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义角色角度看《史记》双宾句式

《史记》对于汉语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选取其中秦汉以后纪传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将双宾动词后面的体词性成分处理为宾语。与多数学者从双宾动词角度去分析双宾句式不同,本文主要从语义角色角度来考察《史记》中的双宾句式,将其划分为九类:VNP与事NP受事、VNP受事NP与事、VNP夺事NP受事、VNP受事NP夺事、VNP使事NP受事、VNP受事NP工具、VNP受事NP原因、VNP受事NP数量、VNP受事NP处所,分别考察了它们在《史记》中的表现,另外也做了相应的历史考察,得出了一些结论。     

《史记》中表“给予”义的相关句式解析

汉语中表“给予”义的相关旬式是汉语研究的热点问题。贝罗贝（1986）认为S1：“动1＋动2＋间十直”的产生早于S2：“动1＋直＋动2＋间”,本文通过对《史记》中“遗”、“与”和“予”的考察证明S2式早于S1式产生,贝罗贝先生对S1、S2式产生动因的阐释也有待商榷。我们认为：虽同为S1式,“动1＋遗＋间＋直”的产生更多体现出类推的作用,而“动1＋与／予＋间＋直”的产生则是省略和类推共同作用的结果;出现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遗”所表达的“给予”义不如“与”和“予”纯粹,这也是S1、S2式的动2最终统一为“与”的原因。     

从相关句式看“拒不V双”的来源

“拒不V双”是现代汉语中一种常见句式,其与“拒而不V单”“拒不V单（O单）”“拒O单不V单（O单）”及“拒绝不V单”“拒绝不V双”属于同源句式,它们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源流关系.“拒不V双”等句式在语义上均表示否定,它们均是由两个语义相近的否定句式糅合而成,糅合的动因是兼顾事件的客观性与行为的主观性.汉语句式糅合现象往往具有系统性.     

先秦史官的演变与“史记”

先秦史官是一个处于动态演变中的群体,史官职能经历了激烈的演变分化.以太史为代表的先秦史官的职能的演变,直接促成了后世所谓"史记"的出现,这主要表现在先秦史官的演变加速了学在官府局面的瓦解,促进了学术与政权的分立,在史官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代史官群体而起的诸子成为先秦"史记"的创作主体.     

《史记》中的“夫”

《史记》中的“夫”有用作名词语素、实词和虚词三种用法。其中实词“夫”用作名词和指示代词;虚词“夫”用作决断词和感叹语气词。“且夫”、“今夫”、“若夫”等用作复合虚词,表示主观认定,其语法作用相当于决断词。     

《史记》成语来源与形成研究

成语是中华民族语言词汇中的瑰宝,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典故蕴涵其中。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实践的锤炼,成语呈现出了言简意赅和生动形象的特点。《史记》这部重要的历史和文学典籍产生于汉代,它对语言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反映着秦汉时期的基本语言面貌,在汉语发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史记》所载史事生动,所用语言精练,在千古流传中形成了五百多条成语,为汉语词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史料。     

《史记》叙事中的“蝴蝶效应”

<史记>中记载了很多有别于重大政治军事题材的小事,这些小事虽然并不直接与历史的主要情节发生联系,但在整个<史记>叙事中却是重要的环节.缺少这些看似微小的事件,不仅情节结构上会有缺陷,而且会极大影响历史意义的解释与表达.有相当一部分微小事件在<史记>叙事中会逐渐发展,最后演变成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史记>中的"蝴蝶效应".     

《史记》中的“诸子”

古代哲学“诸子”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早期史书的记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至为重要,它提供了一系列篇幅不一的战国思想家传记。然而,在这些叙述中,个人的生平、思想和著述交织混杂,方式多样而不均衡,并不构成了解中国早期思想与思想家的可靠导览。《史记》对不同思想家的处理是有选择性的,大量文本遗产未在其中获得充分呈现,但是,它发展了几种独特的作者模式,包括文本素材库的匿名汇编模式,以及因困厄不得志而发愤著书的个人经验模式。     

《史记》“小人物”与哲理意蕴

长期以来,人们对<史记>"夹生饭"式的小人物熟视无睹,但<史记>涉及各式各样的"小人物",作者把他们还原到生命的原生态中,在生活的混沌状态里表达对人生、对世事、对历史的体验和感悟.一些富有哲学意味的道理往往通过这些本色的生活事件传达出来;而这些平凡而微不足道的陪衬人物,弥合了立传人物的空间张力,从而承接了<史记>文本别有韵致的深沉意味.     

