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与我国对外投资的法律思考

鉴于国内从法律方面就发展我国对外投资的研究较少,有必要对国际投资的概念、风险及相关国家的影响进行归纳,并结合我国实际,从法律角度对我国对外投资的现状进行分析,正视存在的问题,从宏观、微观多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     

完善云南投资环境的法律分析——以东盟国家为参照

近年来,云南省引进外资的数量虽然得到了快速增长,但仍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西部大开发”以及“建设东南亚大通道”的机遇面前,云南必须积极从自身做起,不断完善投资环境,才能抓住这个机会,发展本地经济。本文拟从东盟国家的成功经验入手,通过对比分析,最终提出完善云南投资法律环境的立法建议。     

中国-东盟框架下国际投资法律环境的比较研究——以《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签订与生效为背景

尽管《中国-东盟投资协议》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范围内首次创建了统一的国际投资保护规则，但其亦使该区域内的国际投资法律环境越发复杂。经比较可知，在受约束的国家行为种类、投资仲裁的可援用性，以及投资待遇等方面，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投资保护水平都因国家、因条约而异。应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完善，并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废止此前签订的各项双边投资协议。     

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现代化转型的法律分析

中国是全球缔结双边投资条约最活跃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经历了三次双边投资条约的现代化转型。当下国际投资协定在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全球化理论及环境、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趋势下,正经历较为剧烈的变动。国际投资条约的持续改革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从传统的规则接受者角色转变为重新设计BITs的规则制定者角色。因此,通过对三代中国BITs的分析,阐述了条约内容在不断更新过程中的背景、原因、特征及其内在缺陷,总结了中国BITs现代化转型的背后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BITs现代化改革中的路径选择,提出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加强国家监管以及推进可持续投资理念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论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近年来,投资者依据国际投资条约对东道国提起仲裁的案件逐渐增多,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国际投资条约中一般规定投资争端适用国际投资条约、有关的国际法或东道国国内法等。中国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大多规定有投资争端的法律适用问题,但在具体条款例如东道国国内法和国际法的适用问题上仍需完善。     

国际投资法前沿问题与中国投资条约的完善——“中国与ICSID”国际投资法与仲裁高级研讨会综述

在“中国与ICSID”国际投资法与仲裁高级研讨会期间,专家围绕国际投资法与仲裁领域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研讨;认为国际投资法正处在持续深化和不断发展之中,国际投资法在价值定位、条约形式和具体规范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同时也面临诸多的争议;国际社会应该以和谐共生、共同繁荣的理念,兼顾不同的利益需要,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的国际投资法律秩序;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国,应该在国际投资法治建设中发挥更加主导性的作用.     

论《TRIMs协议》对国际投资法和我国外资法的影响

<TRIMs协议>作为关贸总协定所确立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规范第一次涉足国际投资领域,对国际投资活动和国际投资法影响深刻.我国入世在即,该协议必将对中国外资法直接冲击,这是个亟待研讨的课题.该文在分析协议性质、特点的基础上,就协议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协议与我国外资法的协调问题进行了有建设意义的探讨.     

主权财富基金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的流动性危机使得各国主权财富基金成为了国际投资领域和国际金融领域的热点.各国主权财富基金频频对欧美主要银行和投资基金进行实质性投资,一方面引起了投资保护主义者和投资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另一方面也引起了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的高度关注.由于主权财富基金自身的特点以及近年来迅猛的发展趋势,使得对于其的法律规制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阐述了当前国际和国内层面上主权财富基金的法律规制框架,并结合我国现行立法和实际情况对完善我国法律监管框架提出了建议.     

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冷战结束后,台湾当局和东盟国家的刻意互动使得双方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安全关系全面提升.中国与东盟关系中也事实上存在着台湾问题并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台湾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与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但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结果,也与东盟国家对华战略有关.双方关系的提升对中国与东盟关系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对我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构成威胁,也增加了我国的外交成本.我国应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在中国东盟友好关系的发展中解决,待条件成熟后,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矛盾和分歧的一揽子解决.     

