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武、光武二帝治盗之法异同

汉武帝治盗背景为过多徭役征发超出百姓承受极限,进而引发社会动乱。光武帝治盗背景为国家对依附关系进行强力干预而遭到部分豪强地主反抗。汉武帝派专员以严刑峻法治盗,但收效甚微。光武帝以“柔道”治盗,用计谋瓦解盗贼,收到良好效果。二帝治盗措施的指导思想皆是汉家治政理念在治盗方面的体现,经历了由西汉汉武昭宣时期的“霸王道杂之”到东汉初光武时期“柔道治国”的演变。     

明代知识人群体与侠盗关系考论——兼论儒、侠、盗之辨及其互动

从社会史或法律史的角度来说,儒、侠、盗在性质和意义上均有所区别。时至明代,侠客史的发展出现了三大转向:一是儒侠与儒盗的出现,知识人日趋侠盗化;二是侠、盗之儒者化,其具体的表现则是侠盗的出现,文人士大夫为侠、盗大唱赞歌,以及盗贼投身到儒家学者的讲学运动之中;三是侠客与盗贼出现一种互动的症候,即在侠客与盗贼之间,仅仅只有一线之隔。无论是儒者之侠客化乃至盗贼化,抑或盗贼之儒者化,无不都是明代社会流动加剧的明证。     

李悝《法经》述要

《晋书·刑法志》:“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②李悝。悝撰次③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④,故其律⑤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⑥,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⑦、越城⑧、博戏⑨、借假不廉⑩、淫侈逾制(11)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12)。商君受(13)之以相(14)秦。”《七国考》:“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     

论北宋“盗贼”重法

“盗贼”罪是历代统治者打击的重点。随着统治经验的积累和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化 ,“盗贼”罪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逐步成为诬称农民起义的代名词。北宋是一个“盗贼”犯罪非常突出的历史时期。为了重点打击“盗贼”犯罪 ,北宋统治者制订了“盗贼”重法 ,以特别法的形式进行重法统治 ,并与法外用刑相结合 ,更突出了对“盗贼”罪的打击。     

治盗之法尽而盗不止——中国古代"盗"罪之考论

中国古代多以严法治盗作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不同的历史时期,治盗的效果也不相同.西周早期出现了"成康之际"、四十余年"刑错不用"的社会安宁状态.殷末则是"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农业经济发展较西周为快.却呈现出"王者之道莫急于盗贼"的社会混乱局面.秦代以坚实的经济基础,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大力推行秦法,收到了"六亲相保,终无寇贼"的社会效果,却导致了"一夫作难而七庙坠,身死人手"的亡国下场.西周早期、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盛世、明朝初年等时代的社会安定,均采取了对庶民施行仁政德治、减轻负担的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庶民的生活、劳动以及参与政事的权利.但考察发现盗窃的发生与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的盛衰不成比例关系.统治者在大力培养和提高社会道德素质的同时,严格公正执法,打击盗窃犯罪行为,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几千年封建社会以"私天下之利"为立法原则,从而出现"治盗之法尽而盗不止"的现象.     

浅谈儒家法律思想的积极因素及其影响

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与“礼”的作用 ,强调通过自我完善来达到社会的和谐 ,主张“德主刑辅” ,“制礼以崇敬 ,立刑以明威” ,这种既重视立法 ,又重视教育的做法深入人心。消极的一面是重“人治”、轻“法制”。     

人本主义人格理论中的“自我”观

人本主义人格理论中的“自我”观是在哲学、心理学有关“自我”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人格理论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 ,把“自我”看成是能动的、积极向上的统一体 ,认为“自我”的力量是巨大的 ,强调自我潜能与人性的充分发挥 ,充分展现了人类善良、自由、积极向上的一面。但由于忽视社会文化、脱离社会实践 ,这种自我实现最终只是一种虚构。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自我实现离不开社会实践 ,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 ,通过自身社会实践活动 ,促进人格不断发展的过程。     

张家山汉简盗律考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出土于江陵张家山 2 4 7号汉墓 ,是吕后时期行用的法律。根据其中的“盗律”条文 ,群盗是集团犯罪 ,它的犯罪构成要件是人数在五人以上 ,以暴力为手段 ,以故意伤害致人残废、故意抢劫为犯罪行为。对群盗的处罚严厉。“盗律”生动地反映了战国秦汉时期阶级矛盾的实况 ,为研究秦末农民起义与群盗集团的关系提供了相当关键的史料 ,澄清了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若干含混不清之处     

周世宗柴荣改革琐议

周世宗柴荣改革琐议黄晓华“五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战争之频繁，赋税之繁重，法制之混乱，都是历代少有的。但“五代”又蕴含着由乱而治重新统一的历史因素，北宋的统一及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确立，实际是这一历史时期发展变化的结果。后周正处在这一发展演变的关...     

