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看郭沫若文艺思想的流变

作为郭沫若的文艺论文集,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涉及作者1920-1930十年间的文艺思想,通过两个论文集的比较研究,可以厘清郭沫若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并把握其文艺思想前后转变的原因.     

庄子“物化”论的美学意义

庄子是战国时著名的哲学家兼文学家,他对中国美学、文艺思想的影响,是其它先秦诸子无法比拟的。《庄子》①一书,本来是论述庄子之道的哲学著作,但是它却往往为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家所引述,甚至奉为经典。因此要透彻地研究庄子的哲学,就必须同时从美学、文艺的角度去入手;要透彻地研究庄子的美学,就必须从庄子哲学的整体出发,以探索庄子之道论与美学、艺术规律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局限于《庄子》关于     

从《春蚕》看郭沫若前期的文艺观——兼谈泛神论的影响

郭沫若前期的文艺观,受到泛神论哲学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政治观的支配和影响,而通过前期的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表现出来。一九二五年结集的《文艺论集》,是诗人直接阐述自己对文艺的见解,而他前期的诗集《女神》、《星空》等,又是诗人对自己文艺思想的实践。《春蚕》呢?则不仅是他文艺思想实践的产物,而且是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用诗的语言直接显示诗人前期文艺观的一篇重要诗作。(收入《女神》被删节)尽管这一篇不足以概括郭沫若前期文艺观的全部,但它确实是用郭沫若所特有的诗句,表达了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并且透露出郭沫若的泛神论在文艺观中的印痕。     

《神话的世界》：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面镜子

《神话的世界》,作为郭沫若唯一一篇以神话与文学关系为中心话题的文艺论文,其特殊性和典型性不言而喻。它既是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诗人正面探讨神话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文献。结合郭沫若同时期各类创作的实际,进入《神话的世界》,在神话的概念,科学与神话、民俗的关系,异域神话资源整合等有价值的命题上均显示了郭沫若不拘泥、不困囿的开放心态。对《神话的世界》进行整体研究成为考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中,有关神话思维与诗性特质关系问题的重要依据。     

庄子与中国古代文论三题

在中国文艺思想发展过程中,庄子一派的影响可能要比儒家更为深刻和广泛,正如郭沫若所说:“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均影响之下发展。”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许多重要概念,诸如意境、形神、神思、风骨、韵味、真实、自然等等,基本上都渊源于《庄子》。这篇文章不能全面论述庄子与中国文论的渊源关系,只拟讨论三个问题:     

郭沫若对庄子态度的变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郭沫若对待庄子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非常不同的时期:浮夸时期,苦闷时期,匡济时期.在第一个浮夸时期(1924年以前),郭沫若对待庄子是充满浮夸的浪漫情怀的歌咏,把庄子哲学与西方的泛神论等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个性与浪漫色彩的"文学化的庄子";在第二个苦闷时期(1924-40年代),郭沫若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对庄子的评价上,虽然其学术态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为我们客观地提供了一个"学术化的庄子";在第三个匡济时期(60年代),郭沫若则完全用阶级论来评价庄子,于是有了一个"政治化的庄子".郭沫若对庄子态度的这种戏剧化的变迁,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庄子哲学在现代中国的波折命运,而且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人在政治环境的压力下个性逐渐走向毁灭的悲剧.     

《淮南子》文艺思想四论

《淮南子》既接受了道家文艺思想中的形而上观念,又认为文艺有自在的规律性与规定性;既接受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目的性与功用性因素,又不单纯以"言志说"去揭示文艺的本质。它的视界与言述空间有异趣:即文艺的起源偏重"道论"下的"物感说",文艺的审美性更关注美感与美的形态,文艺的功用并未摆脱礼乐教化论的窠臼,却也超越了道家的虚无论,文艺的发展与世推移,可最终的指向却是更原始的回归。     

从"写实"到"主义"——论张道藩的国家文艺思想

在20世纪的中国,写实主义文艺的重心曾经从"写实"本身的"主义"转移到政治的某种"主义",张道藩的国家文艺思想,即令"写实主义"服役于"三民主义",演成三民主义的写实主义.其形成带有现实的政治考量,即因应抗战建国和批评普罗文艺的需要,而其实施则暴露出政治目标与人文内涵的冲突.张道藩对三民主义文艺思想的建构和阐释显得中正、平衡、和谐,虽倡导有力的国家文艺,却又试图最大限度地尊重自由和人权,遂使其三民主义的国家文艺思想温和无力,最终走向自我消解.     

