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春秋笔法”

本文针对学界一些人认为曲笔隐讳的“春秋笔法”为孔子首创和另一些人否认孔子与“春秋笔法”有关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从客观事实出发，详细辨证了孔子曲笔隐讳的真实情况，并从政治思想、名教观念和儒家思想的温和性三方面探讨了“春秋笔法”产生的客观原因。     

怎样对待“红楼梦”——评“文史哲”“红楼梦研究讨论专辑”中的几篇文章

“文史哲”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的“红楼梦研究讨论专辑”,共发表了十七篇关於“红楼梦”研究讨论的文章。它们是山东大学所举行的五次“红楼梦”研究讨论会上的一部分发言稿。这十七篇文章,其中,有十篇是以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内容的,有七篇是论述“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人民性、人物形象及其评价问题的。本文所要评论的对象,就是这一部分论述“红楼梦”的时代背景和讨论它的人民性等问题的文章。读过这一部分论述“红楼梦”各方面的问题的文章,我感到,在这些文章中是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的。它们不是在“红楼梦”的倾向性、人民性等方面,去努力研究、探求并肯定它所含有的进步成分和巨大的     

论《史记》无“微言大义”说

在近世的《史记》研究中,风行着一种“微言大义”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由于有诸多忌讳,所以运用了许多手法,这样《史记》中存在着大量的“微言大义”,需要我们离开字面意思去另求。深意”,否则便不能算真正认识了《史记》的巨大价值。“微言大义”说是不是科学的结论?用这种观点去索解《史记》是否符合司马     

宋初“三先生”学术思想考论

宋初“三先生”都是著名的经学家 ,他们一反过去传统的治经方法 ,开始以义理解经 ,侧重于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 ,不注重训诂 ,这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开了宋学之先河。     

论“经”和“史”——与周予同、汤志钧先生商榷

“经”和“史”的关系问题,两者有何区别与联系,两者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是历来聚讼的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如何来分析研究经学史上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个工作象开发矿源一样,可以说目前还在钻探的阶段。年来周予同汤志钧两先生发表了好几篇关于经学史方面的文章,最近他们又提出“经”和“史”的关系问题来。现在就这一问题,谈谈几点粗浅的看法来就正于两位先生。     

“幽榜”非吳敬梓所作辯

“儒林外史”的原本是五十回,此点經前人之考証,已成定論。但现存的却僅有五十六回本及六十回本兩种,其中六十回本顯系由五十六回本增补而成,因此可以说现存的基本上是五十六回本。研究“儒林外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辨清这五十六回中,那些是吳敬梓的原作,那些是后人的续筆。但在原本不存与資料缺乏的情况下,这是十分不易的事,虽然可以借着作品內容的联系來考察,——正象有些人所尝試的一样,但所得的最多也只不过是有限的一种假定而已。在这工作中,第五十六回即常人所謂“幽榜”一回,尤是論爭的焦点。金和在他作于一八六九年的“儒林外史跋”中说: 先生著書皆奇数。是書五十五卷,于琴棋書画     

“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论《儒林外史》的结构主线

<正> 关于《儒林外史》的长篇艺术结构,“五四”以来,我国的研究者鲜有比较充分的肯定,甚至有胡适那种“没有结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全盘否定的看法流行一时.对此,美国学者林顺夫《<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事结构》一文(《文献》第十二辑),从中西哲学和文学思想的比较,指出胡适等人的偏见乃是“由于西方思想的框框和西方小说完整的情节结构的影响”,忽略了“在《儒林外史》中发现的那样特殊的结构典型”。认为(《儒林外史》结构的“条理性和完整性,决不比非常出色的西方小说作者逊色。”这是     

论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国”——说《儒林外史》的思想性质及其文化沿革

文章考察论证了《儒林外史》的思想性质及其文化渊源,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吴敬梓心目中“理想国”的特点。认为“敦孝悌”和“笃忠恕”是吴氏“理想国”的最高道德规范;“以仁义服人”是这一“理想国”的政治纲领;“礼乐兵农”是这一“理想国”的治国经纶;“清议”与“致用”是这一“理想国”的士林学风。认为既与程朱理学对抗,又与陆王心学分庭,是吴氏心目中“理想国”的文化总体特征,《儒林外史》中的民主主义思想不属于具有近代色彩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确切地说,这种思想基本上仍是中国儒学固有的朴素民主主义思想     

从“春秋书法”到“春秋笔法”名称之考察

从历时的角度通过对“春秋笔法”诸项别称,如“春秋书法”、“书例”、“释例”、“义例”、“义法”、“春秋凡例”、“笔削”等的一一考察,认为这些名称在实质上都有共通之处,“春秋书法”是等同“春秋笔法”的,“春秋大义”经过历代的阐释和发挥,其名称逐渐走向一致,“春秋笔法”的称谓亦逐渐取代其他各种称谓成为了一致共识。     

