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治理”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的现状和路径：一个实地研究

在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进程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是需要引起政界和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通过对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实地调研,分析当下中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现状。基于“元治理”的理论视角,提出有关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路径的思考,认为党和政府作为“元治理者”在社区内应当充分发挥其“治理校准”等功能,并组织社区内的市场和居民自组织等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之中,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有效治理和健康发展。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基于社区营造视角

当前,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即将全面进入工作目标为“稳得住”“可致富”“能发展”的后搬迁时代,工作目标的达致依赖长效减贫机制的建构。从社区营造视角并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研究认为通过社区营造推动移民安置社区从过渡型逐渐转变为发展共同体,是实现搬迁户长效减贫的可行路径。具言之,移民安置社区营造聚焦在三个层面:社区主体层面,营造社区多元主体并促进其积极参与社区发展与贫困治理,从而激发社区内部的组织化减贫动力;社会空间层面,营造制度空间、公共空间、生计空间等多维空间,在社区秩序、社会交往和保护性生计的营造中促进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生计安全;社会关联层面,营造紧密利益关联并借助具体社会关系的“传帮带”,促进移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通过“社区主体 社会空间 社会关联”三位一体的社区营造,移民安置社区的发展导向不仅是一种强化社区移民之间社会和心理联结的生活共同体,更是一种融入共同性的经济发展与能力建设的发展共同体。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与重塑路径——基于陕南S县四个社区的观察

易地扶贫“搬得出”任务已经完成,当前普遍面临着安置社区如何有效治理的难题。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兼具城乡双重属性,具有典型的“过渡型”特征。对陕南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调研发现,搬迁前的村干部仍然在新社区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却存在一定的角色弱化风险,阻碍了社区秩序的重构。通过“空间-行动者-秩序”框架认为,易地搬迁带来的空间转型张力是产生村干部角色弱化风险的重要原因。后续要立足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整体空间,通过凝聚情感共识、推动制度引领、培育公共精神、弥合数字鸿沟等手段重塑村干部的规范角色,推动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     

发展性视域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探索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农民由传统村落居住转向城市社区生活，居住空间转型推动了“上楼之后”民众日常生活的重塑，在形成稳定有序的秩序基础上，搬迁人口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安置社区治理的新议题。本文基于对贵州省铜仁市跨区域搬迁安置社区的考察，指出该类社区的特殊性和治理难题，基于发展性视角，从生活秩序的生成与建构、保障与服务的加强、经济与能力的提升三个方面来分析社区治理的机制，并指出社区治理实践的限度，进而提出从制度与生活契合、多元共治格局以及由治理走向发展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后续的社区治理工作。     

空间社会学视阈下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路径——以湖北省巴东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脱贫攻坚重要政策之一,对成功实施精准扶贫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但由易地扶贫搬迁引起的物理空间、生产空间、社会关系空间及心灵空间的改变,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完善配套制度和治理政策。对湖北巴东的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及其空间变化引发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邻里关系空间及心灵归属等问题,需要从社区治理创新视角,探寻重构物理空间、再造生产空间、重塑社会关系空间、建构心灵空间的社区治理路径。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与居民参与——基于凉山州D社区的主客位考察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大工程,通过主客位视角分析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参与现状,可系统呈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实地考察表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的“五位一体”治理模式,其内核是构建以行政化程度较高的社区干部为主、“半组织化”吸纳的社区骨干为辅的运行架构。受生计理性、社区认同、制度实践等因素影响,少数“强参与”的居民与多数“弱参与”的居民在需求、动机与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居民共同体意识和可行能力培育形成挑战。深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在充分发挥两委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有效整合多元治理主体力量,从内源上为易地扶贫搬迁居民可持续发展增权赋能。     

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伴随30多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出现了大批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过程、实施安置、移民的后续发展和效益评估4个方面。这些文献为当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后续研究应在发展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机制和政策、改善和提升易地扶贫中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后续脱贫发展措施和探索将易地扶贫搬迁与长期区域发展规划有效结合等4个方面有所拓展。     