郭沫若早期对欧洲文艺思想的研究

怎样评价欧洲的文艺思想,征“五四”时期曾是一个重要课题,在今天也仍然有其现实意义。郭沫若早期对欧洲文艺思想的研究以及他所受到的影响,迄今研究郭沫若的专家、学者还少有论及,作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看法,以求共同探讨。一、对欧洲文学研究的态度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一种人民本位主义文艺思想──学习邓小平文艺思想的体会

邓小平文艺思想是一种人民本位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过程中，以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为一元化框架，形成了一个包括文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艺本源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功用论、文艺工作者个人的创作自由与其对于人民的社会责任相统一的文艺创作论、以及文艺由人民来评定的文艺批评论等在内的完整体系，成为历史新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思想。     

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郭沫若论辩

堪称20世纪中国文化巨人的只有鲁迅、胡适、郭沫若三人,要认识和了解20世纪的中国,势必要了解鲁、胡、郭三人。作为"中共文化代表"的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旗帜"。新世纪以来,思想文化多元化,原有价值观、价值体系受到海外思潮猛烈冲击。国内丁东等人以反思之名行否定郭沫若之实,诬其"政治投机"、"文学侍臣"、"无独立研究精神"、"学术抄袭"等,笔者以为,有失偏颇。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给予历史的公允的评价。据此,本文着重对上述论点开展批评、论辩。作为乡梓,爱戴崇仰郭沫若是很自然的,但决不"圣化"、决不回护,而是给予历史的尊重。     

鲁迅与《文心雕龙》

“摩罗诗力”和“现实战斗精神”是鲁迅文艺思想之核心,它们既是鲁迅在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影响和新文学发展实际基础上的独特创造,也是对《文心雕龙》中“风骨”这一民族审美理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旨在厘清二者之间既有差异又存在相同之处的复杂关系,证明现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文论之间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续性。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气化流行生生不息--重建中国的气论美学

中国传统的气论美学是以中国的气论哲学及气感文化诠释中国的审美实践和美学思想而形成的中国的元美学。在当今中西文化交流的现代性语境之下,重建中国的气论美学,可以深入地阐释中国美学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内在思想体系,更加理性地应对中西美学交流中的巨大机遇与严峻挑战,为当代中国文论和美学建设拓展综合创新的理论基础和思维空间。     

范晔的文学审美论及其贡献

南朝刘宋时范晔既是史学家,也是文学美学家。于《后汉书》,首辟《文苑传》,成正史文人传记之先导。善在文史合议中发论,于前人史著,不惟评其史学价值,而且论其文学水准。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是其文学美学思想的集中表述,也是中古文学美学史的经典文献。首言文意为主,首分文笔界限,首以文学审美之法撰写史之传论赞词。发论与撰述珠联璧合,史思与文情桴鼓相应。范晔于中国史学-美学实有大贡献。     

试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学科性建构

中国近代以来,王国维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具现代性特征。其学科性文学批评体系主要体现在：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独立＂论,摆脱了＂依经立义＂的教化论文学批评方式;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学语＂,他从叔本华哲学美学那里借用了不少批评概念,并对之进行中国化改造,使其学术话语既中又西,具有学术的新颖性。此外,还运用了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等跨学科方法研究一切文学现象。     

但丁的美学和诗学思想

但丁的<神曲>、<论俗语>、<飨宴>、<致斯加拉亲王书>等著作,蕴涵着丰富的美学和诗学思想.但丁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中世纪神学和亚里斯多德哲学,也间接吸收了一些从君士坦丁堡传来的阿拉伯哲学家的思想.但丁的美学思想充分显示出从中世纪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特点,他在强调上帝是一切美的本源、艺术的象征性的同时,也提倡"艺术取法自然",并应表现个人主观感受与激情.但丁对文学语言特性及审美性的认识、关于诗的定义和基本体裁分类等诗学见解,也是卓有识见的.     

中国道家思想对赫尔曼·黑塞的影响

黑塞一生深受中国文化浸染,尤其偏爱老庄。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道家思想不仅影响其生活和思维方式,并广泛浸润其文学创作,成为他构建自身文学审美观的重要精神依据。如万物源道的人生悟境,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上善若水的处世态度,循环齐一的生死之道等。黑塞垂青中国文化精神,并非出于逃逸西方文化之初衷,而是希望经由东方这个“他者”来更好地反观自身、找寻自我。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朱光潜的当代美学研究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光潜的美学研究发生了四个转向，即翻译西方美学资料、研究哲学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论、中西方文化与文明及其比较研究。这样，朱光潜以其丰富的资料翻译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学科基础，推动了以美的本质、美学基本原理为重要成果的哲学美学的研究，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资料建设和研究水平，在美学界开启并促进了对中西方文化、文明及其比较的研究，推进了中西方美学、文艺、文化、学术的交流。朱光潜以美学家、理论家的身份介入当代文艺、哲学、文化问题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文化实践的发展，并以开阔的视野和规范的研究引领、提升了中国当代人文学术的发展。他的研究转向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含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全面、客观地还原这四个转向，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评估其转变效果，有助于科学地理解、评价他的研究，也能够由此反映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