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侗及其哲学思想初探

一、李侗的生平事迹 李侗,字愿中(1093—1163),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因剑浦曾名延平,故又称延平先生。他的祖辈三代都是进士出身,任过朝廷文官。李侗从幼年起就“习举子业”(《李延平集》卷一《初见罗豫章先生书》),接受正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二十岁时,在家乡已小有名气,“既冠,游乡校,有声称”(卷四《李先生行状》)。 北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李侗二十四岁时,闻郡人罗从彦(字仲素,称豫章先生)在杨时(字中立,称龟山先生)处得二程的“不传之学”,慕名而拜罗从彦为师。从此,李侗成为二程的三传弟     

明代重臣王越

王越,字世昌,今河南省浚县人。他从小喜好拉弓射箭,攻读诗书,《明史·王越传》说他“多力善射,涉书史,有大略”。1451年(景泰二年)中进士,即被朝廷任命为御史,出按陕西。任职期间听到其父与世长辞的音信后,没有报告朝廷就不辞而别急速返回料理丧事。后来,这事被别人告发,王越知道后胆战心惊,不料皇帝没有追究此事原谅了他。从     

《春秋繁露》的真伪与体例辨析

<正>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著名儒学大师,在儒学发展史上,他的理论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著述,除了《汉书》本传所载的“天人三策”外,现在留传的只有《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中有阙篇)和《董胶西集》二卷。他的新儒学思想基本集中在《春秋繁露》一书与“天人三策”中。“天人三策”的内容比较可靠,而对《春秋繁露》一书,历史上曾有一些争论,我认为要论证董仲舒新儒学的内容与意义,首先要对《春秋繁露》一书作些简要的考辨,证明它固真是董氏思想的集粹,然后方可讨论其他问题。     

张谦宜论诗之“意”

<正> (一) 《(纟见)斋诗谈》系清初诗人张谦宜所撰,被郭绍虞先生认为有“真知灼见”而收入《清诗话续编》一书。张谦宦生于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卒年不详,但据他“年八十二自作传”一事来看,当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以后,张谦宜字稚松,号山农,自称“山南书隐老人”,山东胶州(今胶县)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张氏“少落拓,以诗名”,晚年中进士后不仕,闭门撰述,有《(纟见)斋诗选》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出入于香山、剑南之间”。《(纟见)斋诗谈》是张谦宜的一部诗歌理论与批评的专著。全书共八卷:卷一《统论(上)——大旨》,     

《刘希夷时代考辨》质疑——与陈文华同志商榷

《光明日报》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三版,发表了陈文华同志《刘希夷时代考辨》一文(以下简称《考辨》)。该文根据《国秀集》目录上“广文进士刘希夷”一语和刘希夷的两首诗,就断定刘希夷“是盛唐时人,而不是初唐时人”。并进而推测“刘希夷及第之年可能是肃宗上元二年(761),而不是宋之间及第之高宗上元二年(675)郑益榜”。近来翻阅一些有关刘希夷的资料,发现此况距事实较远,愿提出与陈文华同志商榷。 现存《国秀集》口录上确有“广文进士刘希夷”一语。《考辨》一文指出:“广文进士,即广文馆进士。据《唐会要》卷六十六云:‘广文馆,天宝九载七月十三日置,领国子监进士业者。……’……希夷既称广文进士,则其及第之年必在天宝九载(750)后。”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但仔细查阅《国秀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三则

一、据《提要》卷一一《书类一》载: 《尚书讲义》二十卷。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县人,绍兴十四年进士。 今案:《宋史·史浩传》于浩登科年代不系年。 考《宋会要辑稿·选举》、《文献通考·选举》、《宋史·高宗纪》等书所载,并无绍兴十四年榜,此必误。 考《宋史》卷四○○《汪大猷传》称:“(大猷)登(绍兴)十五年进士……。大猷与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进士,未尝附丽以于进。”又《南宋馆阁录》卷七称:“史浩字直翁,四明人,刘章榜进士出身。”案刘章为绍兴十五年状元(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五年四月纪事),是史浩实十五年进士。     

试论《武经七书》的管理思想

《武经七书》(以下简称《七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从我国浩繁的兵书中选出,颁行于武学(军事学校)的七部兵书,包括《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这些北宋以前军事代表作,是我国冷兵器时代战争指挥者智慧和经验的总结,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上都起过巨大的指导作用。重要的是,七书又是我国古代丰富管理思想的总汇,对研究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 管理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概念,古代与它相应的是“治”,“官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治”就是管理,又称为“司牧”、“驭民”。本文试分析《七书》所提出的“算”、“道”、“利”这三个范畴,探讨《七书》管理思想与现代经营管理的结合点。 庙算运筹,多元决定     

《说文解字·叙》标点商榷

翦伯赞、郑天挺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二册(一九六二年版,以下简称《资料》)选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我认为《资料》对这篇叙言的断句和标点多处有误,现举不明文义、断旬有误为例,提出商榷。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见《资料》第427页)“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这是引《易经》第八《系辞下》中的话,只不过把原话中的“官”字和“民”字换成了“工”字和“品”字罢了。所谓“夬”,就是“决”的意思。《易经》注云:“书     

为左翼文艺运动勃兴立照——评丁玲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作家的生命在于作品”,这是丁玲同志前不久与一位访问者的谈话。这话说得很深刻。其实,对于一部作品,见智见仁,各有不同;褒贬毁誉,不尽一律,这都毫不奇怪。不过,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它不会因为个别小丑滑稽可笑的举动而埋没了有价值的东西。事实证明,作品的生命是任何人也毁灭不了的。不仅是曾经荣获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光辉,就是曾经被姚文元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已重见天日,得到了重新评价。本文试对丁玲参加“左联”后创作的短篇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以下简称《之一》)和《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以下简称《之二》)作一初步探讨。     

