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乡村整合失败原因探析——以合作运动为视角

国民党执政之后,为挽救农村经济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整合,大力推行合作运动。但现实政治需求的上升淹没了合作的初始经济动因,行政外力的全程推动致使合作呈现出强制化特征,信用合作的膨胀及社员构成的变异又促使合作社以畸形化态势发展。上述异化的发生导致合作运动背离复兴农村经济的目标,国民党整合乡村的失败结局也因此不可避免。     

试论抗战前国统区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面对中国农村经济衰败残破、肃杀荒凉之景,亟谋变通之法,视合作运动为救治良方,旨在以此解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对抗中共土地革命,稳固基层统治秩序。从合作社的性质看,以官办合作社为主;从合作社的类型看,以信用合作社为主;从合作社的分布看,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但以少数省市为主。合作运动在少数地区相当程度的发展,既是对农村经济的微薄救济,又是国民党乡村统治的稳定因素,还是推动中国农村近代化历史进程的积极尝试。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交替掠夺,导致中国农民的极端贫困化,合作社严重缺乏资金,由于国民党对合作运动推行乏力,合作法规漏洞百出,合作社每遭操纵利用和打击破坏,加之中国农民受教育者寥无几人,而许多人却莫名其妙,因此国统区农村合作运动不可能实现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并终将遭致流产的厄运。     

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党政权定鼎南京后极力推行的一项国家社会经济政策。抗战前,江苏省率先进行农村合作运动,并为之设立了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与金融部门江苏省农民银行;出台了种种有利于合作社业务展开的举措,如加大农贷资金、采用多种贷款方式、限制借贷利率等。这些作法在加速江苏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投入,改变了乡村借贷的传统格局,促使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但由于当时基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彻底变革,难以达到国民政府之初衷,然改良农村的努力则不应忽视。     

经济复兴与政治控制的互动——论民国时期江宁实验县合作运动的引入动机

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破败,迫切需要变革,而国民政府同时还面临着在乡村社会构建合法性权威的问题。合作运动于此时的兴起将这两个问题融合在一起,并提供了解决的可能性,江宁实验县的设立正是国民党人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和尝试。具体而言,在江宁,合作运动的目标是以合作社为中介,通过复兴农村经济来加强对农村的渗透,进而增强国民政府在乡村社会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对乡村社会实行有效的基层控制。     

早期国民党乡村渗透的制度逻辑:从权力结构均衡分析

早期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且通过保甲制来控制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其获得了对乡村的支配优势,基于此,国民党组织力图向乡村渗透.为避免"党政合一"造成乡村治理的官僚化,国民党在基层推行"党政分开"并倡导"党义治国",但在当时中央权威不足的背景下,"党国体制"的调整导致了国民党基层治理权力的空洞化和劣化,这意味着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分散的社会权力更无力制约政治权力载体的资源汲取,也就不能阻止破产的、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权力载体被反体制精英重新组织化为反体制力量.     

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

1926年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制定了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方略,在此之后的商民运动进入渐进发展时期。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方略的制定,体现了当时国民党在重视农工运动的同时,也开始真正重视商民运动,反映出国民党急切期盼扩大国民革命阶级基础的愿望,与以往相比较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国民党的商民运动方略也表现出过于偏激和简单化的趋向,特别是对商会、商团的定性以及以商民协会取代商会的政策脱离实际,不仅影响了商民运动的发展,也给后来的国民党政府带来了一系列复杂问题。     

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运动的路径与绩效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开展乡村合作社运动。基于对民众能力不足的认定以及不触动土地所有权这一前提基础的设定,国民政府制定出诸多以强化政府作用为核心的扶助性政策,自上而下加强对乡村合作社运动的推进,其实质是力图在政府主导下将西方的合作经济制度移植到民国乡村社会。但在实践中,此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绩效明显不足,国民政府预设之通过开展合作复兴乡村及整合乡村社会的目标均未能达成。     

论国共领导人对商民在国民革命进程中地位的认识

1924年前孙中山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是精英革命而非真正的民众革命,因此国民党对商人与商民运动颇为忽视。以1924年国民党改组为转折,中国革命的先觉者为唤醒民众,创造出一系列组织、技术和程序,以唤起人们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共产党人则对中国国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商人应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之一,因此大力发展群众运动。在此背景下,商民运动应运而生。商民运动是国共合作的结晶,是中国民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与“九一八”时期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

"九一八"事变前后,上海等地爆发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运动的肇因是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韩国境内发生的排华暴行。上海各界组织了"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运动增添了薪火,上海各界将反日援侨会扩大改组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开展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央党部认可并支持各地党部积极介入运动。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虽然认为运动是民众爱国热忱的反映,但它站在行政机关的立场,需要面对日方不断要求取缔经济绝交运动的压力,在体认中国尚无力立即与日本开战的现实下,由对运动表示"忧虑"转向压制是其逻辑的合理展开。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过程中,国民党党、政方面的分歧表现得甚为明显。这种分歧始终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困扰它的严重问题。应该说国民党压制运动及对日妥协有其现实上的无奈,但这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声誉,而这正是国民党在历史上的不能承受之重。     

