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及其在德日关系中的地位

关于德国调停中日战争，国内多数论著指责其是：“德日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对中国政府进行诱降”。据已掌握的档案资料分析，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文章认为，日本请求调停与德国接受调停，都有其各自的动机和利益所在。事实上，德国自始就反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调停及其失败，使德国远东外交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德日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重评陶德曼调停

抗日战争初期,德日法西斯相互勾结,以“调停”为名压迫中国政府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直接担任此次“调停”任务的为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史称“陶德曼调停”。这次调停,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影响甚大,史家评论甚多,但欠妥之处不少。抗日战争时期,尚只说是“蒋介石一次动摇”。以后,史学界则一再加码,把陶德曼的调停说成是蒋介石向日本的一次投降,甚至是主动的投降。历史的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争取德国调停中日冲突的目的辨析

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争取德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不是企图投靠德、日的反共卖国阴谋,也未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希望通过德国的调停拖住日本,制止日本进一步扩大华北事变,以免中日发生全面战争,双方“同归于尽”。此外,也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准备时间。此时,蒋介石正准备联苏抗日,不可能与日本建立反苏阵线。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从妥协退让转向决心抵抗,蒋介石决定终止德国的调停。      

试析德国在"陶德曼调停"中的亲日倾向

对于"陶德曼调停"事件,虽然德国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军事考虑,竭力维持中立的幌子,但是,从德国选择的调停时机、在调停中对中日两国的不同态度以及调停失败后德国远东政策的突变等一系列过程,可见其明显的亲日倾向.德国在这次调停中所表现出来的既不想公开放弃中立立场,又处处维护日本的态度,是德国在一战结束后一直以来的亲日东亚政策的反映.     

二战期间中德关系破裂原因探析

德国在调停中日战争失败后必须加以抉择时,认为中国的利用价值下降,而日本的政治军事同盟作用上升,从而择日而弃华;同时中国也在美国的援助下坚定地加入反法西斯阵营一边,对德宣战。     

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从这里传往党中央——记获取日军偷袭珍珠港情报的日籍中共党员

1941年10月，在日本东京爆发了一件震撼德日意法西斯轴心世界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这个事件的主角是法西斯德国驻日大使馆新闻专员，苏联战略侦察员佐尔格，另一位是近卫首相的秘书、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     

试论甲午战争前夕英俄的远东外交

甲午战争受列强的远东政策所支配和左右。本文分析了英、俄列强调停甲午战争的动机与目 的并运用日本的外交史料阐述了调停的过程，指出：英、俄的外交调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日本“开战外交”的顺利实施。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政府对明治以来不断恶化的中日关系 的一次大清算，其战争目的明确，准备周密，开战决心坚决。日本政府以武力为后盾，在并 不利于日本“开战外交”的国际形势下，实行了一条冒险主义的外交路线，使英、俄的调停 以失败告终。     

甲午战争期间的列国调停

甲午战争期间,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参与了“调停”活动。它们应清廷或朝鲜之请.斡旋于中日之间或奔走于它们相互之中。它们于战前“调停”“撤兵”;战中“调停”讲和;战后“调停“还辽”。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朝鲜的“独立”和中国不受侵犯,实际上则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是对中朝两国的外交干涉和利益的出卖。     

论日德法西斯缔结军事同盟的动机

日德军事同盟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定的国际形势下,由日本和德国共同缔结的联合征服世界的军事同盟。此同盟从酝酿到最后缔结历时四年之久,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由于各阶段两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同,因而日德两国缔结军事同盟的动机也相应有所变化。1 日德军事同盟缔结交涉的第一阶段,在日本通常称其为“加强反共协定交涉”阶段,时间大体上是从1938年7月到1939年8月。这一时期日德法西斯缔结军事同盟的动机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要迅速摆脱在中国的困境,尽快结束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并没有停止侵华的大方针,而是继续遵循这一方针不断扩大侵华规模,把侵略势力由中国东北扩大到中国华北。1935年日本在中国华北制造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冀东政务委员会”,大搞华北自治活动,企图在中国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     

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日本外交和战略方针的调整及其影响

本文论述二战前夕，德国背着其盟国日本，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引起了日本的强烈不满。日本迅速调整和改善日苏关系，改变原先“北进攻苏”的方针，重新确立了“北守南攻”的战略方针；日德关系则裂痕日深，互不信任，难以协调，无法形成统一的军事作战实体。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由此改观，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力量的方向发展。     

德国对七七事变的矛盾态度及其原因(1937年7—10月)

