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澳大利亚华人人口结构研究

一、历史的简要回顾早期到澳大利亚的华人主要是来自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尤其是三角洲的四邑地区(即台山、开平、恩平和新会)。他们主要是作为劳工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的金矿区开矿,同时也有少数经营杂货店或餐馆业。1851年全澳华人为1735人,到1861年达38258人(见表1)。但由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澳洲对华人的移入实行限制案。例如1861年新南威尔士州议会通过与维多利亚和南澳洲相近的对华人移入的限制法案,1901年澳大利亚政     

关于东莞市女性婚姻、生育情况的调查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处于改革前沿的珠江三角洲的人们在冲破传统的生产方式之后,迅速开阔了眼界,再也不满足原有的生活方式,传统农业文化的婚姻、生育模式也随即出现转型。为考察东莞市育龄妇女婚姻、生育观念的转变状况,1996年7月我们在该市的8个镇、区,通过随机发放问卷的办法进行了一次女性婚姻、生育情况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34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85％。 一、女性婚姻观念情况 (一)实现了由早婚向晚婚的转变 东莞绝大多数即约86.74％的妇女认为在23岁以后结婚比较好,而只有13.24％的人认为应在20—23岁间。对已婚者初婚年龄的回顾性调查反映出,     

90年代美籍华人的人口及婚育状态研究

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了美籍华人的人口总量及其变动特点,华人的地区分布、人口年龄性别构成,以及华人的结婚生育特点。分析表明,１９９０年全美１６４５５万华人中,第一代华人为５２５％,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三代华裔为３０３％。加利福尼亚、纽约两个州的华人就占全美华人６０％以上。中国人口迁美的高峰年龄为２５～２９岁。与美国居民相比,华人妇女结婚迟,离婚率低,婚姻稳定。而她们的生育水平、早育及未婚母亲比例都非常低     

各国华侨华人概况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概况。据澳大利亚2006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澳大利亚约有华侨华人67万左右,占当地定居人口的3.41%。与2001年人口普查比较,华侨华人大约年均增长4.07%。蒙古国华侨华人概况。截至2009年,在蒙古的华侨约有4300多人,约占蒙古总人口的2%,蒙古华侨多是经商。新加坡华侨华人概况。新加坡华侨华人总数约在353.5万。中国新移民在1990年中新建交以后开始大规模流入新加坡,并呈增速加快之势。截至2010     

农村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根源及其控制的思考——兼论英山县控制计划外生育的对策

1 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的主要根源 英山县1995年末人口数为39.4万人。从进入九十年代初开始,外出打工的人员逐年增加。据计划生育部门统计,英山1993年流出人口约3万人,1994年约4万人,1995年约5万人,1996年春流出约6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5％,给计划生育管理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原因在于:(1)流动人口中几乎100％的都是中、青年育龄人群。据登记查出,英山流出人口中未婚育龄人员约占55％,其中未婚女青年约占20％,已婚育龄人员约占45％,其中已婚妇女约占15％,流动人口的结构和性别比为计划外生育滋生了条件;(2)流动人口的迁徙性大。英山的流动人口分布在全国除台湾在外的各地城镇或开发区。流动人口为何流动、何时流动、流向何处,不受     

大学生婚恋观及其性观念调查

四、对大学生婚姻观的描述和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婚姻与爱情关系的认识上有着比较正确的观念。绝大多数（89．3％）学生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或认为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只有8．3％的学生否认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从中也证实了大学生在婚姻观上更重视爱情等感情因素。     

上海浦东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集聚研究

浦东开发,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集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根据浦东农村劳动力转移集聚的现状以及浦东开发总体规划,对浦东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任务和相应的对策进行探讨。 一、浦东新区农村劳动力基本状况 1993年,浦东新区32个乡镇总人口 75.6万人,农业人口约46万人,占60％,农村劳动力约26万人,约占农业人口60％,其中,已达养老年龄者(新区征地安置时的政策口径为男55周岁、女45周岁以上)占24.5％,在校学生占2.1％,其余占73.4％。 从产业分布看,不包括外出和闲散劳动力在内,第一产业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4,第     

目前中国女性婚姻迁移的态势和特点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从1985年至1990年全国直接报告以婚姻为动机的女性迁入者共4325747人,占同一时期女性迁入者总数的28％和全国迁入者总数的12％。因此,无论从婚姻迁移问题的复杂性来看,还是从女性婚姻迁移者所占的绝对及相对数量来看,从女性研究的角度来深入分析中国婚姻迁移的态势和特点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基于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一些典型调查资料,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女性婚姻迁移态势、特点及婚姻过程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及社会影响。     

中国家庭形成过程中的性别选择和生育控制

家庭形成本质上是一个生理作用的过程,在有意识的生育控制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传统认为家庭应在婚姻的前提下建立才是合适的,而婚姻可以因离婚和丧偶而解体。1982年中国大约31％的育龄妇女因未进入婚姻而被排除在生育过程之外。再加上丧偶和离婚,只有67％的妇女是已婚的。失婚率通常是随年龄增长而增长,总的看来,中国妇女的失婚率还是低的,已婚妇女中只有2％的人离婚或丧偶。     

初婚表的制作和用途

婚姻是与人的生理状况及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各国的立法密切相关的一种人口现象。由于它与人类的生育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同人口的死亡和迁移也紧密相关,因而婚姻研究也就成为人口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婚姻研究中,婚姻表(Nuptianty Table)是各种研究方法中最精细的一种。婚姻表中的各项指标在婚姻研究和其它相关的人口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而制作婚姻表就成为婚姻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发挥协会整体优势 为群众致富服务

