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宣誓对象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元首宣誓的对象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一是选民,二是法官.对选民宣誓与对法官宣誓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宣誓,蕴含了不同的理论逻辑.前者暗含了“人民至上”的逻辑,推崇民主价值,强调的是维护人民意愿在现代政治国家中的重要性;后者则暗含了“司法至上”的逻辑,推崇自由价值,强调的是保护公民权利在现代政治国家中的重要性.与其他国家不同,我国元首在宣誓时是面对国旗、国徽宣誓的.面对国旗、国徽这些政治符号宣誓的仪式,在政治上具有政权认同的功能,此与我国古代的国家祭祀具有同质性.但是,国家祭祀强调的是权力来源与膜拜的神灵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因而神灵构成了对祭祀者的约束.而元首宣誓则不可能反映权力来源与膜拜的政治符号有什么关系,并且因为其非宗教性,也不产生实际约束的效果.因此,借鉴各国普遍做法,我国的元首宣誓制度可以采用对选民宣誓的类型,规定元首在就职时对全国人大代表宣誓.对人大代表宣誓,既可以体现元首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又可以反映元首权力受人民监督的法律关系.     

论宣誓制度的现代构建

人类宣誓制度经历了从对神的敬畏到对人的责任的历史演变.从表面看,宣誓是一种形式或符号,但从其现实功能看,它肩负着职业暗示、约束规范和社会凝聚的功能.当前我国正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协同推进,构建宣誓制度,当务之急是将其纳入立法议程,规范宣誓誓词,进一步明确宣誓的主体和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宣誓制度的社会价值和功能.     

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制度的基本法表达

宣誓制度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就职时的必要程序,但目前在理论与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宣誓的性质与价值、宣誓的监誓人、宣誓的效忠对象以及宣誓的责任。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要回归到港澳两部基本法中去,结合基本法规范的原意与目的,完善行政主导下的立法会议员的就职宣誓制度,包括确认就职宣誓制度的程序性价值,转以行政长官为监誓人,明确效忠特区与效忠国家的高低关系,以及宣誓责任的承担。     

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仪式”的演进

在中共历史上,新党员入党并不是一开始就采用“宣誓仪式”,它的试行、发展、直至成熟经历了一个过程：党的创立时期,是宣誓仪式应用的酝酿时期,此时党员分为两部分,党的创始人和被吸收入党者。前者创立共产党性质的组织,并在此过程中自然转化为党员,后者主要通过介绍人的“谈话”加入党的队伍中来。大革命时期,宣誓仪式则开始试行,在一些马克思主义传播深入,群众素质好、觉悟高的工厂和学校,“宣誓仪式”首先被采用,并逐步形成了一些带有中国特点的程序和形式。土地革命时期,宣誓仪式逐步发展并初具模型,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各地方在应用上也出现一些歪曲和错误。抗日战争时期至党的十二大,则是“宣誓仪式”发展成熟时期,各地方有了其程序和方式的明文规定,特别是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把“宣誓仪式”确定为入党的必经程序,标志着其发生质的飞跃。     

罗马-教会法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罗马-教会法民事诉讼程序在诉讼程序法中被称为"欧陆诉讼程序之母", 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缔造了现代民事诉讼程序的雏形,是诉讼程序理性化的开端.罗马-教会法民事诉讼程序以书面程序为原则、采行间接审理模式、严格的形式证据制度、诉讼程序断续迟延、发明了简易程序,形成正式-简易二元程序结构.它是英国衡平法诉讼程序及海事诉讼程序的渊源,还促进欧陆诉讼程序的统一和诉讼法学的形成.     

党章宣誓的渊源、机理与制度体系构筑

“对党忠诚”,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的首要政治品格,又是政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党章作为最高效力的党内法规,忠于党章是“对党忠诚”的重要表现形式。宣誓行为在政治仪式中的出场,体现了人类对宣誓行为的认知从自然崇拜向政治文明现代性的转变。党章宣誓制度能够成为引导和教育党员政治忠诚的有效方式,其根源在于宣誓语言的述行性、宣誓仪式的伦理价值和宣誓行为的共情力等因素。因此,有必要在既有入党宣誓制度的基础上,构筑贯穿党员“政治生命”全过程的党章宣誓制度体系,使之成为党员“对党忠诚”的重要制度保障。     

