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的几个问题

英国历史上被视为是一个奉行“均势外交”的典型国家。 19世纪末、2 0世纪初 ,英国步入了相对衰落的历史发展时期 ,逐步放弃了建立在绝对优势基础之上的“光荣孤立”政策。“三环外交”是二战后丘吉尔为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提出的一项外交总方针 ,是一个国力日趋衰微的大国在外交战略上所作的一种无奈选择。 2 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外交战略实现了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 ,但仍存在“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之争。文章着重论述了布莱尔外交的成就和特色 ,认为布莱尔的“枢纽外交”说实际上是工党政府试图为英国外交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寻求出路的一种尝试     

英国“三环外交”政策论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多年间，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三环外交”。一般认为，“三环外交”是不成功的，而且是不现实。但实际上，从“三环外交”出笼及其被推行的特定历史环境看，这一外交政策虽然没有达到设计者的终极目的，却仍然是可行的、现实的。因为“三环外交”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英国的大国地位，有利于英国处理好战后初期同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关系，使英国完成了由殖民帝团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历史的进步。虽然“三环外交”对冷战起到了推波动澜的作用，但这项外交政策并未失去应有的灵活性。“三环外交”体现了英国传统外交中丰富的想象力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高超的外交技巧，不能对其彻底否定，相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与借鉴。     

日本对非洲外援政策的历史演变探析

尽管近年日本受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大幅削减了ODA的预算总额,但其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和规模不减反增。从日本对外援助体制的确立到其早期对非提供援助,日本先后经历了“请求主义”与“自助努力”原则下的援非外交被动时期、综合安全保障政策下的援非资源外交的积极时期与国际责权分担政策下的援非政治外交的黄金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日本对非外援政策的演变,并非源于短期的外交利益所驱动,而是基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非外交指导思想,即树立良好国际诚信、谋求政治大国发展;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确保本国经济大国地位;建立互惠合作的外援机制,避免强势外交形象。     

由日本"走入非洲"看其"政治大国"路线

新千年伊始 ,日本军民还沉浸在一年一度年假的欢娱之中 ,首相森喜朗却已在元月七日踏上了前往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和欧洲的希腊进行正式访问的行程 ,从而成为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首位日本首相。此举打破了日本首相年初首访美国或亚洲邻国的惯例 ,同时 ,揭开了日本外交“走入非洲”的序幕。　　森喜朗把新世纪之初的首访地定在非洲国家 ,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这与日本的“政治大国”进程及去年年末森氏内阁提出的“战略性外交”有何关系 ?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加以论述。　　一、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　　 1945年 8月 ,日本…     

日本对中亚外交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

从战略上讲,日本对中亚的外交演变经历了以经济援助为主到目前政治对话为重心的过渡,经济援助政策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上已经从属于其整体的地区外交战略,其目的已经超出了“能源外交”和“贸易外交”等经济利益的范畴,寻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安全等国家战略利益日趋居于主导地位。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对外政策及外交困境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外政策的演变是引人注目的。英国从一战的战胜国、巴黎和会的操纵者、"欧洲均势"的维护者,转变为20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的推行者,其外交政策明显从主动走向被动,以至丧失外交主动权,不得不消极"避战",获得虚势的"和平"。英国绥靖政策的实行,有其错综复杂的国内背景和社会根源,但本质上是由盛转衰的英国丧失战斗意志的软弱表现。     

18世纪苏禄与中西方的外交互动

18世纪，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苏禄作为南中国海东南部海域的商贸中心，成为欧洲国家商业势力和殖民扩张的竞逐目标。苏禄为发展海洋贸易和维护国家独立，周旋于欧洲商业殖民势力和中国清朝之间。为抵抗西班牙的殖民侵略，苏禄恢复已中断数百年的对中国的朝贡关系，甚至向清朝提出“输诚向化，入附版图”的请求，试图在朝贡体系下寻求清朝的保护。在被清廷明确拒绝以后，苏禄接受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商约的要求，与英国人缔结同盟，以提供海上航运便利和出让贸易垄断权为条件，争取军事外交上的援助与支持。苏禄的左右逢源与外交转向，既体现了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也反映出近代早期东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互动。     

“欲抑先扬”——“欧洲复兴计划”与战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嬗变

“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也称“马歇尔计划”）是冷战初期美国实施对苏遏制战略的重要一环。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援助达到恢复西欧各国经济、确立日后美国在欧洲事务中主导话语权的目的。战后初期的美国政府决意实施先行扶植欧洲,再遏制苏联的外交大战略,即采用“欧洲优先”的外交思路完善冷战初期大国竞争之战略储备。美国政府颁布《对外援助法案》（Foreign Assistance Act）,即“欧洲复兴计划”正式实施75周年（1948—2023）之际,对于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政策的深入探讨,可以准确地勾勒出杜鲁门政府外交决策者们的思维轨迹,更好地理解美国冷战政策形成之深层原因,以及美国当代“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的政策取向。     

印度对西亚政策的演变

西亚在印度外交中向来占有重要地位.以印以建交为标志,印度对西亚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边倒",即倒向伊斯兰国家;第二阶段实行"平衡外交",即在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保持平衡.印度在西亚政策上的变化,乃是时代变迁和国家利益考虑所致.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安倍外交的初期成效与展望