中国古代“封贡关系”新思考——论朝鲜与女真“封贡关系”的成因及影响

＂封贡关系＂是古代封建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形态,是中国与周边邻国之间的传统政治关系。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女真各部虽然在政治上受到明朝的封赐,但由于地缘关系使其很难在各方面得到明朝的有力支持。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女真各部不得不依赖于朝鲜的帮助。朝鲜与女真的交涉虽然遭到明朝的干涉和遏制,但由于朝鲜拓展疆土的需要和女真谋求自身发展的需要,朝鲜与女真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不完备的＂封贡关系＂。女真向朝鲜纳贡是谋求自身强大发展的一种手段,也是和谐毗邻关系,争取发展空间的一种方式。     

乱世中的匪性、人性、诗性——论四十年代师陀的未完成长篇小说《荒野》

四十年代的小说家师陀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荒野》以土匪为题材，反映时代巨轮下的一类特殊小人物在乱世中的挣扎，其渴望幸福家园的生命意识与现实生存的困境造成的悲剧性矛盾具有时代的普遍性，但小说人物刻划的独特视角以及小说别致的意境和内蕴，使它显得与其他的土匪叙事格外不同，尤其是小说呈现出的匪性、人性和诗性交织的特点对于作品悲剧性审美意蕴的深化，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审视。     

试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妇女的主体作用——基于陕西省合阳县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村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已充当着＂半边天＂甚至＂多半边天＂的角色。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层次低,村务管理活动被边缘化现象突出,法律知识欠缺,参与学习、培训的主动性不高。其原因主要是思想观念陈旧、文化素质较低、承担多重角色及难以灵活转换等。因此,应以更新农村妇女的思想观念为先导,建立以利益为导向、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服务为推手、以法律为保障的新的农村妇女工作机制,提升农村妇女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之一瞥

乡村女性作为20世纪乡土小说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遵从者，但是在新思想、新潮流的影响下，她们一步一步地从封建礼教中挣脱出来。然而，相比于同时期的都市女性，这群来自底层的女性身上显然少了些许自觉性，她们是逐步地“被解放”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乡村社会的各个领域也呈现出从未有的复杂多元，进而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乡村女性已然是血肉丰满的形象。     

商代“王权至上”理论的工具性作用探析

政治思想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其工具性,＂王权至上＂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观点和政治实践,是商王通过一定的强制方式赋予其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并胁迫臣民服从而完成的。＂王权至上＂固化了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民众的自身价值认知,催生了封建皇族大统的传承规制,影响了农民政权的制度构建。     

不信教的教匪：鲁西北地方社会与宋景诗的“反叛”（1861-1870）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受连年不断的旱涝之灾的影响，鲁西北农民的生活条件异常恶劣。又因为黄河的改道和运河漕运的废止，引起了鲁西北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系列变迁，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是面对这种局面，官府回应无力，反而愈发腐败，加剧了当地人们的不满和恐慌。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人口的大量闲置，再加上区域内的农民世代相沿的习俗，都有利于农民形成好勇斗狠、乐于为匪的心理，容易走上“反叛”的道路。宋景诗是一个江湖人士，与秘密教门联系密切。因为自己蒙受冤狱，他组织亲友参加了秘密教f-]发动的“叛乱”。     

对刘志丹、谢子长早期军事活动的历史考察和再认识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从1929年春到1932年2月经历了开展兵运活动、接收改造绿林武装、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到建立正式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所经历的兵运活动、接收“土匪”武装、接受军阀部队收编以及三嘉原“缴枪事件”，长期以来，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其实，在系统廓清刘志丹、谢子长军事活动的前提下，开展兵运活动、收编“土匪”武装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有益的尝试；接受军阀部队的收编是一种“借水养鱼”的策略。而三嘉原“缴枪事件”则是改造“土匪”武装、建立正式红军过程中的一个“曲折”。     

1950年《婚姻法》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纪念1950年《婚姻法》颁布60周年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涉及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制度安排的重大社会改革,更是中国妇女人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央人民政府运用教育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从上至下开展了全国性的宣传、教育以及严惩犯罪行为的活动,积极健康的婚姻新风尚开始出现。《婚姻法》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封建婚姻观念和诸多社会条件的制约,不少地区仍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婚姻现象存在,甚至有不少妇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说明,现代婚姻制度的真正建立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比较研究

在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国际大环境下,作为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政府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备受学者的青睐,并日渐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以政体为切入点,对比研究了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传统型政体之下,非政府组织在基层社会得到了相对较大的生存空间,但封建君主在主观意志上是不愿意看到非政府组织过分强大的;在过渡型政体之下,社会处于转型之中,非政府组织成为舒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政府希望借助非政府组织弥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短板,但极力避免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在现代型政体之中,非政府组织拥有了强大的社会民众基础,政府渐渐把一些原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务转交非政府组织打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完备的制度环境。     

两个姓赵的姨娘——《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侍妾命运比较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同时塑造了两个侍妾形象,即贾政之妾赵姨娘,严监生之妾赵氏。小说家通过这两个姓赵的姨娘,把封建家庭的侍妾形象、社会地位以及她们所代表的侍妾文化,十分生动地展现了出来。赵姨娘有儿子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赵氏没有了儿子,她的命运却急转直下。赵姨娘和赵氏的命运可谓殊途同归。有儿子,并不能改善作为妾的地位,没有了儿子,作为妾的身份却牢不可破。到底是性格决定命运,还是礼教左右人生,比较两个姓赵的姨娘的生命归宿,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