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退契类型及考释

“退契”在中国古代土地市场中使用广泛，而“退”字早在宋元“取问亲邻”的批退制度中就已出现。入明以后，田宅典卖程序日益简化，该字在明清两代的田宅交易中也开始出现不同内涵。具体而言，明清的“退契”又可细分为“退还产业”和“田皮交易”两类。若将田皮权视为一种业权，两种类型的“退契”都表现了业权的排他性。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变化，既验证了民间契约系统的多样性，也代表了灵活多元的传统土地市场始终存在着对于业主权益的保障机制。     

典制的借债担保渊源——以民国时期徽州借贷契约为案例

典制是中国传统社会田宅交易的一种特有方式,一般认为渊源于"卖",被称为"典卖"。然而,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徽州借贷契约的内在联系和演进关系发现,"典契"在本质上应是一种抵押借贷契约,"典制"应是渊源于借债担保。     

试论清水江流域的民间地汉转移——基于文书的考察

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民间地权转移方式有断卖、典卖、抵押、分家、拨换、赠送和租赁等。其中,断卖、拨换和赠送使地权永远发生转移,分家使地权重组;典卖、抵押和租赁暂时转移地权,若期满后土地变成断卖,地权则实现永久转移;地权转移契约款式和程序基本稳定,成为当地的习惯法;地权转移方式具有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有效地促进了土地的流动,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元代量词研究札记

本文探讨了关于元代量词的三个问题: 1.元代名量词 儿尾。这种现象是北方言的反映。2.元代名量词的词尾化。这种现象是语言精密化的体现。3.元代量词与现代汉语量词的比较。从中发现量词的发展存在繁化和简化两种力量。     

论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之效力

近年来,由于城市建设用地越来越少,划拨土地大量入市不可避免,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逐渐成为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法律议题。国家对划拨土地的管制,经历了从禁止非法转让到依法转让的过程。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交易结构包含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两种合同关系。批准转让的政府与受让人签订出让合同,受让人补缴土地出让金,皆系对转让合同的履行,但是否缴纳土地出让金不影响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未经批准之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效力存在无效、有效和未生效三种可能样态。行政主管机关的审批不宜与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绑定。未经批准之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不宜再被认定为无效。土地增值易引发转让人撕毁合同的道德风险,认定合同未生效不利于对受让人合同履行可得利益的保护。合同有效与合同履行应相区分,认定合同有效系最佳选择,能兼顾管制与自治,平衡当事人利益冲突。     

典制的完整形态——清至民国徽州典契研究

民法学界对于典制的定义,往往以典权人占有、使用、收益标的物为标准,以其为典权成立的要件。然而,通过对清至民国徽州典契的研究表明,典制还存在典权人不占有、不使用、不收益标的物的形态。民国徽州契约格式手抄本中称前者为＂当契交业式＂,称后者为＂当契包利租式＂。＂当契交业式＂是出典人出卖不动产前的缓冲,＂当契包利租式＂是出典人转让管业权前的缓冲。完整的典制形态应是：当契包利租式→（回赎）→当契交业式→（回赎）→找价绝卖。     

明代两次出使朝鲜的维吾尔族使者──契斯

明代两次出使朝鲜的维吾尔族使者──契斯契斯是元代为国家统一事业做出贡献的，时人称“一门九进士”的契氏家族的后裔，他元末曾为嘉定知州。公元１３６６年归顺义军。公元１３６８年，亦即洪武元年授兵部员外郎，不久提拔为符宝郎。其宗人契逊、契长寿父子元末避居朝鲜...     

土地改革发展脉络

土地流转:指土地使用权流转,即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土地改革:指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土地税收制度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等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海南三亚崖城黎族民间地契初探

海南三亚市崖城镇发现的一批黎族民间地契,堪称黎族文书类珍稀文物资料。既有断卖契,也有活卖契,但未发现加盖官印或粘贴契尾的官契,均在空白纸上自行书写,是纯粹的民间行为,属于白契。这些地契形式规范,在黎族古籍研究、黎族政治经济社会研究、黎族民俗研究等方面具有不可多得的文献价值。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兼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是承包权流转的方式之一。现行法律出于维护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等立法目的,对承包权转让作了多种限制。从私法自治理念出发,这些限制性规定并非都是效力性的强制性规范,对其违反并不当然引起承包权转让合同无效的后果。应当对合同法第52条作限缩性解释。《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应当处理好转让自由与土地管制的关系,取消承包权转让限制中的不合理规定。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