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研究

村庄是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主体,其供给效率一般与供给能力密切相关,然而村庄供给能力增强不一定会转化为供给意愿提升。基于对珠三角方村的田野调查,通过构建村民—村庄—政府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案例探讨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具有公共品供给能力,但将供给责任推卸给政府,呈现出策略性供给行为,具体表现为：依附式策略性供给、卸责式策略性供给、均衡式策略性供给和应付式策略性供给。该行为产生是因为村民保护集体产权按份共有制“私有财产”、村庄形式化民主反噬公共性和政府弱嵌入结构消解动员能力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其转向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边界、完善自主供给制度和重塑村庄社会资本等。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村庄公共性建设

以公共空间拓展和公共精神培育为内核的村庄公共性建设是乡土价值重塑的关键。村庄公共性由改革开放前的理想化向改革开放后的理性回归过程中,出现了公共空间传统退现代进以及公共精神阶段性缺失的困境,亟待在协同治村、合力并进中实现真正的蜕变。强化村庄公共性对培育时代新农民的耦合和递进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靠农业农村无望的难关;强化其对和谐村庄建设的协调和联动效应,有利于攻克农民善分不善合的难关,助力共建共治、共享共担、共赢共富理念下的乡村振兴伟业。     

村庄衰落的诱因及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重庆市G村的调查

村庄衰落具备多维表现。村庄衰落形成的主要诱因包括：(1)城镇化与非农产业发展的不协调造成村庄发展主体虚置;(2)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相对迟缓加剧了村庄衰落的步伐;(3)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阻碍了城乡同步发展;(4)村庄集体经济逐渐瓦解致使村级政府无力扭转村庄凋敝;(5)农村公共服务后续供给乏力阻碍了农业生产资源在村庄的优化配置。村庄衰落使农村经济发展进程放缓,反过来,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加速了农民向外迁离频率,进一步加剧村庄衰落进程。基于重庆市 G 村的案例调查发现：村庄衰落使土地耕作更加粗放,农业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农业经营主体缺失致使现代农业发展受阻;村级基层组织的去功能化致使其组织、动员与激励能力下降;村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乏力使农户创业与投资缺乏条件支撑;不断劣化的村庄投资发展环境使非农产业发展遇阻,村庄逐渐步入恶性循环发展轨道。     

村庄水利中的用水规则及其实践基础

农村改革以来,国家逐渐退出乡村水利的直接供给,乡村水利的供给水平与特定区域村庄的关联性便凸显出来。新庄村因其特有的用水规则、村庄权威和传统资源,而建构了村庄自主解决灌溉问题的机制。     

流动的代价:村庄问题呈现及治理反思---一个村庄个案的微观透视

作为事实上的“社会单位冶,村庄是探讨农村发展与治理问题的理想“单元冶。 村庄个案的剖析表明,农村人口流动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付出,包括村庄秩序面临失衡挑战、村庄发展动力丧失、村庄悲剧事件增多等等。 代价视角下的问题分析表明,农村村庄治理亟需作出三个层面的反思:从治理对象层面看,治理实践中需要格外重视村庄的价值,在发展思维和认知上树立起“村庄本位冶思想;从治理主体层面看,村庄治理举措要建立在尊重并调动农民的主体性基础之上,不能把农民仅仅视为需要改变和发展的客体,将其置于被动的承受者位置;从治理目标层面看,村庄治理的目标设定与政策设计需要将重心置于文化之上,超脱单纯的经济物质取向。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来自8省48村的证据

本文运用1986～2002年期间48个村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村基层选举对村委会问责、地方财政以及国家税收的影响。我们发现,选举增加了村庄预算中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了行政支出以及上交给乡镇政府的份额。这说明选举强化了村委会的问责,但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可能损害超出村庄范围的公共品供应。在控制农村税改之后,选举对人均税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选举没有减弱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最后,我们没有发现选举的竞争性对结果有显著影响。     

经济水平与村庄精英: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二维四分"框架——以江苏4村为例

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决定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千差万别,因此必须借助模化研究才能把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本质和机理。从经济水平和村庄精英两个维度,可以把村庄的公共产品供给划分为四种模型。我们选取江苏的4个行政村进行实证调查,结果显示：村庄的经济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村庄权力精英的不同,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着不同的影响;村庄在接应自上而下的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同时与之将非正式规则结合,形成具体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自发性供给是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外的有效补充。     