怎样正确评价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批判周来祥、徐文斗两先生的“‘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的修正主义观点

白居易的“长恨歌”,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近几年来有过一些討論,意見分歧很大,至今尚未有统一的正确看法。我觉得,这是因为討論者沒有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而有不少的同志却是运用修正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周来祥先生在講授“长恨歌”,徐文斗先生在講授“梧桐雨”时,就都表現了这样的錯誤观点。而他們合写的“‘长生殿’的主題思想究竟是什么?”錯誤更是严重的。(发表在“文史哲”五七年二月号)在这里,对这篇文章中的錯誤提出我的     

历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与刘节先生商榷

今年第二期《学术研究》的“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論問题的討論”专栏,发表了刘节先生的以《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为題的討論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而所有的問题又都是围繞着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孔子及其思想这个中心問題的。刘先生文中还特別声明:这些“虽然是个別問題,也可“以偏概全”,‘一隅三反’”。从这个声明看来,刘先生在这篇討論文章中,显然是試图以孔子及其思想的討論来“概”和“反”及整个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究方法論問題,即:阶級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研究古代历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的問題。     

从史学“两重性”到“四分层”——论新时期史学本质问题的“分层思考”

新时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有关史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上,从何兆武先生的史学“二分法”到张耕华教授的史学“四分层”,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关于“史学本质”问题“分层思考”的研究模式,从而体现了新时期我国史学理论研究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分层”正是为了探究“历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但这必然引出的问题是：史学各分层上的知识本质和认知形式的不同终究要依据什么判断标准来划分？因此,关于史学本质首先应探讨的是其判断标准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将史学本质问题说清楚。     

评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说”

近年来刘节先生连续发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孔子的唯仁论”、“谈史料学和史学史”、“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等几箱论文,曾经引起全国各地历史学者的批评。刘节先生对于这些批评和意见没有严肃认真的考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刘节先生的人性论,超阶级观点,已有不少文章作了评论,本文仅就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说”进行剖析,因为这是刘节先生的历史观。刘节先生早年在《古史辨》第五册的序文     

评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史观

刘节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这篇文章里说:“‘天道’是自然规律,或者说自然法则;‘人道’就是社会规律,或者说人为法则”,“人类如果未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人为规律就无法与自然规律相统一”,只有“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天人合一’。”而“真正的‘天人合一’”,“必须是通过共产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的。”可见刘先生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乃是他对“历史的演进过程”的看法。这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历史归之为天与人如何从矛盾到合一的历史。而天与人之所以能够合一,就在于他虚构了这一对阶级社会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所谓     

文本逻辑的阐释力度——读商伟教授新著《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

商伟的《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一书,综合运用文本细读、文献考证和文化分析的方法,探寻《儒林外史》的文本逻辑,指出该书展现了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从把整顿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礼”到对“礼”产生怀疑的心路历程,其基本特点是“无边的怀疑”,属于一种“开放性写作”,对《儒林外史》在当时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作出了准确定位,并循此思路对《儒林外史》的结构特征、叙事方式以及第五十六回的真伪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和分析,是《儒林外史》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中国古代有没有“自然法则”观念

“自然法则”观念是科学思想与法律思想的共同基础。李约瑟先生分析了东西方“自然法则”观念的差异,认为这是导致两者在科技领域或领先或落后的重要原因。本文探讨了中国式的“自然法则”观念的种种特征,分析了它们在科学思想及法律思想方面的独特表现,这为解释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法律思想的进步与落后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     

从“道”的命名看老子的语言哲学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变异、哲学突破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名实之辨”的思潮。道家代表人物老子作为这一时期伟大的哲学家,在构建“道”这一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提出了“名实之争”的问题。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包含了许多语言学思想,老子的语言学思想是其语言哲学思想的一部分。本文试图从老子对“道”的命名中来体察老子的语言哲学思想。     

评“《诗》有楚声”说

《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所载潜思荃同志《<诗>有楚声论》这篇文章,着眼于“兮”字,从“音律、语言”上论证出《诗经》有楚声,是由“民间流传”而“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这个看法似乎值得商榷。“兮”字在先秦诗歌中广泛出现,尤以《楚辞》为多,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楚声问题?楚声的涵义是什么?有“兮”字的诗歌是否就是楚声?《诗经》篇章中的“兮”字是否就是“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谨陈一孔之见,望批评指正。     

《儒林外史》的思想、艺术及版本说略

《儒林外史》的思想、艺术及版本说略陈美林《儒林外史》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内容，各个时代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评论。作者至友程晋芳说它“穷极文士情态”（《文木先生传》），闲斋老人在序《儒林外史》时又认为“某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卧闲草堂本评语则将上述...     

“封建迷信”与“迷信”辩析

▲“封建迷信”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它在理论上是否正确呢?这种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当代与世界上存在的迷信现象,对于我们长期反对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的斗争是否有关,《“封建迷信”与“迷信”辩析》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