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交易框架研究

在总结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交易研究进展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水污染物排污许可证交易试点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适合我国水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目标的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框架体系,并对如何推进我国排污权交易工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论《行政许可法》实施后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实施对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但<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并没有解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从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的关系入手,阐述了<行政许可法>实施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     

论水污染物排放权的定位及其法律属性

引入市场机制是克服水排污管理"政府失灵"的重要手段。在行政管理和市场机制一体化的整体视野下,水污染物排放权的法律属性有待明确。明确水污染物排放权法律属性的意义在于:建构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规则体系,以保障水污染物排放行政管理和市场机制的协调运行及功能实现。基于对已有相关观点的分析批判,认为水污染物排放权既不是传统的物权,也不是什么环境权,而是一种新型的民事财产权,这种民事财产权与传统的物权、债权共同构成开放的民事财产权体系。     

我国全面实施《行政许可法》引起的思考

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作为一部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重要法律,在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及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实施《行政许可法》过程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论水行政强制制度的规范及改进——以《行政强制法》的实施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出台对我国实现依法行政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伴随该法的颁布和实施,在行政法领域,相应的各类规范性文件及其适用需要予以调整和修正。文章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实施对水行政强制措施和水行政强制执行两个层面造成的冲击进行研究。从水行政强制的核心原则着手,对水行政强制措施和水行政强制执行产生的影响进行具体阐述,以进一步规范水行政强制行为,从而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困境与出路——以四川为例

［摘要］对行政许可等概念认识把握不准、对项目清理的审核和监督实际把握不严、中介机构提供公共服务的配套改革亟待破冰，是当前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面临的三大困境。其深层次原因在于《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瑕疵和国务院对“非行政许可审批”的不规范使用；以协会（商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大发展为标志的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对行政审批设定、实施的监督管理较为滞后，难以形成深化改革的动力和压力。为突破困境，极有必要回归和严守《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等概念作出准确界定，进一步完善分类、审核的标准；以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的精神，在行政许可的跟踪评估和请求停止实施制度、优化审批流程制度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以最大限度提供优质、快捷、低费的公共服务为原则，开展对涉批事项中一些前置中介服务项目实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探索。     

空间活动的许可制度与外层空间环境保护——以比较法为视角

人类的空间活动已对外层空间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1967年《外空条约》要求缔约国对本国的空间活动承担责任,非政府实体的空间活动应受缔约国批准并受其不断的监督。该条约还要求各缔约国从事空间活动时,应避免使外层空间受到有害污染。为履行这一义务,许多国家通过其国内立法规定了空间活动(主要是发射活动)的许可制度,其中往往包含保护外层空间环境的要求,作为获取许可证的一个必要条件或实施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外贸易、相对收入与污染物排放——基于我国省级单位面板数据的研究

基于ACT(2001)贸易环境效应模型,采用面板数据SUR估计,对2000—2010年中国省级单位各经济要素的贸易环境效应、不同相对收入地区的贸易环境效应以及不同相对收入情况下由贸易引致的规模、结构、技术和贸易强度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了弹性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现行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导致了环境质量的恶化,技术的正效应超过结构的负效应,贸易自由化直接促进了环境水平的提高;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贸易弹性存在较大差异;贸易对收入较低地区的环境影响程度较大,收入较高地区的贸易开放度与环境污染相关程度较低。     

论行政审批权下放监管的法律对策——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视角

由于长期形成的"权力"意识根深蒂固,我国监督权力行使的法律和制度不完善,行政审批权在取消或下放行使中存在许多违规操作的问题,阻碍了行政体制改革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就必须加大行政审批权下放行使的监管力度。通过明确审批监管机构职责和责任,强化依法规范行使权力的监督,完善监管法律和制度,提高审批监管人员法律和技术素养,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果真正起到实效。     

论行政裁量基准制度——以行政裁量权滥用法律规制为视角

行政裁量基准主要是通过量化和细化法律的范围和幅度,以实现规制行政裁量权滥用的目的。当前,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制度,然而,行政裁量基准面临形式和内容混乱、性质和效力不清、宽泛与僵化徘徊的问题。应从行政裁量基准的量化技术、性质、效力以及配套制度四个方面完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内在价值。     

政治与行政——以日本为例

纵观日本近现代史,可以发现日本是一个有目标、有战略的国家。而且,日本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很敏感,每当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都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国家战略。本文从政治和行政的概念引出,对日本政治概况和行政改革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探究——以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为例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发起的一场"自我革命",它必须具备强大的动力并形成有效的动力机制才足以克服各种阻力.文中分析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动力结构,并以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取得的显著成果为例,说明地方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进是构建科学有效动力机制的关键环节.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探析——以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为例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发起的一场“自我革命”,它必须具备强大的动力并形成有效的动力机制才足以克服各种阻力。在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动力结构中,中央领导机关的规制部署和人民大众对服务型政府的呼声是直接动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是间接动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可以这样表述：领导层的危机意识、进取精神和使命感使改革长期保持强劲的推进势头,强有力的执行机制是改革推进的保障,良好的改革效应构成改革持续推进的反馈机制。     

近代中国行政救济制度的萌芽 ——以清末行政审判院的筹设为中心

随着清末预备立宪的开展,司法独立形成一股潮流,司法权从传统行政权中分立以及对行政侵害加以救济的呼声此起彼伏。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进行了一次杂糅的“官制改革”作为立宪之基,并拟定了“预备立宪”的计划。其中在行政救济方面,即筹设行政审判院,作为行政诉讼的机关。虽然旋即因为清廷覆灭而在清代始终未能实现,但是却出台了其组织法草案,且行政救济思想终究成为不可逆的现代思潮,成为民国平政院成立的先声,为近代中国行政救济的萌芽。因此,这一段筹设的经历,在行政救济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行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某市为例

以专业化、高效率为特征的行政调解在医疗纠纷处理中未能达到制度设计者预期的目的。通过实证调研的方法,检讨当前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并提出重构医疗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初步构想。     

试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构想——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例

民主政治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必须有规范政府行为的行政程序法。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我国尽管先后出台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但至今尚无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在构建法治政府的语境下,我国急需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模式宜采用权利保障模式和法典模式,应当确立公正、公开等基本原则,建立行政听证和行政责任保险两项基本制度。     

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法律分析和法治化构建

行政协调之必要性根源于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局限,也是对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补充。行政协调机制有利于达成一体行政、实现政策整合、提高行政效率;为了克服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局限,有必要对行政协调机制予以法治化再造。     

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环境中的非正规制度因素分析——以贵州省为例

政府行政管理科学化、高效化的核心在于良好的行政环境,特别是有良好的非正规制度氛围,而非正规制度的核心在于政府再造的效应。本文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环境中的非正规制度因素为分析起点,意在构建符合要求的非正规制度设计,最终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一种可行的选择模式。     

行政调查:制度的探索——以"钓鱼执法"为例证

2009年发生的"张晖非法营运"一案,一时间把上海市交通执法部门推到了风口浪尖,社会上一边倒的现实压力迫使上海市有关方面在无奈中叫停了"钓鱼执法"."钓鱼执法"作为一个新闻热点事件早已结束,但实践中这种诱惑调查手段的普遍存在,敦促我们在学术上进一步反思,行政程序法在行政调查中应当确立怎样的制度规则,既能维护行政机关执法中的公信力,又能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得到及时的救济.本文以上海市"钓鱼执法"为背景,从行政调查的内涵和性质入手,就行政调查主体、行政调查的基本原则、调查取证方法体系和救济制度几个方面提出了行政调查制度亟待完善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