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临时约法》对庙产问题的影响

庙产问题是清末民初时期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它是由庙产兴学政策引起的。《临时约法》的颁布对庙产问题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一是激发了普通民众的国民意识和平等意识,二是改变了清末以来征用庙产的标准,三是使清末以来征用庙产的行为失去了合法依据,四是赋予普通民众聚集力量的手段。这就使庙产问题迅速复杂化,促使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进而使庙产问题向法制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论民国时期的北京商业铺保

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北京商业铺保档案的样本,初步分析了商业铺保的形式、责任及社会关系类型,不仅揭示了民国时期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北京城市流动人口与流动经济资源的运作方式,而且从微观的角度展示了北京城市基层社会的生活结构。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民国时期北京农业述略

<正> 民国时期北京的农业很少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大概是由于严格地讲,北京经济中并没有农业这一生产部门。在1928年以前,北京的行政区划只包括内外城区。当时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可以从全国调入各地的农副产品,郊区农业在城市经济中也不占有重要地位。在理论上和客观上都似乎没有农业。 1928年以后,北京城发生了变化,由首都降为普遍城市,失去了在全国各城市中的优势地位,周围农村对北京来说,就比以前重要多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四郊农村由原河北省     

角色危机与社会紧张:民国时期北平平民自杀样本研究

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北平平民自杀样本的档案,初步分析了自杀者的分类及原因,揭示了北京在民国时期近代化和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并从微观的角度展示了当时北平城市基层社会的生活结构。     

中山华侨捐资兴学调查研究与思考——以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中山华侨捐资兴学调查》为例

文章通过调研背景与目的出发,实证调研中山华侨捐资兴学的情况,从调研过程及搜集整理调研资料中,梳理自己对华侨捐资兴学的认识与思考,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旨在让华侨捐资兴学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行为弘扬光大。     

人心

成也人心,败也人心;得也人心,失也人心。三个和尚在破庙里相遇。"这庙为什么荒废了?"不知是谁提出问题。"必是和尚不虔,所以菩萨不灵。"甲和尚说。"必是和尚不勤,所以庙产不修。"乙和尚说。"必是和尚不敬,所以香客不多。"丙和尚说。三人争执不下,最后决定留下来各尽所能。于是甲和尚礼佛念经,乙和尚整理庙务,丙和尚化缘讲经。果然香火渐盛,旧庙换了新颜。"都因我礼佛虔心,所以菩萨显灵。"甲和尚说。     

民国时期北京律师群体探析

北京律师公会的成立是律师群体正式形成的显著标志。本文通过对北京律师公会原始档案的细致爬梳,对民国时期北京律师业的发展和群体结构进行实证考析,以期对北京律师的群体特征进行整体性揭示,进而深入了解律师作为一个新兴社会群体在近代中国兴起、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细节。     

近代北京公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

古城北京在规划与建设中,为后人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然而,即便在最辉煌的时代,帝都从来没有设计并提供过面向普通平民的城市公共空间。1914年,随着北京中央公园的开放,其它前清的皇家园林、坛庙相继对公众开放。皇家禁地成为公众休闲空间,完成了从御花园到大众公园的角色转换。近代公园的出现改变了北京传统的城市空间结构,是北京城市生活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识之一。     

1919～1920年北京教育界索薪运动论析

1919～1920年北京教职员的索薪运动,是民国时期教育独立运动的真正开端。此次索薪运动,矛头直指北京政府,明确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政府也因此明令确定教育基金。索薪运动激起教育界的自觉意识,使教育独立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教育界共同的声音;同时还引发了教育界内部一系列问题。剖析此次索薪运动,可以管窥民国时期的整个教育界。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佛寺与家庙:滇西土官仪式的重构

