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冲突法重述:美国学者的新尝试

在20世纪末,美国冲突法理论及实务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第三次冲突法重述的大讨论,它似乎预示着一场新的冲突法革命的开始。虽然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受到了美国司法界的欢迎,但随着冲突法的发展,理论界逐渐认识到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在结构和具体制度上都存在缺陷。如何理解最密切联系原则与属地规则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思考。第三次重述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在冲突法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实现平衡。     

从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看我国侵权冲突规则

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核心，对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进行了系统规定，建立了一套科学的侵权冲突规则体系。对比美国冲突法重述规则与我国现行侵权冲突规则，我们应积极借鉴美国冲突法重述中的有关规定，在侵权领域全面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区分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并将重要争点的法律适用纳入一般侵权行为予以规定：抛弃“双重可诉原则”。     

从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看我国侵权冲突规则

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核心,对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进行了系统规定,建立了一套科学的侵权冲突规则体系。对比美国冲突法重述规则与我国现行侵权冲突规则,我们应积极借鉴美国冲突法重述中的有关规定,在侵权领域全面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区分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并将重要争点的法律适用纳入一般侵权行为予以规定;抛弃“双重可诉原则”。     

论美国传统冲突法的本土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冲突法的本土化经历了特色鲜明的两个阶段。斯托雷以其自然法理论为指引引进了胡伯的国际礼让说,奠定了美国冲突法的发展根基。在形式主义法学影响下,比尔以《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一次)》为主要载体,以既得权理论为根基,进一步发展了美国的冲突法。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应充分借鉴美国冲突法本土化的有益经验立足国情、引进创新,继承传统、与时俱进,理论先导、实践检验。     

不当得利的识别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以美国模式为考察对象

各国实体法上的不当得利差别很大,导致国际私法上的识别困难进而在冲突规范的适用上出现偏差。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与不当得利返还之诉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这种灵活开放的系属公式能彻底摆脱不当得利的识别困扰。但最密切联系原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判决的前后一致性和可预见性。我国接受大陆法系立法例的影响,可以在考察美国模式的基础上,并结合大陆法系中其他法域的法律活动经验,设计出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涉外不当得利问题的冲突法适用规范。     

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本质

我国学术界对最密切联系原则概念认识的模糊,带来该原则运用的困难。这主要是我国缺乏对该原则的本质研究造成的。该原则的本质可以通过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经典案例——贝科克诉杰克逊案的解读和《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第6条的规定的审视和与相关学说的关系进行廓清来进行探究,以实现对该原则准确的定义和运用。     

制度变迁视阈下的冲突法正义论

诺思的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经济学与经济史的一种研究方法,对于研究冲突法理论的价值变迁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冲突法正义价值导向意义重大,它影响着冲突法的立法精神、法律选择方法的取向、冲突规范的设计、各种冲突规则的取舍。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冲突法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使命,冲突法的正义价值也不断进行优化和淘汰,最终整合为具有冲突法范式意义的冲突法正义。冲突法的正义价值应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形式正义",第二个维度是"实质正义",第三个维度是冲突法正义,即"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结合,共同实现冲突法的正义功能。     

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的设计缺陷归责原则探析

在美国产品责任法中,产品缺陷是产生产品责任的关键和依据.在产品缺陷三个类型(制造缺陷、设计缺陷及警示缺陷)中,产品设计缺陷影响、争议最大,尤其是它的归责原则方面.它归责原则的争议主要涉及对过失责任和严格责任的选择.《侵权法重述》①(第二版)规定了严格责任并使之在产品责任领域统治了较长时间.后来的《侵权法重述》(第三版),推翻了《侵权法重述》(第二版)中很多激进的思想,规定将过失责任适用于产品设计缺陷.但这一做法是武断的,在司法领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原则,依然是严格责任和过失责任两种原则并存.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若干问题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处于不同缔约国的当事人所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公约》及我国新＼合同法》都采用的原则,对其内涵的理解直参考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的学理解释。双方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间存在的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条约其效力优先于<公约>惯例不具有优先我国法律的效力。《公约》关于当事人行为的解释采用主客观标准相结合的方法可资借鉴。     

论三次思想解放

：人类社会的变革总是伴随着人们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思想取代旧思想，新的思维方式取代旧的思维方式，从而带来社会的巨变。本世纪中国经历了三次巨变，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知识经济与人才培养

一、知识经济概念的由来知识经济最早提出于８０年代初。１９８０年，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认为，到目前为止社会发展经历的农业经济，是第一次浪潮；工业经济，这是第二次浪潮；现在是处于第三次浪潮的前夕。第三次浪潮有各种各样的名称，有的叫信息化浪潮，有的又称后工业化经济浪潮。实际上指的就是知识经济时代。在美国，８０年代初期，知识经济已初现端倪。到１９８２年奈斯比特写了《大趋势》一书，他认为工业经济之后是信息经济。１９８６年福莱斯特写了《高技术社会》一书，又把工业经济之后的经济称为高技术经…     