社会资本对“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影响研究——基于拉萨两个社区的案例比较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脱贫攻坚的产物,不仅要考虑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治理,更要考虑着重提高其内生动力解决好移民搬迁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利用社区本身资源来进行有效治理？如何重构社区共同体？如何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善治？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话题,为了回应此话题,本文通过对拉萨两个“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案例比较分析,探讨社会资本对其社区治理的影响研究,探究其作用机制,本着提高居民内生动力实现拉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善治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     

易地扶贫搬迁中的家支组织与社区重构 ———以凉山州昭觉县城北镇沐恩邸社区为例

在彝族社会发展历程中,家支曾作为一种传统制度长期存在并承担全方位的社会职能。 精准扶贫以来,贫困群众搬 出大山进入搬迁安置社区,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发生重大变化,但家支仍影响着安置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 以凉山彝族自治 州昭觉县城北镇沐恩邸社区及周边代表性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为例,通过实地走访、案例调查、文献研究,分析在社区重 构过程中家支对社区群众易地搬迁、政治参与、社会交往、生产生活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明确家支在社区重构过程中的辅助作 用,并从转变家支角色、规范家支取向、发挥家支作用、弘扬家支文化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更好地引导搬迁群众融入新的社 区生活。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的治理关系与优化

以易地扶贫搬迁指挥部统领下的县乡村相应组织和社区综治中心为核心的行政主体、以移民群体为核心的社会主体,构成了当前移民社区治理的基本关系结构。移民社区治理的实践形态,主要表现为两者围绕就业培训与安置、旧房拆除等标志性事件而展开的利益博弈过程。这种博弈关系既使移民社区治理面临权责不明、相互推诿的双重管辖问题,也使移民社区治理陷入只重社区外部环境建设而忽视移民群体内生性发展能力的培育,只突出政绩考核而规避移民群体的现实需要的内卷化困境中。要克服当前移民社区治理的困境,地方政府既要改变扶贫资源的投入路径,将重点转向移民群体内生性发展能力的培育上,也要放弃以政绩考核为中心的目标导向,坚持以移民群体利益为中心的治理理念。     

易地移民搬迁能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吗?——基于陕南S县的调查

文章梳理了陕南S县易地搬迁的政策变迁历程,从目标、对象、手段和效果四个维度,以旧宅腾退、社区重建和市场培育等方面分别回答易地移民政策能否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从S县扶贫实践来看,易地移民搬迁增加了搬迁人群的家庭财产的总额,但不利于贫困农户管理社区自然资源,从宅基地腾退、社区重建和市场培育角度看,易地搬迁难以实现政策目标。城镇集中搬迁模式需要从健康、卫生和教育人手,大幅度改进贫困户人力资本,需要重视社区的重建以重构基层治理体系,市场环境的净化,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方可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     

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

针对城市社区产生的令人困扰的小事,寻找治理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服务民生及居民自治中常遇的难题。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业主维权的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社区场域在自上而下“形塑”机制与自下而上“建构”机制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了协同治理机制。社区治理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应该嵌入到社区治理的场域之中,走进生活主体的实践中,培育和引导生活主体的自主性,在“制度－生活”互动中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     

水电移民与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冲突与调适研究

在一定环境中生活较长时间的少数民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会固化在他们的头脑里,一旦改变会给他们造成很多痛苦。而水电建设会导致移民搬迁,改变他们生存的环境,造成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不适应。为此,国务院令和相关规范指出"移民安置规划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但在水电工程中的安置地选择、基础设施重建和安置补偿的条例、规范中没有具体的规定和阐述。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对其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保持与否会有不同的想法,本文对此提出按"以前的风俗习惯和移民意愿"进行移民安置的想法,并就云南滇西地区的民族移民的风俗习惯、思想状况和一些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按文化要素分别提出了对策。     

滇黔桂边民族地区重大水资源开发移民生产生活现状实证调查分析——龙滩水电站库区移民调查

滇黔桂边民族地区重大水资源开发对移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土地资源匮乏、生产开发不足、移民收入来源减少,但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与引导下,库区生产生活得到了较好的恢复与发展.文章选取龙滩水库库区移民为研究对象,对其目前的生产、生活恢复现状进行实证分析,旨在实证了解移民安置后的生产生活恢复与发展情况,有效解决移民的遗留发展问题.     