组织农民:资源落地与供给有效--以湖南B村自组织公共品供给实践为例

资源落地困境是当前公共品供给实践中的突出难题,如何提升公共品供给效能引起学界和基层治理实践的普遍关注。研究发现,组织农民是形成有效社会联结、回应新时期资源落地困境的重要抓手。以湖南B村为例呈现了当地的自组织公共品实践,探讨在制度内供给模式下,如何通过农民组织化的方式形成输入性资源与基层社会的有机联结,避免供需不匹配、交易成本过高、资源使用低效等问题。精英主导与社会整合下的农民组织化实践破解了资源输入与基层社会及分散化农民对接的难题,不仅回应资源输入背景下资源落地与公共品供给有效的困境,同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村庄建设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下的农村建设发展应当坚持农村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以组织化的方式有效整合社会需求与社会资源,真正服务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农村“两委”班子成员腐败犯罪剖析--以10个典型案件为例

近些年,媒体报道的有关农村腐败的消息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从公开的案件来看,农村腐败的犯罪主体绝大多数是村支书和村主任,这些农民身边的“苍蝇”严重危害了党和国家的执政根基。治理农村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深入分析该类犯罪现象及其原因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尊重和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在农村反腐斗争中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另一方面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惩治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和规范村“两委”班子的人事制度建设,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和扶贫补助资金的监督,完善农村的选举制度,并堵住农村“两委”班子灰色收入的来源。     

北京魏公村史顾(续完)

2 0世纪 70年代末 ,北京魏公村形成了新疆街 /新疆村 ,它有空间的历史基础。元朝将都城由前朝京西南莲花池水系向北高粱河水系的转移 ,使燕京西郊的畏兀人聚落置于大都城郊 ,并形成元廷畏兀儿仕宦家族陵园。明朝都城的南移又使之位于郊外 ,至清代萧落。其居民或伊斯兰化或融入当地人群。但这一地名得以延续 ,成为其后辈遗产记忆和意义调动的符号资源。历史学应关注主体对意义感知的历史     

北京魏公村史顾(待续)

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魏公村形成了新疆街/新疆村,它有空间的历史基础。元朝将都城由前朝京西南莲花池水系向北高粱河水系的转移,使燕京西郊的畏兀人聚落置于大都城郊,并形成元廷畏兀儿仕宦家族陵园。明朝都城的南移又使之位于郊外,至清代萧落。其居民或伊斯兰化或融入当地人群。但这一地名得以延续,成为其后辈遗产记忆和意义调动的符号资源。历史学应关注主体对意义感知的历史。     

化解村级债务的对策研究

村级债务问题是乡村治理结构中的难题 ,村级债务能否化解 ?如何化解 ?从实证分析来看 ,村级债务问题能解决 ,但必须依靠以下几点 :村级治理结构的简化 ;创造一定的村级集体收入应付公共开支 ;妥善推行村帐乡管政策     

化解村级债务的实证分析与理论透析

化解村级债务是我国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实证分析来看:村级债务问题能解决,但必须做到:裁撤冗员;合理创造村级集体收入;完善农村财务监督机制。     

农民工对传统村落的影响研究——陕西南部石门村实证调查

农村社会发展存在着地区间的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将不同村落之间的不平衡和农民工的作用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村落的农民工,对其流出地--村落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结论.文章以陕西石门村为个案,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农民工对村落社会变迁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石门村这样的传统村落,农民工的务工经历对于村落的经济影响非常明显,而在其他方面,如村落社会结构、习俗、农业生产等都不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加强自身建设是村级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内在保证

目前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甚至也和党的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有巨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简单地认为乡村干部素质不高、作风不好是片面的。要分析问题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各级领导机关对农村工作的关注程度和了解程度,各级领导干部对农民态度的变化;农村、农民的变化;市场经济与党的领导方法的矛盾,各级领导机关为加快发展而使用的领导方法,采取的发展思路和措施;乡村干部队伍的变化等方面进行分析。     

村庄治理的人才资源瓶颈

乡村建设过程实质就是一个以建设和谐农村社会为前提的农村组织化过程，农村的组织化必然会涉及到村庄治理，所以乡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好的村庄治理过程。合格的治理人才是好的村庄治理关键．而当前农村社会受到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村庄治理人才结构、人才素质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发展型村”

发展型村是中国农村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具有经济发展第一、经济权力与公共权力直接结合、乡镇干部与村干部合作等三方面的特征。发展型村对于经济发展虽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乡村社会秩序的紊乱,摆脱发展型村困境的出路在于改变国家的经济发展主义导向。     

基于国家治理视野的城中村青少年教育问题思考

青少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脊梁，承担着国家未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使命。城中村是我国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产物，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中村青少年教育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对之解决如何事关国家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城中村青少年教育问题研究的现状，找出城中村青少年存在的社会问题，并从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四个维度进行思考，探索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城中村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期通过政府监管、社会参与、高校帮扶等措施更好地对这一群体进行教育，践行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