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转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生育率决定着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研究生育率的目的之一在于探明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一般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阐述,揭示了生育率的内涵,进而论速我国生育率的现状：首先,最为典型的是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从最高时的5.81降至目前的1.18左右;其次,我国生育率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表明我国实施“单独二胎”政策的必要性;由于生育率下降造成的严重老龄化和性别选择导致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等社会问题凸显,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实施“单独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然后从经济因素、政治政策因素、文化教育因素、社会因素对生育率转变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明.最后对我国未来人口生育率转变趋势进行相关展望.     

数字

3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8月6日指出，中国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总和生育率降至1．8左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要低1．2～1．3，这一变化使得中国少生了3亿人。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因素及其解决对策

从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及失衡程度入手,对以往研究出生性别比失衡影响因素的文献进行归纳梳理.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及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反向影响出生性别比;地区间的农民纯收入、文盲人口比例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差异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也较大,并且通过与总和生育率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影响出生性别比.     

浅谈中国人口状况及对世界人口的影响

近 30年来 ,中国人口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在波动中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向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接近。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 ,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较好的人口环境 ,也为减缓世界人口的增长态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对世界人口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基于GIS的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时空演变研究

利用极差标准化以及定量分析等方法对中国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22个省、4个直辖市以及5个自治区的人口总和生育率的时空演变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1982—2010年全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城市、镇和乡村的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与全国相同;(2)各省市区人口总和生育率具有明显的时间差异且空间分布出现明显的集聚区;(3)人口总和生育率城乡差异较为显著,乡村的人口总和生育率远高于城市的总和生育率.     

平度市计划生育科技服务的实践与认识

转变思想,更新观念,解决想服务的问题进入90年代,平度的计划生育工作已全面实现了"三为主",计划生育率、晚婚率、晚育率一直稳定在99%以上,出生率稳定在12.43‰以内,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23.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生育如何深入发展,实现新的突破,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基于中国1999—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成绩的同时,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加剧正使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引起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有很多,住房作为家庭的重要支出,房价的过快上涨可能会给家庭生育决策带来一定影响.通过对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 1999—2013 年的面板数据的考察,分析房价和出生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房价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房价平均上升 1 个百分点,出生率会下降大约 0.1 ~0.15 个百分点.因此,采取措施抑制房价的不合理上涨在人口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控制效益初探

当前,我们下大力气抓计划生育工作,无疑是“有利可图”的。确切地说,我国以控制人口增长为主的计划生育工作能带来一系列的效益或好处.那么,这种人口控制的效益是否就是我们常说的少生了多少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及妇女总和生育率都降低了多少的“成绩”呢?当然不能这样简单地认为,在后面的     

农户家庭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及原因解析——基于甘肃省1683个家庭的社会调查

本文基于2017年甘肃省农户调研数据,剖析了人口生育水平变动趋势,运用泊松回归探究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原因.结果显示,实际总和生育率为1.65,1997—2017年间,生育率持续下降,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小,生育年龄后延,种种迹象表明,生育率存在继续下行的可能,少生优育成为生育的主流趋势;收入水平显著负向作用于生育率;妇女自身的素质水平、家庭负担均对生育率存在显著影响.在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叠加的大背景下,本文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四川攀西地区的劳动力状况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

四川攀西地区的劳动力状况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王放我国自７０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总和生育率明显下降。我国的生育率下降对劳动力资源产生的影响，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四川省攀西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现状以及劳动力的供需状况，...     

科学研判人口形势 积极应对人口挑战

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基本判断: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 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低生育率是一种全球趋势;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因素仍在强化;"自主生育"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继续调整的方向;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1世纪末接近10亿。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应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充分挖掘人口素质红利,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提升替代和应对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用质量换数量。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人口未来发展的确定性趋势,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逆转。人口发展战略对老龄化问     

我国省内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差异及原因探析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五普”等资料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对我国省内省外的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探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内流动人口比省外流动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高,两者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45．47‰与34．17‰,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15与0．817,终身生育水平低,省内流动人口的二孩及多孩率低于省外流动人口;因婚姻家庭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错位,是造成省外流动人口时期生育水平低于省内流动人口的根本原因;总和生育率在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并不能显示省外流动人口因家庭、婚姻化的发展而导致的生育水平上升,所以并不能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真实的终身生育水平。     

新时期中国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甚至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这与新时期宏观生育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影响生育的新因素开始凸显密切相关。收入水平大幅且迅速提高、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飞速上涨、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面临的风险上升、性别平等困境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剧烈、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新媒体快速传播低生育文化等成为影响我国持续低生育率的新因素。政府在制定相关的生育支持政策时,应该将这些新因素纳入考虑,从降低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文化环境三方面着手,切实有效地解决家庭生育中面临的困境,帮助他们实现真实的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土族人口生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对土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孩次别生育率、低年龄生育率及人口再生产率进行了考察。认为土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尽管有较快下降，但仍然存在较为普遍的多育和早育现象。为此，应当从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教育程度、改善健康状况及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入手，促使土族人口的生育模式趋于优异化。     

女性社会地位与总和生育率

在审视现有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指标体系并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出新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依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对全世界36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女性社会地位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对最不发达国家进行了补充性分析。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总和生育率越低;一个国家的妇幼医疗保障水平对该国生育率的变动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中国低总和生育率分析简

针对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现实,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从政策性、婚姻结构性、经济和文化等影响低生育率水平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讨论了低生育率对中国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造成的后果,提出提高离婚成本、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强化男女角色分工等建议。     

生育率、老龄化与人口稳定发展

养育孩子的艰辛、资源有限、认识观念等因素影响人们的生育信心，进而影响生育率。在此情况下，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老龄化现象受诸多条件限制。调节生育率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提高人口生育率并非改善老龄化现象的灵丹妙药，人口稳定发展才是改善老龄化现象的可行思路。     

安徽省人口增长态势的区域分析

自本世纪70年代起,安徽省与全国其它省区一样,在城乡普遍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一定的抑制,年出生率由1970年37.18‰,降到1990年的25.04‰,总和生育率由60年代末期的6以上降到90年代初期的2.45。过去的20年,安徽省在人口控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容置疑的。回顾过去,纵向比较,成绩显著;面对现实,横向对比,差距悬殊。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向人民展示了90年代初全国各省区的人口形势,据初步公布的数据表明,安徽省普查年度的出生率,自低到高排序,名列全国第29位,即倒数第二,仅低于西藏自治区。与兄弟省区相比,安徽省的人口增长仍然是较高的,形势不容乐观。为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文化与生育行为的地区差别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己从1971年的5.8降到1988年的2.5左右,生育行为的现代化,即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转变的过程正在完成。但是生育行为的这种转变并非是在全国各地同时发生的,而且变化的进程也相去甚远。从整体上说,我国妇女生育行为的转变是一个逐渐扩散的过程:城市中教育水准较高的职业妇女率先接受计划生育,而其它阶层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