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本文是中国发达地区村落终结过程的记录和分析。作者通过对广州市“城中村”的调查发现 ,村落终结的艰难 ,并不仅仅在于生活的改善 ,也不仅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 ,甚至也不单纯是变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问题 ,而在于它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作者试图通过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村落终结类型 ,建构村落城市化整个链条的最后一环 ,以便能够在理论上复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村落非农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全过程     

礼乐与古代公共阐释空间的创构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形态，其发展过程也是不断被阐释的过程。通过层累性阐释，礼乐承载的道德质素固化为基本精神信仰，从而形成了以道德理性为核心内涵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的存在场域是公共空间，它在礼乐的笼罩下不断形成。礼乐塑造公共空间的方式包括显性话语建构、隐性文化渗透和微观典籍阐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是相对抽象的概念性存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从礼乐及礼乐阐释维度讨论公共理性的内涵与形成、公共空间创构以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是一种实际化、民族化的研究路径。     

珠江三角洲城中村问题探析

城中村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随着城市建设不断推进 ,城中村(局部 )和城市系统 (整体 )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文章以社区研究的视角 ,全面、系统地考察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中村问题 ,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 ,前者主要是居住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 ,后者主要是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城中村”研究的三种视角

“城中村”是改革以来迅速城市化过程中突生的社会现象,是传统自然村落经受城市化洗礼后的“变异”,是介于现代城市与传统村落之间的“混合社区”。学术界对这一特殊“现象”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社会变迁”、“共同体”、“社会问题”等三个不同的视角。     

城中村:农村城市化的困境与出路

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在我国城市化全面加速的今天却出现了一个困扰众多城市政府的难题。许多原来的农村,在外生型的城市化进程中迅速完成了其非农化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并没有使这些村落社区顺利融入城市,而是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演变成了城市中最难以彻底城市化的区域,即形成了现在所说的“城中村”,这些村落在其城市化链条的最后一环上陷入了困境。城中村的困境集中反映了我国农村城市化中的各种深层矛盾,深入研究“城中村”问题,探索“城中村”转型发展的出路,对研究农村城市化有重要的启示。     

传统客家村落的空间结构初探——以闽西武平县北部村落为例

在中国村落社区的研究中 ,空间结构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运用聚落地理学与社会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 ,对传统客家村落———福建省武平县北部村落的空间结构及其意象作一初步的探讨。全文分为三部分 ,前面二部分具体考察武北村落的内部空间结构与外部空间结构 ,第三部分则在此基础上摄取“语言”解读当地村落居民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及社会意识     

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及其对村庄秩序重构的意义--兼论社会变迁中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

本文在对村落公共空间做出概念界定与理想类型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乡村社会变迁中村落公共空间的演变呈现出正式公共空间趋于萎缩与非正式公共空间日益凸现的趋势。正式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凸现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地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

本文把村落公共空间界定为乡村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并依据型构动力不同将其划分为"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两种理想类型.村庄秩序的形成离不开特定村庄社会中的行动主体及其活动,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其中所呈现的一致行动能力便构成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村庄社会关联作为村庄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又必然离不开村庄社会内不同情境的村落公共空间,村落公共空间则成为村庄社会关联重要的生成场域.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必然引发村庄秩序基础的变更,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引发乡村"捆绑式社会关联"的解体,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则带来乡村"自致性社会关联"发生的可能,乡村社会的整合不再主要是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而是更多的依靠乡村社会内部形成的"自然性秩序".     

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

公共空间凭借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方式孕育着社会秩序基础的生成。村庄社会关联作为乡村秩序形成并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必然离不开村庄社会内不同情境的村落公共空间,村落公共空间则成为乡村变迁场景中社会秩序生成的重要场域。乡村社会变迁中行政嵌入型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村庄内生型公共空间的凸现必然引发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依凭村落公共空间便可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大致轨迹。     

村落乡土文化资源中的传统体育研究——兼对一个侨乡村落武馆百年史的考察

通过对东南沿海一个侨乡村落中具有百年历史武馆的实地调查,探析村落传统体育的内涵、特征、历史价值与时代价值等问题.村落传统体育是在农耕文化传统背景下,由村落民众共同创造的一种村落乡土文化资源形态,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聚群(族)性、草根性、规约性等特征.村落传统体育在历史上曾发挥整合村落秩序、教化村民、娱乐、凝聚民众以及社区认同等社会价值;新时期的村落传统体育,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空间,将在承传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合区域性传统体育资源、提高国民整体的体质健康、构建和谐农村社会中发挥更大社会价值.     