浅析中国与东盟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合作

中国与东盟各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具有互补性等特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涵盖了较深的层次以及较广的范围。笔者针对中国与东盟十国间的相互投资这一领域,即双方互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参照目前双边投资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问题,分析双方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合作情况及其合作原因,即合作为双方带来的互惠,并提出一些相关建议。     

试论东盟国家吸引外资的得失

东盟国家经济奇迹的创造 ,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吸引外资。大量外资的流入 ,使东盟国家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 ;经济结构得以改善 ;获得了先进科技、设备和现代管理经验 ;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等。但外资的流入在资金结构上、产业流向上、地区分布上等均存在一些问题。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盟国家在吸引外资上痛定思痛。继续吸引外资仍然是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新疆周边国家外商投资法律环境探析

从外商投资的审查标准和程序，投资比例和领域的限制，投资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益自由汇出的保证和限制，投资税收和税收优惠，投资国有化的条件和补偿，投资的待遇标准，处理外商投资争议的原则和程序等方面看，新疆周边国家的外商投资法律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与发展中。随着新疆周边国家外商投资法律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企业对新疆周边各国的投资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东盟基础设施的潜在需求及中国的投资对策

东盟众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存量已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大对其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是中国-东盟双方的共同意愿。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东盟在电力、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着潜在需求,这为中国加大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中国对东盟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比重,但是投资的行业却高度集中,有待进一步拓展。中国对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资应区分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基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在政府大力支持下采用多种渠道广泛筹集资金。     

与国际投资中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国际经济条约探析

随着20世纪80年代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投资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日益成为资本输出国关注的事项。由此,国际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发达经济体保护其海外投资中知识产权的有利工具,并对东道国的公共健康、环境保护等关涉公共利益的社会发展措施产生不利影响。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体系中,国际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我国应当认真评估其实施效果,明确条约目标,并制定细致的谈判范本。     

论中国海外投资理论建构与相关法律对策

中国海外投资理论的建构不能脱离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元经济"结构与"华人经济"的文化传统等特点,既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微观竞争优势理论,也不能适用邓宁提出的宏观国际生产阶段理论,而必须正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揭示中国海外投资理论建构的前提,建构一套适合投资动机多样化和投资理论多元化的海外投资理论体系,用以分别解释和指导不同投资主体的海外投资活动,并为中国海外投资立法提供理论阐释和法制要求。     

论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

WTO体制与国际投资法是分立的体制,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两者不能相互取代;两者虽然在内容上有某种程度的连结、重叠或交叉,但并不足以否定两者在体制上的分立。当前应坚持将WTO体制的投资规范限于"与贸易有关"的范围,并注意避免WTO体制"与贸易有关"领域的过度扩张。     

环新疆经济圈视角下哈萨克斯坦国际投资法律评析

从环新疆经济圈这个全新的视角入手,对哈萨克斯坦的国际投资法律制度进行研究,分析其利弊,进而为投资者对哈萨克斯坦投资提出建议。提示投资者要和新疆经济投资科研部门或相关的投资主体合作,建立系统的信息交换机制．提高抗风险能力;在新疆建立分支机构,改进投资主体的运营机制,制定、实施科学合理的投资战略。     

论国际投资条约及仲裁中的“国内法”问题

国际投资条约对国际法的制度创新,体现在国际投资条约既要求缔约国承担相应的结果义务,也对东道国国内法提出了明确的程序性要求。在投资者—国家之间的投资条约仲裁中,仲裁庭优先适用国际法而罔顾国内法,与《华盛顿公约》第42条的规定不符,往往导致不合理的裁决。在国际投资法制中,条约和国内法的相互关系是国家主权和全球治理理论取得平衡的反映。     

论中国投资法的基本理念

中国投资法的基本理念是中国投资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对中国投资法律制度具有指引作用。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投资法必须确立四大基本理念,即鼓励投资理念,投资效益最大化理念,投资风险约束理念和投资引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