对《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一书的几点异议——与曹锡仁同志商榷

曾锡仁同志在《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道路》)一书中,为自己提出了“展开对自己历史的系统反思”的任务。他的“反思”涉及到许多问题,本文仅就几个问题谈些不同意见,与作者商榷。     

“李秀成伪降新证”不足为证——兼论罗尔纲先生的“伪降说”

关于确认李秀成《书供》原稿(以下简称《原稿》)是他本人的真迹这一点,我和罗尔纲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对李秀成是真降还是伪降的问题,我们在看法上有根本性的分歧。为了证明李秀成是伪降,罗先生曾经写过不少的文章。1981年3月2日,他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一件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的文章,来证明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口碑毫无史料价值,它不能作为李秀成的伪降的“新证”,更谈不上是什么“铁     

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评一本哲学小册子

张江明同志的哲学小册子《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以下简称《发展》,引文只注页码),对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以下简称“两变”)的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提出了“编写哲学”的新体系,又据以指导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部分)》(以下简称《哲学》)一书,作为我省干部读物和高等院校教材,在哲学界引起了注意和争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如何看待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问题,我们对此有些看法,提出来参加讨论。希望能通过自由讨论,弄清问题,提高认识,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

《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可简称《增韵》,毛晃、毛居正撰.《宋史》无毛氏父子传.毛氏浙江江山人.《同治江山县志》卷九有毛晃传略:毛晃,字明叔,沙堤人.绍兴间免解,任主簿.尝闭门著书,留心字学,增注《礼部监韵》,砚为之穿,学者称铁砚先生.其子居正,举进士,校《监韵》,俱有功字学.明修字韵,宋濂等上言,注释音切一依毛晃所定,遂取其书名《洪武正韵》.据今浙江省江山市文史馆毛永国先生考证,沙堤,现属华峰乡沙村.毛晃大约生于宣和五年(公元1123).绍兴21年(公元1151)进士,第二年即开始撰写《增韵》.十年后,即绍兴32年(公元1162)书成,作《拟进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表》(以下简称《表》).《增韵》呈上后,若石沉大海.晚年居家,在沙堤创办“高斋书院”.他的书稿曾在朋友间流传.其子毛居正为之校正并重增.到宁宗嘉定16年(公元1223),才刊印问世.魏了翁为之作跋云:“三衢毛氏《增韵》,奏御之六十二年,其子居正义夫应司成校正经籍之聘,始克锓梓于胄庠.然人情异响,趋简厌烦,故校其始著,尚多刊削.世之不遇者非特一《增韵》也.”毛晃另有《禹贡指南》一书.     

何景明简论

何景明(1483年9月——1521年9月)字仲默,号大复,信阳市西郊梅溪村人。十六岁中举人,二十岁中进士,青年时期,颇负才名。李攀龙《赋得何仲默》诗有:“仲默自天秀,弱龄负遐瞩。十六游京邑,艺苑策高足。”顾磷称他:“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不胜衣,驰才长赋,便凌作者”。后被推为明代文学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     

张美如和他的诗

提起张美如,人们多知道他是清代甘肃的一位书画家,其实他不仅擅长书画,而且工诗,并以毕生精力从事于教育工作。清蒋宝龄《墨林今话》卷十一有张美如的小传:“张美如,字尊五,号玉溪,甘肃武威人。嘉庆戊辰进士,官御史。工山水,澹远似云林,苍厚似大痴。兴之所至,挥翰伸纸,顷刻立就。然不肯多作,故流传绝少。”蒋宝龄对张美如的山水画,评价是高的,认为在元代大画家倪瓒、黄公望之间。只是“官御史”是说错了。孙濌公的《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张美如条,就是根据《墨林今话》写的,但他却把“嘉庆戊辰进士”的“戊辰”,误为“戊午”,这是需要更正的。商承祚、黄华的《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说张美如是“嘉庆三年(一七九八)进士”,就是沿用孙氏的书而弄错了。     

苏轼在黄州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富有爱国精神的著名文学家。他同王安石都主张革新,但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些“新进勇锐之人”,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野心家、投机派。自熙宁四年(一○七一)起,苏轼离开朝廷,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一○七九),苏轼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他在《湖州谢表》中说,神宗“知其(自指)     

甲骨文所见第一人称代词辨析

关于古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的问题,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以下简称管书)、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以下简称《综述》)、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等书均有论述,但都因所见材料的限制,各有不同程度的疏忽或错漏。一九八一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一、二期发表贾则夫《对“朕”、“余”(予)、“吾”、“我”的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贾文),专就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问题与王力先生商榷。此文根据《尚书》、     

马克思对民族学的贡献——《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分析

民族学是马克思曾经研究过的一个领域,虽然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发表民族学的专著,但他却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就是《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下简称《摘要》)摩尔根和马克思是同代人,他的巨著《古代社会》于1877年出版后即在资产阶级学术界中遭到了不公正的冷遇,对该书进行排挤。但是,马克思“很喜欢这本书”,他在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间十分仔细地阅读了《古代社会》,并做了十几万字的笔记,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摘要》一书。显然,马克思打算运用摩尔根的成果进行民族学和史学方面的著述,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完成这一工作就去世了。马克思逝世     

谈谈施闰章的诗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号愚山,皖南宣城人,顺治年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和山东学政、江西参议,晚年纂修《明史》,官终翰林院侍读。他学问渊博,对经学、史学的研究,均有较高的造诣。撰有《学余堂文集》二十八卷及《蠖斋诗话》、《矩斋杂记》等著作,并编有《宛雅续编》、《青原山志略》等书。他突出成就更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国朝名家小传》说:“愚山之名满天下,作为、文章极其醇雅,而予诗学尤邃。”①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