滦平县大屯乡东院村计生协会,成立于1989年,由15名理事组成,其中常务理事11人,会员129人,联系户355户。协会成立五年来,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在协助搞好全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发挥协会的整体优势,深入到群众中去,把节制生育同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扶持、带动、帮助广大育龄群众发家致富,使全村的人均收入1993年达到850元,计划生育率达到100％,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9.22‰。     

北京市已婚女性人口的婚姻与择偶

婚姻观念、择偶方式是人口婚姻家庭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人口的婚姻观念、择偶方式又是随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的。1991年北京婚姻与家庭调查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主要依据这次联合调查的有关资料,对北京市人口婚姻观念、择偶方式及其变迁,作一初步研究。 一、基本情况 ——初恋年龄。本次调查了2163名妇女,根据她们的自述,其初恋年龄是:57.9％的人在20—24岁时开始初恋,23.1％的人在25—29岁时初恋,低于20岁和高于29岁开始初恋的人,分别占16.3％和2.7％。这一情况与中国城市女性的生活经历和相关法律是相吻合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其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基本上达到高中毕业的程度,即18—20岁左右;而女性高就业率的现实决定,她们必须先解决就业问题,然后再解决婚姻问题,否则是找不到理想的伴侣的;而新中国两个婚姻法对妇女结婚的最低年龄要求是18岁和20岁。这一切就决定了女性初恋年龄是不会过早的。     

西藏拉萨已婚育龄妇女的婚姻与生育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2004年8月在西藏拉萨市进行的15~49岁育龄妇女抽样调查资料,分析了拉萨已婚育龄妇女的婚姻、生育、节育、生育意愿及孩子价值,从中发现藏族妇女的生育观念较汉族先进。     

我国老年人口问题

我国老年人口居世界首位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总人口已超过10亿。现有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以下简称老年人口)8,000多万(均不包括台湾省人口、香港、澳门同胞和国外华侨,下同),约占总人口的8％。 世界老年人口比重1980年为8.6％,欧洲平均为17.4％,北美洲为14.5％,澳洲、大洋洲11.1％,苏联13.3％,亚洲6.6％,拉丁美洲6.8％,非洲4.7％,由此可见,我国老年人     

相识方式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FPS数据的事件史研究

中国离婚率的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夫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当前自由恋爱式为主流的婚配背景下,学习和工作场域成为适婚个体在婚姻市场认识潜在对象最重要的两个场域,因此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相识成为夫妻相识的主要方式。文章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学校相识”和“工作场所相识”两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显著更高,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39.043%;(2)“工作场所相识”的离婚风险峰值出现更早,约在婚后7年,而“学校相识”的峰值出现在13年左右;（3）分教育程度看,高教育程度群体在“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更高,其中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45.611%,而低教育程度群体内不存在该差异;（4）分出生队列看,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效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组中均显著且比较稳健。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夫妻不同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讨论集中于婚姻稳定性维度。然而,稳定的婚姻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幸福的婚姻。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     

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及性别差异初探——来自吴江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还处于空白。本文利用《2010年吴江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研究中236份婚姻移民的数据,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从主观感知、经济层面、社会关系、文化适应等方面探索农村婚姻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和性别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婚姻移民的主观适应感较好,其总体经济适应程度要低于本地居民,在社会关系、文化等方面也仍有少数人未能融入当地生活;社会性别因素对社会适应的主观感知没有显著影响,但在社会适应的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等不同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广东人口发展与未来的思考

一、十五年来广东人口的发展状况 广东省是全国人口较多和较稠密的省份之一。1993年,全省总人口已达到660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5.57％。自70年代开始,尤其是1978年后,随着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人口发展逐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广东妇女生育水平明显下降,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的22.14‰下降到1993年的18.34‰,人口自然增长率随之降低。与1978年的5064万人相比,1993年全省总人口虽然增加了30.47％,但如果我们不搞计划生育,自70年代至今都保持1970年的生育水平,1993年的广东人口就会高达8019万人。换言之,23年间广东共少生1412万人,其中近15年就少生1069万人。因此,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得到初步的控制。 人口控制已获得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是节约了大量未成年人口抚养费用。     

Internet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Gyps）数据的实证研究

信息化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利用200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以Internet使用为例,估计了信息技术的工资回报率,并探讨了其在农村和非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在排除了年龄、性别、教育、民族和婚姻等因素后,Internet的使用仍然能够带来约60％额外收入。其中农村地区约为78％,非农村地区约为38％。如果采用上网变量其他度量方法,或者采取趋势得分法（PSM）,仍然得到基本一致的实证发现。这充分表明,信息化对于个人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与非农村相比,农村的提升效果更强。     

我国未婚人口的文化与职业状况

未婚人口是指各年龄组中从未结过婚的人口,它不包括虽然没履行过结婚手续,但构成事实婚姻的人口。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00394万人,未婚人口为19012万,未婚率为28.57％。在我国现有的人口统计资料中,虽然有文化程度和职业方面的数据,但与婚姻情况进行交叉汇总的并不多。本文根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就我国未婚人口的文化和职业状况做些初步分析。     

包办婚姻——一个值得重视的哈尼族人口社会问题

“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包办婚姻,这本来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婚姻形式和首要的婚姻特征。在新中国建立后的40年里,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婚姻法》的贯彻实施,自由恋爱结婚的婚姻形式越来越广泛,包办婚姻的市场越来越小。但是由于私有制残余和封建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