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法大师与日本佛教

弘法大师是日本平安朝前期的一位高僧,曾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中国留学约二年,回国后开创真言宗,著书立说,为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和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建树了不朽的业绩。 弘法大师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功绩是卓著的,其影响远不止于佛教领域,对日本的文学、语言、教育、书法、绘画、建筑、雕塑、产业等方面都有贡献。不仅在日本的史籍中有大量的记载,而且在中国的《旧唐书》、《新唐书》、《贞元释教录》、     

隋唐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也指出:“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在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长期的文化交流,在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两国人民结下了传统的深厚友谊。     

从考古学角度看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流长,早在一万二千年前,从日本列岛上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与中国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基本相同,说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交流.到了新石器时代,由于两国隔海交通不便,文化交流中断,日本列岛人类的原始文化朝着适应海岛生活的方向发展,与大陆中国的原始文化始出现差异.然而,这种差异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不十分明显.因此,日本列岛上新石器早期文化与中国大陆新石器早期文化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石器的制作方法、用料、器型等,都是继承中国大陆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原始陶器的胎质、纹饰、火候、烧制方法也大致相同.     

从考古学角度看先秦时代中日文化交流

日本学者大宫真人先生从研究日本九洲岛某些地名上的古音与中国楚辞中上古音的诸多相同之处,发现远在中国的先秦时代,中日两国间就存在文化交流,并发现中国伟大诗人屈原曾到过日本,留下很多行踪地名。这一发现,使屈学界震惊,并促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探索先秦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史。我们认为屈原去过日本还需要进一步参证。比方说,要考证屈原在日本登陆的港口、行踪地是否有绳纹文化晚期的遗址,这里出土的文物是否具有中国先秦时代楚国文物的特征。而大宫真人先生的考证跳出了考古学的一般范围,开辟了古音韵考古领域,比我们从地下考古资料入手论     

论日僧空海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日僧空海曾随第１７次遣唐使团留学长安,广泛涉猎密宗佛学、中国文学、文字学和书法等学科。回国后,他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即“东密”,历久昌盛不衰。空海长于草书,并为创造日本文字平假名作出过贡献。他还尊奉孔子“有教无类”学说,创办了日本首家公学。他所著《篆隶字书》,为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辞书。其诗论《文镜秘府论》,推动了日本汉诗的创作;诗词文赋集《遍照金刚性灵集》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巨大作用     

《人境庐诗草》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和近代著名爱国主义诗人黄遵宪的诗集《人境庐诗草》 ,集中反映了他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初期思想认识上变化发展的轨迹。诗集中许多充满新思想、新见解、新事物的篇章 ,是中日文化交流转折伊始的闻见录 ,是中日文学艺术交流的文化桥梁 ,深刻表达了学习日本、呼唤改革的文化诉求以及反抗日本侵略、建立平等友好文化关系的愿望。其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见解 ,切中时代的脉搏。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进步经验、发展中日友好交往与反抗其野蛮侵略、维护祖国利益的辩证态度 ,在这里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空海与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日本高野山大学联合主办的“空海与中日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4月29日至5月1日在复旦大学举行,中日两国学者近60人参加了会议。空海(774—835年)是日本古代杰出的僧人.他和最澄自唐朝留学归国,先后在高野山和比睿山创立密宗和天台宗,赢得大批信众,双峰并立,开一代风气,成为日本平安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教团。而空海更为日本人民热爱,家喻户晓,奉若神明。国内外学者围绕空海与密教,以及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展开深入的学术研讨,兹就讨论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甲午战后中日学术文化交流流向转变初探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流向在近代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日本由昔日的文化接收者后来成为文化输出者。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这种流向变化始自中日甲午战后。自是时起,中国官民出现了学习日本的热潮,派出留学生、翻译日文书籍为中国吸收西学,进行新的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中日文化交流的流向变化,对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中日文化交流的新篇章——第二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综述

继1986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一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后,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于1988年10月6日——7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方代表团团长周绍良和日方代表团团长藤堂恭俊轮流担任执行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到会并致祝词。     

浙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研究综述

浙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自古海上交通发达,与日本一衣带水,在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浙江与日本的关系至关重要。中日学者很早就对这一课题有所涉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纵观研究内容,不难发现其研究角度有所局限,部分论题值得商榷。     

中日文化交流背景及日本早期的楚辞研究

从日本早期与中国的文化交流背景,可以明了中日间的文化渊源,也可以窥见日本在20世纪前及20世纪初的楚辞研究状况.虽然日本早期的楚辞研究尚在初级阶段,成果本身并不显著,但我们已能从中窥见其大致的研究风格与特征,可资中国学者了解参考.     

