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美学中的虚与实

中西美学在艺术的虚实问题上看法不同,中国美学推崇虚,西方美学推崇实。柏拉图和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对艺术褒贬不同,但他们所依据的原则一样,艺术因为虚而受到谴责,因为实而受到褒扬。中国美学推崇艺术不是因为艺术之实,而是因为艺术之虚,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将现实世界虚灵化为精神世界。20世纪西方美学家看到了虚在艺术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种虚与中国美学所推崇的虚非常不同。前者是一种解释和知识形式,后者是一种觉解和生活方式。     

从艺术的功利化到审美的伦理化——中西美学分道扬镳的起点

中国现代美学的西方化进程,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现代美学在逻辑构架和概念范畴等方面的西方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在中西比较中努力发掘中国传统美学的自身特质.中西美学尽管存在巨大差异,但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状况.西方社会始终有着强大的宗教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观念却历来淡漠.西方思想传统以追求知识本身为目的,中国思想传统则以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为旨归.这些因素的作用给中西美学以深刻影响,和西方美学相同的是,中国美学以关注艺术的社会功利性始,和西方美学相异的是,中国美学以艺术的审美伦理化终.仔细辨析美学理论的这些关键性问题,对于重建中国美学具有重要意义.     

论审美活动的历史沉沦

西方美学的根本失误在于以“理性图式”取代了“审美图式”。中国美学的根本失误在于以“伦理图式”取代了“审美图式”，后现代美学的根本问题存在于以“欲望图式”取代了“审美图式”，它本质上是一种“被理性异化的欲望本身”。这是中西美学走向其历史沉沦的根本。     

论张祥龙美学观对现象学的接受

为了实现现象学方法的美学开展、接续并发展中国现代意境美学传统,张祥龙在深入接受现象学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美学观。其“美感论”中的“美感体验论”接受了胡塞尔的“直观”说和海德格尔的“体验”说,“美感居中论”接受了胡塞尔的“意向性构成”思想和海德格尔的“视域构成”思想;其“审美对象论”接受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思想。张祥龙对现象学思想的接受具有准确深入、中西会通的特点,其接受意义有二：就目的言,他通过接受现象学思想既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学美学理论,又接续并发展了中国现代意境美学传统;就方法言,他的接受与建构实践为如何融通中西美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作出了示范。     

中国现代美学的话语空间与方法论转型

中国现代美学呈现出中西美学“交互转换”的情景:西方美学经历本体论、主体论之后,最终打破了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论话语模式和无限膨胀的主体自身,而是以意象派、现象学为代表,采用非理性、意象直观等思维方式试图返回经验事实;而中国现代以来则是引介西方资源重塑美学学科,从学科框架、话语方式到哲学背景都是参考西方美学理论资源,以现代性启蒙的姿态和审美独立的话语诉求建设学院化的美学知识形态。这两者“交互转换”的话语空间使我们认识到: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与审美实践天然的联系,并且试图以感性的力量探寻人的本质存在问题。同时,也能看到现在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失落的古典话语资源,并且也使中国现代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恰恰是中国现代美学价值重塑和发展的机遇。感性直观和审美文化构成了未来中西美学发展的双向维度,“体验——反思”的方法论转型也适应了未来美学的发展需要。     

环境审美:科学认知还是情感参与?——从两种环境审美观看中西哲学自然观的整合

当前西方环境美学中两种有代表性的看法——艾伦.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和阿诺德.伯林特的“参与式美学”——从一个角度折射出了中西传统哲学在自然观方面存在的一些内在差异,由此启示我们应该通过批判地汲取中西传统哲学中的有关合理因素,对它们展开有机的整合,以解决当代环境美学面临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西方美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美学的世界化

20世纪以来,究竞是“中国美学”,抑或“西方美学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世界美学”。长期以来,西方学界藐视东方美学的存在合理性和价值,而以西方美学为普世化的美学标准。国际美学格局中,东方美学缺乏话语权,本土美学与“世界美学”相背离。从普世化美学的视角来看,“西方美学”是一个泛化概念,而且它本身也只是地域性的本土美学,却并不是代表未来世界美学的参照蓝本。“中国美学”有古典与现代两个形态。在学科体系化和专业化以后的中国现代美学,有五种现代化的向度：科学向度,艺术学向度,生命哲学向度,马克思主义向度以及现象学向度。作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以华夏艺术精神为核心的美学体系,能为世界文化带来与众不同的东方智慧。     

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美学将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求得发展?或者更扩大开来说,今天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将出现怎样的一种态势?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将会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从最基本的态势来看,大致上将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超越"美学、消费美学三者的共生与发展。从思想的谱系说,它们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我们当然不可否认"超越"美学及消费美学存在与发展的意义,因为"超越"美学可能对市场经济发展中,在审美与艺术方面出现的某些消极的、坏的现象提出某种批判的见解,消费美学也可能在研究消费与美的关系上作出某种贡献,但要现实地、历史地、科学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美学问题(扩大开来说,也是当代世界美学面临的问题,包含消费与美的关系问题),既不堕入到各种非现实、非历史的玄想中去,也不为一时的泡沫、幻象所迷惑,仍然要依靠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在当代的发展。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要寻求发展,首先要对西方当代的各种美学进行比过去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弄清所有理论的根据与实质,其次还要对市场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美与艺术的变化进行全面的分析思考,作出科学的说明与回答。而这两方面的任务的完成都不是轻而易举,可以一蹴而就的。它实质上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上一次新的飞跃,因此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中西印审美主体构成