1936年,德国和日本签订反共协定,两个法西斯国家形成军事同盟。侵华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后,德国由于在中国有巨大利益,所以面临如何应对这一事件的问题。出于与日本共同争霸全球的战略需要和维护在华利益的考虑,德国对七七事变采取矛盾的态度:它虽然清楚事变是日本制造的,却不能谴责日本,声称"中立",并要求英美法等不予干涉,主张所谓东亚民族"自决";它虽然反对日本将反共协定运用于中国,却又利用日本的侵略配合其在欧洲的行动;它虽然反对日本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但最终出于全球战略配合的需要而对日让步。随着认识到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德国转到调停中日战争上来。     

日德两国不同战争史观的文化分析

从对“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异入手分析日德两种不同战争史观是一种有效途径。基督教神学的“原罪”和“救赎”意识同德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结合起来,把“罪感意识”作为道德评判的基准,依靠它来发展人的良心,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影响下,德国才能对侵略战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式的反思。在日本,伦理道德体系是建立在对天皇的“忠诚”基础之上的,国家神道、武士道是维系民族精神的有力思想武器,对天皇制国家的“忠诚”是道德和行为的最高准则,成为日本屡屡为侵略战争进行自辩的精神动因。     

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做法

日本将原来的“智、德、体”教育顺序改为“德、智、体”;新加坡制定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等五大共同价值观;德国注重培养青少年普通、善良的道德。     

德日两国反省战争罪责差异的文化诸因素比较

德日两国在反省侵略战争历史上存在差异 ,从文化角度而言 ,德国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耻感文化 ;德国的世界公民倾向和日本的狭隘民族意识 ;德国真理观的至上性和日本真理观的薄弱 ;德国骑士精神的文化传承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政治影响 ;德国君主制的开明世俗和日本天皇制的保守迷信是两国反省侵略战争历史出现差异的文化根源所在。     

一战后国际新秩序重建时期日本外交的战略转向

日本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大正天佑”,以日英同盟为藉口对德宣战,以夺取德国在远东的根据地为最低目标,实现在华优势地位为最高目标。战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大力推行理想主义外交,获得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不久,美英卷土重来,重返亚洲,逐渐加大了对日遏制,发起了召开海军军缩会议的倡议。因与美英实力悬殊巨大,日本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试图把华盛顿会议作为外交战略转向的试金石,但遭遇滑铁卢。其后,日本外交开始由理想主义转为现实主义,开始与国协调,华盛顿会议成了“币原外交”的出发点。     

狄克逊"访满"未遂事件试析

在纳粹党领导人亲日思想影响下,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主张通过访问和承认伪满洲国,达成德日接近。德国外交部从维系与西方国家、苏联和中国关系出发,不赞成立即倒向日本,故拒绝了狄克逊的“访满”请求。但是,在希特勒对外政策思想影响下,德国外交部对远东政策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导致纳粹统治时期德国远东政策的亲日色彩日益浓厚。     

日本是“有条件投降”吗?

《历史教学》1 995年第六期发表了刘廷华同志的《日本是“有条件投降”而不是“无条件投降”》一文 ,作者认为“保留天皇制的国体是日本向盟国投降的条件”。研读之后 ,深感有提出来与作者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一众所周知 ,关于轴心国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最早是由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提出来的 ,即“除德、日、意无条件投降之外 ,任何条件都不予以接受。”1他指出 ,“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德国人民的毁灭 ,而倒意味着那种以征服和奴役别国人民为根据的哲学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毁灭。”2其后 ,盟国首脑又对这一原…     

“德中同行”亮相上海世博会

“德中同行”是一个历时3年的德中友好合作活动。活动的目标是,增进德中双方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为长期成功合作奠定基础;开拓德中合作新领域;塑造和维护一个积极的、富于创新的、面向未来的德国形象。德国前联邦总统霍斯特·克勒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担任“德中同行”活动的监护人。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7年8月27日在北京为“德中同行”活动揭幕。整个系列活动足迹遍布南京、重庆、广州、沈阳、武汉等中国城市,在20lO年的上海世博会上达到高潮并落下帷幕。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之探析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1894-1895年),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标榜不干涉亚洲事务,保持中立,赢得清政府的的信任,却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去满足日本侵华的野心。从美国对朝鲜宗主权的立场、争取“单独调停权”和美国对日本间谍案的蓄意纵容等3个方面分析探讨美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外交活动,表明在此期间美国的中立政策明显地偏向日本一方。     

五四运动前山东各界反对日本设立民政署的斗争

“五四”爱国运动前,山东各界进行了一场反对日本设立民政署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当时日本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设立民政机关引起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山东的侵略扩张。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趁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加紧侵略中国。8月15日,日本借口“英日同盟”,向德国发出通牒,要求将其胶州湾租借地无条件交付日本,转交中国。德国不予理睬,日本即于8月23日对德国宣战。9月3日,日军自龙口登陆,长驱南下,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