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国封建政治的特质与议会传统

历史选择英国作为议会制度的母体 ,完全是因为英国存在特殊的历史条件。议会不是抽象理论和精心设计的结果 ,而是直觉的结果 ,是无图纸建筑。英国封建制度和封建政治的特质主要在于 :王权与贵族力量的平衡、中庸主义的政治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法律的相对独立性、“法律至上、王在法下”宪法原则的形成 ;议会成为政治斗争的主要场所和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罪刑法定司法化的观念障碍与立法缺陷

实现刑事法治的首要任务是厘清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观念及技术上的诸多障碍。观念障碍主要是指人们并未辨明三个悖论。 ( 1)规则变化与社会秩序 :罪刑法定表达的是对秩序的渴求 ,但作为规则的法并不能直接实现法治秩序 ;( 2 )立法权力与法律神话 :立法者通过成文法凭借权力表达一种真理话语 ,但对法律规则的依赖可能会产生立法一贯正确的神话或迷思 ;( 3)法条繁复与司法“懒惰” :以理性设计的方式进行规模化的法律生产的直接副产品是可能增强司法惰性。而技术障碍则是我国刑法中立法技术上的不足 ,对此作者从立法确定性、立法合理性和立法明确性三个角度作了分析     

“法律秩序”概念的伦理学解读——读《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法律秩序”(legal order),是哈佛大学昂格尔(R.M.Unger)教授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的关键词。他声称,自己是想以法律类型为切入点,来理解相应的社会秩序问题。①但是作为读者,我更愿意把此书看作是法哲学著作,而不是社会学著作。这也许有悖于作者的写作初衷,但是不能怪我,因为昂格尔论述法律的文字如此精彩,以至于他究竟想表达怎样的关于社会秩序的看法,已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了。一、三种法律类型的区分与法律秩序的特质昂格尔首先给出三种法律概念——习惯法(Customary Law)、官僚法(Bureaucratic Law)和法律秩序。它们分…     

宪法社会学及其在日本的研究

世界各国使用相当于“宪法社会学”这一名称的还很少,以此为标题出版的著作,据说还没有。但是,各国宪法的各项原则和各种形态,都不是抽象地在真空中发生作用,而是在各国的条件下,巩固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宪法与政治或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对宪法作政治学、社会学考     

论精神文化的价值

文化是在人们劳动和改革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社会的人进行创造活动(通过一定的产品体现出来)的一种过程。这种产品具有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客观属性。它是以满足人们利益为目的的客体。价值是文化活动的产物和成果,是一定社会关系的特殊表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文化价值的这种性质不是由文化本身的自然性质所决定,而是由社会历史实践的现状所决定的。     

政治的二分结构及其权力化与民主化博弈——政治法治化内在依据探求

对政治的分析不能从国家开始,而应该追溯其最基本的社会依据。从人以个体形式存在于社会这一事实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来寻求政治的源起和实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活动包含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一是权威机构确立和执行统一规则的活动;二是共同体的民众参与和影响权威机构确立与执行规则的活动。通过这两个过程实现不同利益诉求基础上的秩序与发展。人类政治活动中始终存在两种相互影响和制衡的力量,一是权力的力量;二是民众的力量;人类政治发展存在权力化与民主化的交替和博弈,从中生发出政治法治化诉求：     

试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什么是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它的概念和本质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法律意识的概念和本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在资产阶级的法律科学中,法律意识被解释成“心理的综合”、盲目的“合法感”、“法律感受”等等,从而把它归结为人们的心理活动现象,并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把它和互相对抗的世界观割裂开。他们不是在理智的活动中,而是在感觉和直观中发现法律意识的本质。十九世纪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叶林写道,“法律意识和法律信念是为人民所不得而知的科学抽象”,“法的力量正如爱情的力量一样,是以感觉为基础的”。与此相适     

国外政府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和影响研究综述

新闻媒体在国外社会生活中强有力的影响,使各种社会势力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和力量,国外政府更是不得不想方设法与之周旋。但是在周旋的同时,也形成了对新闻媒体施加影响的一套规则,以调节和控制新闻的质量、数量、流向和导向。主要体现在政府首脑控制、政府机构控制、议程设置控制等控制机制以及事后的新闻检查、战时新闻检查等限制措施,这些控制机制和限制措施,遵循的原则是确保新闻舆论符合“法律”,符合政府的利益与社会秩序等,这导致新闻往往难以做到公正、客观。     

同姓集团与同姓联结:中国先秦时代的同姓观念与实践

在先秦时代，不存在实体性的同姓集团，但在上层政治活动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和系统的同姓联结。人们推动或反对同姓实现联结的基本动机，在于是否可以由联结而带来现实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即使在将同姓观念作为重要的道德价值基础的先秦时代，同姓联结也并不是自然、更不是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从一开始，它就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质。这证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一个以血缘关系原则为主要的社会交往原则的阶段；血缘关系的社会作用可能远不及以前估计的那样大。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新论

目前诉讼法学界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一般理解，缺乏对二者内在联系的揭示、忽视了诉讼法上的事实和法律在确定案件事实时所起的实质性作用、与某些具体法律条文相矛盾．因而实践中和理论上产生了一些问题。本文认为，“以法律为准绳”在整个原则中处于核心地位，法律不仅是在查明事实基础上处理案件的标准，也是确定案件事实的标准；在“以法律为准绳”的制约下，“以事实为根据”在发现“客观真相”方面成为一种非绝对的要求，一般应以证据为基础发现“容观真相”，特殊情况则以符合法律的具体要求为已足。如此理解这一原则，在整个社会文明的背景下，从实现较好的法律秩序的高度看，是具有合理性的．     