论城中村的社区保障及城市化意义——以广州一城中村为例的研究

高速城市化过程中,我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异常突出。本研究以失地农民聚居的城中村为例,发现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致命残缺,难以成为失地农民生活保障主要依赖的条件下,由农民的自组织方式所实现的社区保障,能够为失地农民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问题解决路径。而且,由于我国统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在相当时期内仍然还有困难,因此,城中村失地农民所依赖的社区保障及其城市化意义值得关注。     

从理性选择视角探析“城中村”改造——以武汉市江汉区H村为例

"城中村"改造进程中矛盾丛生.从武汉市江汉区H村的"城中村"改造情况可以看到,开发商、村民、政府这三大利益主体的矛盾极为突出.为了探析这三大主体矛盾实质,理顺三主体间关系,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顺利进行,本文力图从理性选择视角分析这三大利益主体的矛盾关系及各自的理性选择,并就能够带来集体行动均衡的制度安排做初步探索.     

城中村社会空间对失地转制居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失地转制居民的彻底市民化问题,是当前我国顺利推进城市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失地转制居民形成对自我新身份的认同的接纳,是他们面对城市社会,适应新生活的关键性因素。制约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化和身份认同的既有体制性的,也有个体性因素,而失地转制居民所居住的社会空间——城中村,是制约着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化和身份认同的另一重要因素。城中村社会空间具体来说通过其独特的物理建筑、居民的人口特征、经济生产功能、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区的习俗等具体的空间表征来建构和影响着失地转制居民的身份转换和身份认同。     

外部性: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过渡的可能性 --基于制度形成的分析

从Demsetz、Anderson和Hill以及Umbeck等关于制度形成过程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外部性效应积聚到一定程度将自发地"催生"某种制度以缓解冲突,而且该制度往往成为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过渡的条件.借助这个分析思路,能够为西方近代伦理学与纳什均衡、公共选择理论中关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关系的争论找到契合点.     

村落的终结还是纠结——文献述评与现实审视

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村落的终结似乎不可避免.但在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后发现,与其说是村落的终结,倒不如说是村落的纠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村落终结的内涵及其实质的认识存有偏颇造成的.所以,“什么是终结,什么在终结”就是人们必须首先要予以认清的一个理论问题.实证研究以及现有的经验分析表明,如果部分“中间形态村落”能够巧妙地挖掘自身的内在价值,并依据现实的社会情境,进而与国家制度和政策实现有效对接,村落不但不会走向终结,反而可以得到持续发展,以致实现乡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社会公正的空间形态

城市空间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社会关系展开的场域,体现和内在于社会关系,同时,空间场域的变迁又型塑着社会关系。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进程中,产生了诸如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公、公共空间不尽人意、城市外来工居住边缘化与空间隔离以及千城一面、生态危机等问题。构建公正的城市空间形态可从以下方面入手:落实人本城市化理念,构建功能性宜居和伦理性乐居双重彰显的正义空间;扩大城市公共空间,拉近公共空间与市民的生活距离;朝着逐步消除城市空间不公正方向努力改革。     

城市化与“村落终结”

作为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后果,城市过密—过疏的两极发展使得传统的乡村世界开始面临空前的挑战。村落终结的形态是多元的: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村庄被迅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而远离城市的偏僻村落则是在过疏化、老龄化背景下而走向终结;在政府社会规划工程的主导下,通过村落合并等形式,亦使村庄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城市化。故所谓村落终结已远非简单的空间变迁和关系变动,亦不是农民群体单一的去农为工,而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总体变迁过程,其间充满着矛盾冲突和利益重组。这就要求我们深入辨析村落终结现象的实质,并对其社会后果进行再评价。     

妥协理性与社会和谐

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一个存在尖锐对立而又不能通过适当让步与妥协达成一致的社会,不仅社会发展难以实现,即使是社会存在本身都有可能成为问题,妥协由此而成为社会必需的一种公共理性.妥协是相关行为主体在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妥协也是有着深刻的理性基础的.妥协有足够理由成为一种维持现代民主社会必需的公共理性,妥协理性对民主社会的健康运转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和谐的实现需要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升华,妥协理性正是社会和谐所必需的公共理性的基本内容之一,我们应该抛弃对妥协的传统偏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妥协.     

媒介空间与公共理性

现代科技和工具理性缔造了两种空间形态:都市空间和媒介空间。这两种空间形态是现代人的公共领域,它不断生产着新的生成关系。人作为生活在空间里的有机体和机器电子的混合物,必须重建媒介空间中的公共理性,因为这关系到未来公共社会的道德景观。     

区位社会特性对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的影响分析

不同收入阶层的城市空间分布构成了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在住房市场化背景下,城市居住空间结构遵循住房竞价模型的规律。居民是社会人,在选择居住区位时根据区位的社会特性来进行,包括空间符号、社会交往特性、公共物品的消费偏好等。当居民的区位选择自由度高时形成不同的公共物品消费偏好聚落和不同的社会文化聚落,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呈现＂共生＂的特点。当房价过高或城市空间资源过于集中时,导致居民区位选择自由度受到限制,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居住空间出现＂分异＂,还会导致居住地到包括就业中心在内的居民主要活动场所的＂空间失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