明代中央王朝以违背伦理与礼仪原则为由废除西南土官。正统年间,革除鹤庆土官,改派流官。官员将佛寺改建为庙学,打击活佛信仰,士人也莫不以毁淫祀、诫僭越之名倡议正统祀典。此时,邻近土官开始谨慎处理身份与仪式的政治问题,并在经学传统中寻找身份、仪式的合法性基础。本文以云南丽江府与蒙化府的两位土官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他们如何以古代诸侯的身份,致力于建置相应的仪式和祠宇,如：（1）修建家寺、宦祠乃至勋祠与报功祠等;（2）将神话转为符合仪式正统的山川祭祀,成为土官领地的守护神;（3）建立宦谱,以文字书写的方式将氏族神话、传说系谱纳入正统历史叙事,并强化边境土官世系的优越性。通过分析在这一过程中土官的一系列作为,本文探究了土官在维护地方声望与地方利益时所采取的文化策略。     

北京地方志中的寺庙资料述略

在北京的历史文献中,地方志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地方志是专门记载北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内容的著述,而且大多数是由政府主持纂修的。在北京历代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寺庙的记载,这些记载有不尽相同之处,本文通过选择几部重要志书为例,梳理出这些寺庙资料的传承关系。     

印僧实哩沙哩卜得啰与真觉寺修建考

实哩沙哩卜得啰(1335~1426)是东印度人。他修习密教,精通五明,被尊称为五明板的达。他于1414年来到中国,仁宗时封其为大善大国师。1426年,实哩沙哩卜得啰示寂于京。宣宗命为其兴建两座塔院,在北京者为真觉寺。然而,自明代以来,关于实哩沙哩卜得啰以及真觉寺修建就出现不同记载,而后世大多择取误说,以讹传讹。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去误存正,以求历史之真实。     

唐长安大明宫、太极宫三清殿小考

唐都长安的大明宫与太极宫内各有一处名叫三清殿的建筑，宫中还有玄元皇帝庙和数处道观，这些均为道教性质的建筑，此外，长安城中还有太清官的建筑，也是一处道教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各自具有何种功能？笔者认为宫中的三清殿是专供皇帝从事道教活动的场所，玄元皇帝庙则属于皇室家庙的性质，宫中的道观则供宫中其他人员，如嫔妃、宫人和宦官们从事道教活动的场所，至于太清宫乃是进行国家祭祀的场所之一。三清殿的建筑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民初北京通俗讲演评析

民国初年,通俗讲演在北京以固定讲演、庙会讲演、巡行和巡回讲演等方式展开,充当了社会教育的开路先锋。政府期望通过通俗讲演达到启导国民、改良社会的目的。通俗讲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通达于民众的目的,但是由于经验的缺乏,其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北顶娘娘庙

北顶娘娘庙始建于明代,曾在清乾隆年间重修,1976年后殿因地震坍塌,后被翻盖为北顶小学,翻盖后仅山门、前殿保持原貌。由于北顶娘娘庙正好在规划中的奥林匹克公园内,为了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体现古今文化的和谐交融,2003年北顶娘娘庙被列入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缮,准备开辟为北京民俗博物馆分馆,在奥运会期间正式向公众开放。本文主要从北顶由来、北京"五顶"、北京娘娘庙今昔等三个方面讨论其历史沿革及现状。     

清代北京游览型寺庙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

游览型寺庙靠近风景游览地、与风景游览地和园林一起成为明清文人士大夫阶层和平民百姓阶层休闲的主要场所。本文以清代游览型寺庙诗文统计为基础,分析了北京游览型寺庙的类型、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寺庙尤其是佛教寺庙自身吸引能力的增强,宣南汉族文人的聚集效应及文人对城区荒野环境和野趣的新偏好是清代外城西区休闲功能和地位迅速提升的主要推动因素。     

论金元时期全真教的物质消费特征

金元时期,全真教盛行于北方。它在金初形成后,教徒主要以乞食为生,固定财产非常少。蒙古进入中原后,全真教徒利用蒙古贵族给予的占地、免税等经济特权,开始依托宫观大规模地垦田耕作,全真教亦随而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但不论乞食还是耕作,全真教都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物质消费特征,具体而言,就是崇尚俭朴,自食其力,聚财为公。从根本上说,全真教在物质消费上所具有的种种特征,是全真教立教宗旨的集中反映。这些对保持全真教的纯洁和扩大教团的规模,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