移民的流动性与贫困治理——宁夏生态移民的再认识

异地搬迁和生态移民都是为了缓解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压力,实现环境保护和减贫的双重目标而进行的大规模人口异地安置。与政策安置移民相伴生的是移民的流动,包括政策安置移民的二次流动和非政策移民的自发流动。宁夏的经验表明,移民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机会,促进了人口流动。现有的移民社会治理机制主要服务于异地安置,很难应对移民社会的高度流动性,这在实施精准扶贫中表现尤其明显。移民是一个持续的移动过程,需要改变以户籍和居住地为载体的管理方式。     

农业上市公司治理的生态控制

良好的公司治理生态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对农业上市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幸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从正式制度设计和非正式制度约束两方面分析了农业上市公司治理生态失衡的根源,并提出了相关控制策略.隶属于正式制度的内部治理结构、外部监督管理等,应从制度的完善和执行力上进行校正;隶属于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生态、精神文化层面等,应从制度的正规化和约束力强化上进行控制,以此为农业上市公司治理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食品安全、社会系统失灵与公共政策--兼论产业政策、腐败与雾霾治理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共治失灵及其交互导致的食品安全治理失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系统失灵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基于食品安全"监管困局"及其形成机制,定义社会系统失灵的概念和内涵,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三个核心问题,即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社会共治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正式或非正式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在社会系统失灵三个核心问题基础上提出的解决社会系统失灵的公共政策方向及策略,包括震慑、惩罚与追溯等正式治理,风险交流、价值重构、重塑行为规则等非正式治理,及二者的动态混合治理,如信息技术与制度安排的混合治理等。对社会系统失灵的分析可以拓展到对产业政策治理、腐败治理和雾霾治理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治理与抵消性规则。     

社区治理认知的视界、隐喻和框架

当前对社区治理的研究多聚焦于制度、技术等层面,而较少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对社区治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以社区心态为引,回到社区"人"的本身来思考社区治理问题时,社区治理认知就成为社区治理何以有效的条件和基础。因而,将社区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以视界、隐喻和框架作为社区治理认知的研究对象。其中,治理层和边界构成视界结构,并在这一结构中以情境、对话勾勒视界的轮廓,以再构和融合阐述视界的意图。当面向日常生活时,社区会演化为一个隐喻的世界,而隐喻则成为治理认知的重要形式,其在认知功能上的表现在于其是组织各种概念的基础及生成生活经验的工具,而隐喻源的存在成为治理认知形成的介质。另外,从社会生活经验转化为主观认知时所依据的心理原则的框架出发,关系本身对框架的安排和优化、情感的形式及运作、想象的类型和内容成为其核心要素。由此,以视界、隐喻和框架来构建社区治理认知,且以此窥视社区治理认知对于社区治理的价值和意义。     

新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社区作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基础平台,社区的发展直接关乎到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传统的社区管理方式和水平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亟需创新。新疆要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是必然途径。文章基于对乌鲁木齐市部分社区的调研,在新的思维模式和视角下,从理念、战略、技术、人才队伍四个维度思考,探索构建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治理视角下社区公共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以广州市S街社区广场噪声扰民问题为例

社区公共问题是社区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需要各种主体共同治理.在治理视角下,社工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开始介入社区公共问题.在S街社区广场噪声扰民问题这一案例中,社工通过紧急介入、确定治理主体、沟通协调、达成共识的介入步骤完成了对广场噪声扰民问题的治理.在这一过程中社工主要扮演着协调者、建议者、沟通者等不同角色,并促成社区公共问题理性解决,带动了社区多元主体治理的发展.这一过程反映了社区治理从传统行政管理向多元治理发展的趋势,但也折射出社区治理理论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