西方Aesthetics是视、听两种感觉思维的产物 ,中国美学是味、嗅、触、视、听五种感觉思维的产物 ,印度美学在审美主体构成上与中国大同小异。在西方 ,美学经典与大众的实际审美经验并不一致 ,而在中国和印度 ,这二者是吻合的。因此 ,中西美学出现差异是正常的 ,不必用西方Aesthetics的概念和范式来硬套中国美学 ,反之亦然     

中国近代美学的四大特征

中西文化之争是中国近代美学发生发展的广阔背景。它决定了中国近代美学的发展取向和逻辑必然 ,即努力探觅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二者之间的契合之处 ,以求在这两种美学的支撑下对中西美学的综合创新 ;从而显示出分别以反对封建传统的感性启蒙、会通中西美学的综合创新、探索意境理论的自觉努力、近代审美理想的伟大变革为内容的时代特征、思想特征、理论特征和目标特征     

略说中西文论会通

中国当代文艺学缺少创新是个事实,新时期文艺学的若干“突破”只是清理了积压在文学上的政治废墟,与“文学”一起从政治化和工具化的窒息中恢复了呼吸的能力而已,更没有产生能进入西方文学理论教材的文论家和文论思想。而当前文艺学研究资源的丰富程度又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盲区正被一一照亮,而西方文论的最新风向也能及时而迅速地被国内学界感知,综合创新的时机渐趋成熟,伴随着新一代具有更优良的知识结构的人才的成长.     

中西文论会通研究需审慎

在全球化浪潮的鼓荡之下,时下的中国文艺学研究界,中西文论的会通性研究似乎已经成为文艺学发展不言而喻的前提,因而也就是亟需开展的研究方向,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论题保持谨慎的态度,否则很有可能在自我陶醉的快乐中徒自酝酿虚假的学术繁荣,这种事实上正在发生的情形恐怕绝不是倡导者们所希望看到的.     

从“疾病”的隐喻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多重现代性

“疾病”在中国近现代作家的作品当中富有浓厚的隐喻意义。从现代性的研究范式来看,作家们笔下的“疾病”所负载的道德批评和价值判断是各不相同的,这种微妙的差别体现了作家们独特的美学追求,而更为深刻的,它体现了“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的丰富和驳杂。“疾病”及其隐喻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寻访中国文学现代性多副“面孔”的便捷途径。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四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在走出传统、成为话语主持、体现审美启蒙、遭遇威胁四个方面凸显了自身的基本性质、特点,极具重要性。人的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并将在新的世纪里继续发展。     

刍议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研究

现代性理论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意味着在经过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震荡、巨变后,中国文学研究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言说姿态和定位,重新肩负起自己应有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现代性理论将最终在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展开。     

“西学东渐”与西方文学理论引介的缘起

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挑战，使中国无可抗拒地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在以输入西学、学习西方为基本取向的现代化运动中，梁启超借鉴西方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批评实践，拉开了突破传统文学批评精神樊篱的序幕。     

叛逆两生花——现代性视域下爱姑与莎菲形象内涵比较

在现代性视域下对爱姑和莎菲形象进行深层次的对比与勾联,可发现她们叛逆性格的表层关联与现代性内涵的相异。如果说爱姑的抗争悲剧维系着深广的现实批判精神;莎菲的分裂生存则关联着人类精神追求无法圆满的永恒困境。若说爱姑形象负载了亟待“疗救”的创伤;莎菲形象则传达了女性关怀与自审的愿望。正是这 “互补”式的书写,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多重维度与丰富内涵。     

李欧梵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

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善于在占有和使用包括印刷文化和都市生活公共空间等广义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中国命题,这些命题既采用了西方20世纪文学、社会学研究较新的理论视角,又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在雷蒙德·威廉斯“乡村”、“城市”以及“大都市”等理论范畴及空间批评理论的启发下,李欧梵以“现代性”为基点发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空间维度,揭示了“新文学”传统中以乡村为核心的空间叙事对城市文学的压制。     

论周作人的现代性及其审美与启蒙的对立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非像有些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对西方文学现代性的被动反应和摹仿,而是既有西方文学现代性影响的因子,又有其特殊的本土文化底蕴。这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在周作人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并成为其审美矛盾性的来源———他既追求、模仿西方的现代性,同时又涵纳着深厚的本土情结;既对传统文化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又从传统中寻找现代性的理论资源,从而导致了他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上的冲突,最后完全走向一条反启蒙的审美现代性之路。     

试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学科性建构

中国近代以来,王国维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具现代性特征。其学科性文学批评体系主要体现在：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独立＂论,摆脱了＂依经立义＂的教化论文学批评方式;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学语＂,他从叔本华哲学美学那里借用了不少批评概念,并对之进行中国化改造,使其学术话语既中又西,具有学术的新颖性。此外,还运用了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等跨学科方法研究一切文学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