空间介词“离”及其相关句式

在空间意义上,＂离＂表示两点间距离的长度,在语义上隐含着具有方向性的特点。＂离＂的意义非常实在,导致＂离＂的词性存在争议。但从语法功能分析,＂离＂仍应看作介词。介词＂离＂构成的基本句式是＂Np1离Np2C＂,变化形式有＂离Np2C有Np1＂、＂离Np2C的Np1＂、＂Np1 Vp离Np2C＂等。这些句式在空间域、时间域和目标域都可以使用,但在不同的领域中Np1、Np2、C、＂离＂各有特点。     

“通变”理论与《史记》艺术结构

通变理论是《史记》艺术结构的基本核心与总纲 ,司马迁在安排《史记》艺术结构时 ,把通变理论融于各种体例之中 ,全书贯穿着“详变略渐 ,原始察终”的进步史学思想。无论是在全书的整体结构的布局 ,还是在具体历史事件的组织安排 ,以及人物的选择、描写上 ,始终体现着作者的这一指导思想     

论“之类”句式及其流变

汉语中的“之类”句式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就已形成 ,是人们用来强调同类事物或同属性事物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之类”是由指示代词“之” +名词而构成的一种固定形式。唐以后 ,随着“者”字改用“这”字 ,“这”就有了指示代词的用法。于是 ,在现代汉语中 ,“之类”就分化出“这类”、“这一类”和“一类”等表达形式     

论《史记》中的“烽火爱情”叙事

《史记》不仅尽情鼓荡英雄们的风云之气,还在战争间隙演绎了几出儿女风情的好戏。＂霸王别姬＂是风云气兼儿女情的不朽之笔,它演绎了＂战争与爱情＂.＂英雄与美女＂,＂生存与死亡＂三对文学母题。＂弱女子勇救落难公子的爱情佳话＂,以战争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两情相悦的风情喜剧。对＂红颜祸水＂进行的政治道德上的口诛笔伐,遮蔽了其中存在的＂男女真情＂,其中的普世性的爱情不能一概被抹杀。司马迁以史家笔法书写烽火中的爱情,掀开了战争中最浪漫的感情——爱情的红盖头,开辟了以此揭橥人性的新天地.     

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兼说《乐记》成书的时代

《乐记》现存两个文本,即《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通过比较发现,两文本间文字书写多有不同,但《乐书》与《史记》的书写方式却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推测今本《乐书》虽是由后人补入《史记》的,但其中的《乐记》文本却有可能曾为司马迁所亲见并经手,或为司马迁为撰写《乐书》收集、准备的原始资料。这表明《乐记》应是传自先秦的一种关于礼乐文化的古文献,《乐记》在西汉多本并存、分途传播的事实也可证明此点。     

试析司马迁《史记》与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来源

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分别为中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史记》和《历史》对于各自的文化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着差异。从史源来看,它们都运用了文献史料和实地调查,并将两种资料相互印证,有机融合。但司马迁运用的文献史料主要是皇室藏书、诸侯史记和民间歌谣诗赋;希罗多德运用的则是神喻记录、金石铭文和极少数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文献史料是司马迁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实地调查是文献史料的补充,希罗多德的写作正与此相反。     

《史记》“互见法”再论

<史记>叙事首创"互见法",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然而,今人在嘉许<史记>"互见法"首创价值的时候,对部分互见文字的真伪要谨慎,还应看到<史记>"互见法"体系并不完备,<史记>"互见法"的运用还不很自觉,特别是"互见法"对于今人还原<史记>"一家之言"的哲学真相有很大的干扰.     

《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辨正——程金造《史记》三家注研究平议之三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系学术价值最高的《史记》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记》三家注,于《正义》删削甚多。合刻本大行于世后,单本《正义》即在中土失传。20世纪初叶,日人泷川资言从传人彼邦的《史记》古本栏外标注,手辑《正义佚存》一千余条,散入《史记会注考证》相关史文之下。读《史》者盛赞其便。20世纪中叶,程金造发表《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宣称佚存《正义》系以伪为真,十分之九出自彼邦人士的伪托。其说迄今仍被学界奉为定论,备受尊崇。细审程文,其引据立论的泷川资言的一段文字,竟是经他精心剪辑而成以利其批评的伪本。 程氏从佚存《正义》中精心选来欲证明其为伪托的例句,经逐条平议,反而证明其非张守节所作莫属。佚存《正义》实为失传已久的部分《正义》的重见天日。泷川资言不愧为张守节功臣。程氏的妄说则须推倒,以免贻误后学。     

试析司马迁《史记》与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来源

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分别为中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史记》和《历史》对于各自的文化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两者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着差异。从史源来看，它们都运用了文献史料和实地调查，并将两种资料相互印证，有机融合。但司马迁运用的文献史料主要是皇室藏书、诸侯史记和民间歌谣诗赋；希罗多德运用的则是神喻记录、金石铭文和极少数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文献史料是司马迁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实地调查是文献史料的补充，希罗多德的写作正与此相反。     

《史记》纪传体中的求真

纪传体成为《史记》求真的重要途径。从篇目的设置、篇目的内部组织以至篇目之间的编次，都能发现司马迁求真的思想。他清楚事实之真和观念之真的区别，并主张二者相符。道德对于人生、历史的作用，是司马迁求真的重要内容。从《史记》纪传体来看，他既强调失德对命运的危害，又否定道德能为人生带来正面的回报。他认为，上古至三代的政权转移取决于帝王的道德臧否，而春秋战国时期道德对政权转移不起关键性的作用。     

《史记》的“好奇”与“成一家之言”关系探颐

《史记》中的奇言、奇行,奇人、奇事,可谓是俯拾即是,人们对这些现象的研究,往往也只是停留在表象上的概括总结,而忽略了产生该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成一家之言"的推动。本文拟从《史记》的体例建构;素材剪辑;人物选择;人物塑造四个方面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