农民合作视角下的乡村环境保护:合作化运动中晋东南的历史经验

乡村环境保护是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农民合作的视角出发,基于20世纪50年代晋东南地区合作化运动的丰富历史资料,来考察农民合作促进乡村环境保护的微观社会经济机制。这种微观机制,一方面表现在农民合作所带来的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可以从原本内卷化的家庭农业中调配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从事植树造林和兴修水利工程等有助于环境保护和防止水土流失的活动;另一方面还表现为经由农民合作所形成的社区认同、关键行动者的带动作用以及约束性的制度对乡村环境保护的持久激励。     

社区传播与乡土社群文化建构

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以苏中地区X镇乡村社区中的健身舞活动为个案,以社区传播理论为分析视角,将健身舞文化传播的运作置于乡村社区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及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集体记忆、情感说服、精英动员及收编合作等层面的实证分析,考察这一乡村社群文化的传播情境、过程及效果,并深入发掘其中不同行动主体的角色互动及关系模式,探索当前乡村社群文化的发展对重塑乡村文化认同所产生的作用与意义。     

农民需要怎样的"集体主义"——民间组织资源与现代国家整合

本文从民间组织资源和现代国家整合的视野出发,认为现代国家就是要使各种形式的自由、竞争和认同、合作都在“群己权界”的规则下各得其所。因此,对于乡村中的宗族现象应以平常心待之,在维护法治人权、尊重“群己权界”的前提下,对作为族姓认同方式的宗族既不必打击和禁止,也不必提倡与推行;而在“农民问题实质上不是乡村问题而是中国问题”的背景下,“规范”国家已经成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     

论抗日战争的时期国民党的党治体制

论抗日战争的时期国民党的党治体制汪家圣抗战时期，国民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被迫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走上抗日道路。国民党一面进行抗日，一面积极强化以其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推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治体制。本文试就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党治...     

1927—1949年国共两党农村合作比较研究

为了摆脱经济困境 ,安定农村 ,获得农民对各自政权的支持 ,解放前国共两党都在农村大规模地开展了合作运动。国共两党农村合作运动的原因和目的、实际运作过程和绩效有同有异。虽然合作运动时间不长 ,但它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国民党的合作实践为台湾合作运动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而中共的农村合作则极大地影响了新中国的农业发展道路     

国民政府时期的新县制与农村建设和政权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新县制除了集中资源以应对当时的抗战需要外,也是对当时基层传统政治的一次改造,以图改变国家的正式行政力量无法深入乡村、国民党在基层影响微弱的局面,从而提高国民政府的控制能力,增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但这次新制度的推行措施因国民党和政府的固有弱点,以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而归于失败。     

旗帜与认同：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与各政治力量的因应

在近代中国,国旗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政权(或政治力量)的标识,以党派旗帜为国旗,会给该政治力量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源。国民革命开始后,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将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认同党治和革命的象征。因革命理念、政党关系和政治诉求的不同,中国青年党、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易帜”都有回应。他们在诠释旗帜象征意义、表达对旗帜认同的同时也展开政治互动。在国民党“易帜”过程中,对旗帜象征的诠释和运用成为三个政党进行政治博弈的方式之一。各方对旗帜的理解、认同、意义诠释和运用,反映了三个政党不同的政治诉求,也体现了此间旗帜、象征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平教会在民国时期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中国乡村严重的危机,首先由民间力量发起了一场以救济乡村为直接目标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下,这一建设过程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平教会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将平教会放到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中进行考察,可以探析其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利用各种有利的社会条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对实验区、乡村建设运动和南京民国政府等方面起到了桥梁、示范、推动和辅助的作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平教会是无法实现其参与乡村建设最终目的的。     

浅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略

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为复兴本真儒家人生和解决现实中国政治、经济问题而得出的一个结论或方案。这种初衷与国民党原无相关之处。因而梁漱溟从主观上一直力图摆脱国民党对乡村建设的控制，竭力避免乡村建设成为国民党加强官僚政治的工具。无奈乡村建设实验权和财权一直仰给于国民党，梁漱溟又不愿与国民党发生直接冲突，因而最后乡村建设逐渐偏离了其理想设计，落入了国民党的控制。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刍议

<正>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这一运动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中央称它是“抗战制胜之主要条件”,“救国建国之最新武器”。中共中央在明确指出其两面性的同时,肯定“这是一件大事”,号召全党同志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考察和研究这一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斗争的特点

<正> 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是指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锋反对美蒋反动派的人民民主运动。它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时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综观第二条战线的全部斗争,它有以下特点: (一)规模大,范围广,次数多,时间长。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斗争有四次高潮,即“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和反美扶日运动。全国学生参加斗争的有一百多万人。工人参加斗争的仅1947年就有三百二十多万人。在农村,农民的反抗运动扩大到十七个省,起义人数达到一百万。斗争一般都是由局部地区、局部事件开始,然后迅速波及全国。并且时间持续也特别长,一浪高一浪,一直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规模之大,参加人员和地区之广泛,斗争之频繁都是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