安倍政权的内政、外交政策体系以“美丽的国家”为核心概念,其外交内涵是要摆脱“二战后体制”,走向“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安倍上任头一个月的外交局面,总体上是亮点多于阴影。特别是其对中韩两国的访问,基本上实现了扭转外交困境、磨灭在野党批判锋芒的双重目的。今后安倍外交向何处去,将取决于日本国内政局变化和对外关系演变等多种因素。     

新书简介

D0/M235MakingPolicy,ShapingLives(《制定政策,塑造生活》)editedbyRaiaProkhovnik(英国开放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2005191p.本书收集了英国开放大学学者撰写的5篇论文,这些文章从欧洲现行公共政策案例的分析入手,阐述了政策制定对公民生活的影响与塑造。(1)“政策是如何制定的”。作者将欧盟看做是一个新的系统的政策制定领域,展示了在单一欧洲市场决策中,不同的制定者与不同的政治结构对政策制定程序的影响。(2)“保健政策制定中核心与边缘关系的挑战”。作者依照地理、功能与政治地位的不同,分析…     

家庭政策的悖论

美国在制定“支持家庭”(family friendly)的社会政策方面要远远落后于欧洲发达的工业化民主国家,这是为人们所广泛公认的。即便如此,在2 0 0 0年,美国的人口出生率( 2 0 6‰)明显高于欧洲主要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出生率(西班牙和意大利:1 2 2‰;英国:1 72‰;法国:1 74‰;德国:1 4 4‰;瑞典:1 5 4‰;荷兰:1 66‰)。1 996年,欧盟1 5国中平均每1 0 0 0人当中有5 1对男女结婚,明显低于美国每1 0 0 0人中8 8对的比例。就婚姻地位而言,欧洲国家有更多的人是采取自愿同居的方式生活,例如1 997年,在1 6～2 9岁的人群中,法国有48%的夫…     

民间交流在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特殊的中日关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民间交流(外交)”作为非正式外交渠道在外交中具有特殊的双重意义。但是,民间交流或曰民间外交并不能完全代表中日外交关系的全部过程,它仅仅反映了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对中日关系正常化实现之前,“民间交流”与政府间外交的相互关系如何评价?如何看待“民间交流”在国家关系非正常时期的地位与作用?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认识的变化曲线,即“民间交流”的涨落轨迹是否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脉络相一致?制约和影响“民间交流”的因素有哪些方面?等等,这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试析“综合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政策选择

“综合安全观”是指突破了传统安全观的限制 ,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国家安全问题。而中国“综合安全观”的“综合”性特点 ,主要体现在安全的内涵、外延以及安全威胁来源三个方面。本文提出 ,在“综合安全观”思想的指导下 ,为了谋求一个安全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中国的外交工作必须处理好内政与外交、“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四大关系 ,妥善对待“睦邻外交”和“不扩散”两个热点问题。     

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

俄乌冲突爆发后,开拓“全球南方”新议程成为印度外交的新抓手。莫迪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为了服务其大国战略转型。在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中,印度作为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形塑了其“全球南方”身份,也建构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不结盟外交传统。但莫迪上台后打破这一传统外交框架,将“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打造为新的身份叙事,加速推进印度大国战略。“全球南方”的作用因此被重新定位。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改革多边主义,以及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尽管现有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印度,但莫迪政府过分追求大国地位而虚化“全球南方”身份,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短期收益和地缘政治博弈,势必会受到多方制约。当前,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     

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

战后日本公共外交的运作模式经历了由基本运作模式向改良型运作模式的转变。在基本运作模式中,一国讯息由政府主导下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发出,经对方国家的信息传播节点后抵达普通公众视野。这种方式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无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动员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参与其中,构建跨国共同体网络,借助商业模式来传播本国的价值理念,以及将象征本国国家形象的组织嵌入对方基层社会之中,已成为冷战之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进行改良的主要方向。通过在这些方向上的摸索,日本最终形成了“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虽然这些运作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且有些模式真正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别国政策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其至少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上获得了成功,提升了别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     

冷战后的日本文化外交

８０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文化外交。１９８８年５月，竹下登首相在访问英国时提出“国际合作构想”。这一构想的三根重要支柱之一就是要“加强国际文化交流”。①为了推进这一政策，还专门设立了以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为主席的“国际文...     

欧盟对外行为能力及其发展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欧盟政治一体化的核心内容,是欧洲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欧盟所实施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政策机制对欧盟未来发展尤其是提升其国际地位和加强在世界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各成员国希望能够团结起来以加强在国际舞台上讨价还价的能力与实力,但却不希望向欧盟交出外交与安全的缔约权。所以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建设过程中,其对外能力要实现统一性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实质性的障碍。     

从屈辱妥协到独立自主--《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比较研究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现代中国外交史上一段从屈辱外交到独立自主外交历程的重大转折。前者是二战期间苏联推行大国强权政治、美英绥靖政策及蒋介石磕头外交等因素作用下的产物 ,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而后者是冷战开始后苏联调整对华政策与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一边倒”外交政策背景下签订的 ,维护了国家民族权益 ,揭开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