晚清时中日文化交流史料——《日游琐识》

李宝洤《日游琐识》一册,清排印本。书系一九○五年撰者赴日本考察经济、文化时所写日记。首先注意光绪卅年神户、大阪对中国进出口情况,有关中日外贸史资料。其次,还和日本学者讨论学术上问题。其一与日本教育家伊泽君探讨古代国乐东渐之经过。如:称“六月廿六日。晴。……伊泽君为东国教育家,……又精音乐。余问古乐有存焉者乎?曰:自隋唐以来,得于中国     

近代中西日文化交流中“政治”概念的演进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传教士的介绍和西学书籍的进入,以及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说借道日本的大规模和系统进入,加以近代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断吸取新知的内在驱动力,都在逐步改变着人们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习惯,“政治”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合成词,成为涵盖以往“政”、“治”词族的具有包容性的词语.“政治”作为一门知识、一门学科,也被中国人所接受,并逐步形成那个时代的“政治”知识体系.这一进程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变革,而且进一步引导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     

书籍之路——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三篇)

主持人语:中日文化的交流,既属于东亚互动格局的一个环节,又具有唯其特有的鲜明个性。与东西文化交流比较,物质文明的交流尚在其次,精神文明的交流影响尤为深钜。中西进教授的《日本遣外使与文明载体》,为我们解读日本古代外交使节孜孜以求的“第三类文明载体”,那些无形的思想     

踏歌与中日文化交流——兼论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与改造

踏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歌舞娱乐形式,起源于中国,于隋、唐之间传入日本,被日本宫廷接收并改造为官方的殿堂乐,存在了约六百年,成为日本文化史上的一个正式片段,对后来能乐、狂言的发生有着显著影响。踏歌在日本被接受和改造、吸收的过程,反映了日本对待外来文化的基础性态度及其有目的、有计划、改造性、融入性的吸收规律。这种现象始终存在于日本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今天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从西汉前中日文化交流看徐福东渡的可能性

徐福东渡日本的问题,由于近年来徐福村的发现,日渐受到中国史、中日关系史以及日本史研究者的注意。应当承认,关于徐福东渡的文字记载是极少的,除非发掘出新的文字史料,不然仅从现有的文字记载很难作出徐福确系东渡的结论。因此,需要我们从各个领域中入手,进行综合性的共同研究,或许可以找到确切的答案。本文拟从日本史的角度,利用近年来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探索徐福东渡的可能性。     

试述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

唐朝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 ,双方通过互派使臣、派遣留学生、进行宗教和商业贸易等途径 ,开展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从而使日本成功地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步入了发展封建经济的轨道 ,并且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变异体”的日本新文化     

渤海大钦茂时期的渤日文化交流

渤海大钦茂是渤海国第三代文王,737年到793年在位。在其统治的57年间,一方面积极吸收唐的多样文化,另一方面积极保持与周边国家和部族关系的发展。在此期间与日本交往尤为频繁,双方互派使节共达20次之多。本文以文化交流为视角,试在论述渤日交往概况的基础上,探求这一时期的渤海对日本的影响。     

殷商时代应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初始期

中日文化交流,一般认为始于公元前二、三世纪。也就是我国秦代,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即绳纹文化的晚期。其主要证据是秦汉之际,大陆上的水稻种植、丝麻纺织、铜器铁器铸造等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入日本列岛,带来了日本文化的黎明,对于具有划的代意义的弥生文化的展开,起了极其重要的催化剂作用。这已成了日本学术界的通说。不过,也有持不同见解者,如栗山周一氏早在三十年代就认为铜铎民族进入日本,应上溯到公元前四、五百年,比前说提早了二、三百年。     

文化交流与翻译

文化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研究文化交流与翻译的关系,就能促进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既促进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也能丰富世界文化,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只有深入地了解文化交流和翻译的关系,才能精通所要交流的语言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