美国冲突法中的分割方法评析

分割方法作为冲突法中一种处理复杂案件的方法，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传统冲突法理论的改造，分割方法在处理复杂冲突法案件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分割方法在美国有其适用的理论基础，但中国在适用分割方法上存在许多障碍。     

跨越法系的鸿沟:内地与香港法律冲突解决之出路

内地与香港法律冲突的解决已经通过一系列双边安排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范围仍然十分有限。两大法系的差别是两地法律冲突解决的最大障碍,因而可以从其他多法域国家或超国家组织(欧盟)协调分属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的实践中借鉴经验。在总体思路上应着重以编写《香港冲突法重述》和《大陆地区冲突法重述》来推进示范法的制定;在具体规则的协调方面,以"黑色清单"、不方便法院原则和"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以双边安排确立共通的法律适用规则并保留一定的例外,并继续通过双边安排完善司法协助。     

角色扮演、场域切换与第三次分配——兼论分享经济作为广义第三次分配

现关于第三次分配的讨论常常将其等同于公益慈善，并将其限定在收入分配的经济功能上，从而既无法穷尽归于“社会”名下的所有分配形式，又忽略了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之外的社会功能。实际上，第三次分配具有较为广泛的外延，狭义的第三次分配指公益慈善，而广义的第三次分配则包括公益慈善、关系分配和分享经济等多种资源分配形式。要从角色扮演、场域分化与场域切换的角度来理解第三次分配。随着自利人(经济人)角色从其他角色中分离出来，其他各种原来重叠的角色也发生了分化。不同的角色类型被分置到不同的资源分配场域，分别是市场分配场域(市场部门)、制度性(或政策性)资源分配场域(国家-公共部门)、利他性资源分配场域(第三部门)和情感性资源分配场域(关系部门)。人们借助场域切换，分别在这四个不同场域扮演自利人(经济人)角色、公民角色、利他者(道义人)角色和情感人(关系人)角色。此外，第三次分配不但与角色分化和场域分化相联系，而且也可以出现在混合场域中(如分享经济)。     

论冲突法利益——以美国“冲突法危机”为背景

美国"冲突法危机"是近代以来冲突法领域的重大理论争鸣之一,作为欧洲传统理论的"国际私法利益论"与美国现代理论的"政府(支配)利益分析说"分别是这场论战中的典型。晚近国际法理论的发展,不断丰富着冲突法利益的内涵,尤其在冲突法趋同和一体化呼声日隆的情势下,梳理这两种理论关于冲突法利益问题的认知,可为评判冲突法的发展现状及预测冲突法发展的未来趋势提供参照基准。     

论美国对华政策的三次重大调整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三次重大调整。第一次调整发生在 50年代初 ,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破产后 ,开始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第二次调整发生在 70年代初 ,美国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 ,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第三次调整发生在冷战结束后 ,美国最终将对华政策定位于既接触又遏制。分析美国三次调整对华政策的背景和原因 ,借以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 ,进而对中美关系发展历程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美国违反公共政策之合同类型探析

美国合同法两次重述中将否定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的事由从“违法合同”转变为“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而具体的违反公共政策合同的类型始终是法学界的争论之一.对于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类型进行探析可以清楚得看出公共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内涵变化.从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的违法合同论,到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的公共政策说,经过实践的检验与分析,将违法合同涵盖于违反公共政策合同类型之中作为合同没有强制执行效力的缘由更为有效.这样的立法体系是避免我国合同无效制度中对强制性规定之含义的争议,以及解决适用违反法律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使合同无效时产生的问题的可行途径.     

让自主创新成为南京发展的第一优势

50年前，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28年前，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春天。今天，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了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性任务。第三次创新浪潮席卷而来，优势明显的南京是否能以创新型城市的姿态昂立潮头？自主创新的南京方略背后，正酝酿着一场厚积薄发、破茧而出的深刻变革——     

作为形式要素的旅行——论《围城》中旅行的功能

《围城》中有三次显而易见的旅行。第一次是方鸿渐从欧洲乘船回国;第二次是方鸿渐和赵辛楣等人应聘前往三闾大学任教;第三次是方鸿渐偕同孙柔嘉离开三闾大学,经香港返回上海。其中,第一次旅行发生在处于茫茫海天包围之中的轮船上。这一相对封闭的环境使这次航程缺乏一般旅行所具备的开放性特征,因而这很难说是一次完备意义上的旅行。第三次旅行则只是截取了方、孙二人滞留香港时的一个片断。其它场     

一个法律难题的诊断：美国药品缺陷的判断标准——美国第三次侵权法重述关于处方药缺陷之规定的评述与启示

药品在美国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安全产品,有关其缺陷的概念及其判断标准与一般产品相比皆有其特殊性。美国第三次侵权法重述把药品缺陷分为制造缺陷、设计缺陷、使用说明或警示缺陷,并就其各自不同的判断标准做出了详细的评注,极大地方便了诉讼中的法律适用。我国目前药品侵权事件频发,而现有法律关于缺陷的规定值得商榷的地方仍然很多,造成了实践中药品缺陷认定的困惑,因此探讨美国在药品缺陷判断上的法律理论与判例经验,可以对我国相关制度的确立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