我国古代直诉制度的反思——兼与英国衡平法的比较

我国古代的直诉制度是法律规定的一项特别诉讼制度,即为了保证司法公正,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如遇案情重大和冤狱莫伸者,可超出一般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序的范围,打破审级的限制,直接向皇帝或钦差大人或者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申诉的一种司法制度。近年来,我国学者研究我国古代包括直诉制度在内的传统司法制度,认为我国古代司法也有"衡平"的传统,并把这种传统称之为"衡平司法";其实我国古代直诉制度与英国的衡平法在产生和发挥效用的过程中,确有一些暗合之处,但也有着根本的不同。     

论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建构

当代程序简易化改革中,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小额诉讼制度。即将修订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也应当增设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在借鉴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从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管辖权、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审级制度及救济程序等方面对该程序的建构进行了探讨。     

论责任保险对侵权诉讼程序的影响

责任保险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普遍化对侵权诉讼程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受害人提起侵权之诉的激励、诉讼的减等以及诉讼程序本身的进行等.在责任保险的影响下,现代侵权诉讼程序已经发生了诸多微妙的变化.关注这些影响和变化,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对责任保险制度和侵权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现代国家人事诉讼制度的考察与比较——兼析我国人事诉讼之借鉴

从现代西方国家人事诉讼制度的考察与比较出发，运用归纳、辨证等多种分析方法，对现代西方国家人事诉讼制度中的共性及特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进而对这一诉讼制度的优越性进行了评述。目的在于为我国设立这一诉讼模式提供参考，以期在这一立法模式上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论梅山道教文化中的巫觋崇信现象

在湘中古属梅山的地域内的民俗宗教活动中,人们对巫与巫术的信赖具有鲜明的历史与现时性原因。巫术及其宗教性规仪,对当地的民俗文化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崇信巫觋也成了梅山道教的一大表现特色。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一个国家行政诉讼法治建设的发展进程，直接体现着其社会法治建设水平。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在司法审查、权益保障范围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和弊端。应该从完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构建专门行政法院、完善行政诉讼立法原则等方面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调整和重构。     

中国古代直诉制度之法理分析

直诉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特殊的诉讼制度。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古代常规诉讼制度的不足,而且对国家官员的司法腐败具有一定的监督和纠察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古代民众洗脱冤情,诉求正义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法理上对它进行分析,有利于人们透析其存在的法学基础,明晰其运行的法学机理,进而探究其在当代进化和重生的可能性。     

“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中西古代财富思想分异的历史阐释及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上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论民事诉讼失权制度的正当性——兼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10条

自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出台以来,其创立的证据失权制度就倍受质疑,直接导致人们对该制度是否具有正义性产生怀疑.一般认为,诉讼中的失权是为加速诉讼进行而设立的制度,旨在提高效率;由于失权可能产生损害实体公正的严重后果,那么该制度的设立是否还具有正当性呢？诉讼中的失权制度,能够实现当事人适时裁判请求权,保障当事人诉讼平等,维护诉讼的顺畅与程序的安定,其设立具有正当性依据.     

契合·冲突·和谐——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辨证互动历史轨迹

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没有法律,人类便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失去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在所有已知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都存在着宗教神性和法律理性的相互影响。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互动先后经历了由契合到冲突再到和谐的历史轨迹:远古时代,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往往是混同合一的,法律理性借助于宗教神性得以展开;到了中世纪末期,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不断冲突,法律理性从宗教神性中分离出来;然而两者的长期分野却使西方人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迫使两者重新融合,并达到全新和谐,来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和推动法治进程。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辨证互动的历史轨迹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发展提供了借鉴: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建设,而且需要对整个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进行重构,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中国古代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与诉权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没有明确的权利概念,但并不能由此推论出中国古代法律就不保障权利。就诉讼而言,中国古代诉讼当事人绝非客体,而具有一定的主体地位,并享有多方面的诉权,只是相对于现代人来讲,其主体地位和诉权均不够充分。     

中国古代自然崇拜与自然神话的历史考察

自然崇拜是中国自古有之的宗教习俗,但中国古代自然崇拜的宗教情绪比较平淡,自然神的人格化进程相当缓慢,春秋以前各种自然力基本上处于有"神"而无"话"状态,自然神话大多形成于战国以后,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神话故事 .中国古代自然神话是很不发达的,这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主流文化精神决定的.受西方进化论神话理论指导断言中国古代有丰富发达神话的假设不能成立.     

中国人“厌讼”心理的历史分析

“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由“无讼”导致的“厌讼”心理 ,则构成了国人逃避诉讼、私下调解的深层心理根源。本文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及体制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人“厌讼”心理产生的根源 ,或可为研究如何消除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提供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