,则包含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属性、基本属性和党领导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方向。它们组成依法治藏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并决定依法治藏的正确方向,为西藏的法治实践奠定了根本的理论基础。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西藏是清王朝西南边疆重地,清朝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区事务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驻藏大臣已难以恢复往日管理西藏的锐气。晚清后期,西藏地区遭受英帝国主义的两次入侵,西藏也滋生出一股股分裂的潜流,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和自身的心智短拙,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晚清变局中驻藏大臣的遭遇及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显示出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张荫棠治藏政策失败原因初探

1905年入藏查办藏事的清廷钦差大臣张荫棠政绩卓著,颇得民心,在清朝往藏官员中实属凤毛麟角。他在藏期间大张旗鼓,弹劾有泰等贪官污吏,实行新政,以保我边围,驱逐外寇为己任,加强了对清王朝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和统治。他的治藏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张荫棠治藏”至今为人称道。但是,张荫棠的改革措施实际上并未能实施,他本人在藏仅半年,即被清廷调离西藏,其事业遂尔中辍,未得善终。其原因何在呢?这里,我想就此作一探讨,不妥之处,尚祈专家指正。     

元朝治藏政策得失考

忽必烈继大汗位 ,如何对西藏治理 ,是蒙古人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因其俗而柔其人”不失为上策。在寻找支撑元代的意识形态过程中 ,不加选择地吸收了吐蕃文化中的全部内容并将其发挥到极致 ,并对西僧恶行的无视和过度娇纵 ,是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崩溃的主要之一。蒙古人有效统治吐蕃得益其治藏政策 ,蒙古人过早推出中原 ,是治藏政策中对西僧过度依赖的结果     

略论准噶尔侵扰西藏及其在藏统治（1716-1720）

1716年10月,以策妄阿拉布坦为首的准噶尔贵族调兵遣将远征西藏,西藏的统治者拉藏汗多次错过良机,最终准噶尔攻占拉萨,拉藏汗被杀,准噶尔贵族开始了在西藏长达三年之久的统治。准噶尔统治西藏时期,建立起了以达孜巴.拉杰热丹（stag stse lha rgyal rab brtan）为首的傀儡政权,尊崇格鲁派佛教,迫害其他派别佛教。准噶尔在西藏的统治较为残暴,最终在清军的打击下被赶出西藏。此后清朝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地方治理的力度,进一步增强了西藏地方同清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     

论黄慕松使藏

193 4年初 ,黄慕松受命赴藏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成功地举行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册封与致祭典礼 ,并抓住机会宣传中央的对藏政策 ,商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黄慕松使藏是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对藏行使主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西藏地方政府对外公开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同意中央派员常驻拉萨。自此 ,英国也随即调整了对藏政策 ,中英在西藏的角逐趋于激烈     

“依法治藏”的若干理论问题初探

"依法治藏"是中央治藏方略适应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转型,也是西藏社会治理机制现代化的科学路径和西藏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本保障。依法治国与依法治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前者对后者起到引导和支撑作用,而后者对前者的理论内容予以补充和丰富。依法治藏的科学含义需要解释清楚"法"和"藏"两个概念:"法"应当只包括成文法,但西藏地方立法必须加强对藏族习惯法的研究和转化工作;"藏"是指藏区,即依法治藏工作应在五省藏区全面开展。     

晚清藏区“藏俗改良”运动述评

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在藏族地区开展的藏俗改良运动,不仅是藏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全国"新政"运动的一部分。驻藏大臣借助在藏区"新政"的推行,一方面对西藏旧的政体进行了较大变革,以让西藏地方处于中央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一方面试图让藏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对藏族传统社会中的"落后习俗"的改良和广兴教育,实现文化同构,为西藏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藏俗改良运动开启了民智,培育了新风,打破了藏族地区长期以来的文化封闭落后状态。但由于清王朝自身的腐朽衰落,西藏僧俗上层的抵触,群众基础的薄弱以及对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强大力量和对传统习俗的超稳定性缺乏深刻认知,导致藏俗改良运动失败。这场运动,是驻藏大臣落实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民风民俗改良统一部署工作的一部分,并非驻藏大臣自己设计实施的专门针对藏族地区而采取的措施。在运动过程中,虽然确有一些方法措施显得简单、粗暴,但似乎与"大民族主义"无关。     

1910年两位驻藏大臣联豫、温宗尧在治藏思路上的分歧与清廷之裁决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西藏地方发生一件大事,即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出走印度。时任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与驻藏帮办大臣温宗尧在如何应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事件以及在此事件前后的治藏思路上存在很大分歧。最终清廷以温宗尧开缺的裁决表明不认可温宗尧"偏软"的治藏思路,而更认可联豫治藏策略,即较为强硬地处理西藏上层的反抗行为,以维护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