企业承包经营利益分配的法律调整

企业承包经营的利益分配是承包经营理论与实践中的冷门和热点问题。本文从法学角度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全文分五个部分:(一)明确各自权利义务点是利益分配法制化科学化的前提;(二)确定承包基数的法律依据;(三)企业承包经营承包基数确定的法律原则;(四)确定承包经营者个人收入的法律原则;(五)承包经营中“欠收自补”的法律含义。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证券市场上保荐人规制模式的比较分析

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保荐人的规制依据监管态度可以划分为“亲投资者”和“亲保荐人”两种模式,根据监管手段可以划分为“依靠市场”和“依靠规则”的规制模式。我国保荐人是移植域外法律制度的结果,不过受制于路径依赖,对其的规制呈现出“亲保荐人”及“依靠规则”的特征。与我国保荐人规制模式相比较,英国的保荐人规制主要呈现出“亲保荐人”和“依靠市场”的特点,我国香港地区的保荐人规制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亲投资者”和“依靠规则”的特征。为了缓解收费模式所导致的保荐人与投资者之间出现的利益上的冲突和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沿袭的考虑,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对于保荐人的监管方式未来应借鉴香港地区的保荐人监管模式———“亲投资者”和“依靠规则”的模式。     

亚洲国家如何制定政策

公共政策就是一系列旨在增进社会利益的行动,这种社会利益是用社会获得的总利益和付出的总代价之间的实际差别来衡量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利益受到政治权力、官僚势力、立法机关、人民政治力量(压力集团、政党)等各方面的力量对比及决策过程的严格限制,因此研究一个国家如何制定和实现政策是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的良好途径.本文试图通过描述一些亚洲国家(日本和亚洲共产     

试论战后日本政治体制及其演变

“政治体制”这一概念,是将系统论的分析方法运用于现代政治研究的产物,它已为人们普遍接受和使用,但其确切含义众说不一,尚无定论可恃。依笔者之管见,所谓政治体制,是指阶级阶层(首先是统治阶级)、公民等政治主体,通过国家机器、政党、社团(或压力集团)等政治设施,利用法律、政治原则等政治规范和特定的政治文化,实现其价值、利益乃至战略的系统及其运行机制。     

秩序内外的正义情境

从词源上看，正义最初是指向某种神性秩序。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政治国家，正义也朝向日常政治生活的规训转变，但这种转变并未消解其作为整体性或基础性的秩序意涵。在这种转变中，政治生活或经济生活中某个个体或群体借由某种权利介入秩序运行之中，正义转变为对实存秩序的反抗，并在与秩序的冲突中呈现出自身的张力。在现代社会之中，秩序内外的正义冲突实质上是个体之“权利”与政治国家之“权力”之间的冲突。化解这种由人格化资本在政治秩序中所导致的“无主体”或“物主体”的社会秩序，需要以作为整体之个体来弥合“权利”幻想的碎片化，从而为正义实践塑造坚实的确定性基础。     

法治进程中的人文精神流失及补救

众所周知,法律、道德和宗教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三种规范.法律没有道德那样"崇高",也没有宗教那样"神圣",而是时刻立足于现实的"世俗人"和"世俗社会".它注重人的具体行为,通过调整并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而达致一种稳定合理的社会秩序,因而,法律的核心关怀必然是人.马克思认为,法律是人的行为本身的必备规律,而"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1](P281).     

中国法院案例指导制度价值功能之认知

对于认知中国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应该聚焦于“同案同判”及其内含的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要求采把握.“同案同判”的确切含义是“同样案件同样判决”.“同样案件”是指在定性分析上确定待决案件的事实与指导性案例的事实在整体性质上是否涉及相同的法律问题,以及在定量分析上看两个案件的具体情节是否可以视为相同；“同样判决”则是指相同的法律认定以及相应的肯定或否定的法律后果.指导性案例是适用法律的成例,并在此基础上具有生成裁判规则的“法律续造”意义.对指导性案例的价值,不应该在克服所谓的制定法局限以及否定甚至消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意义上来认识.     

法律与皇权：早期拜占庭与隋唐帝国治理之比较

早期拜占庭与隋唐中国，均是由皇帝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一帝国，促进社会发展、维持统治秩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遵循稳定规则的法治与强制使用权力的人治是国家治理的两种不同路径，在两国的国家治理中占据不同比重，适应于两国法律与权力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早期拜占庭帝国在治理实践中更多选择法治路径，注重平衡社会变化的自主性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因素对国家治理模式具有更大影响；隋唐帝国更多选择人治路径，皇权对社会产生了更大影响。通过对两国治理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法治能够产生更大的治理效能，而人类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以及罗马法在中世纪西欧的复兴，也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然性。     

对两种语境中宪政论的思考和回应

本文比较系统的讨论了宪政在民主和自由两种语境中的含义;对民主宪政论和自由宪政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逻辑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和回应。本文认为,宪政问题决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提倡宪政符合特定历史时期民主政治的性质和政治斗争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用“人民民主专政”代替了“民主主义宪政”。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果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西方的概念中,宪政不等同于民主,宪政和民主在理解上虽有交叉但含义和偏重不同,所以用社会主义宪政表述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容易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从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个人权利和自由不能作为人民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价值。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也不必然以社会与政府的分离或对立为基础,限制政府权力也不必然能够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党和政府是保障和发展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依靠力量。我们不能在没有充分理论论证和对政治后果作出明确判断之前就认定宪政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和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