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与刑法基本原则关系探析

民愤能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是刑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将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应予摒弃。持赞同意见者认为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并不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并且在司法实践中确实不乏将其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运用的案例。为此厘清民愤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必要。     

论刑事和解的价值及其限制

源自西方恢复性正义理念的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处理犯罪的方案,虽然对社会具有秩序价值、对刑事被害人具有抚慰价值、对加害人具有回归社会的价值、对司法机关具有效率价值,但同时又具有背离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三大负价值。对此,在没有法律明文规范刑事和解的情况下,对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只宜将其作为酌定不起诉、酌定量刑情节处理,需要用刑罚报应正义限制刑事和解的泛化。     

酌定从轻量刑情节与死刑的司法限制实证研究

由于死刑立法限制的逐步性与长期性,现阶段死刑的司法限制显得尤为重要。在死刑的司法限制中,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当前法官对酌定从轻情节的重视程度不够,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在死刑司法限制中的作用有待提高。具体来说,应完善刑事立法中的适用依据、出台量刑指导意见和发展案例指导制度。     

论我国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

我国原《刑法》在立法和司法中都存在着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之处,实行的是不彻底的罪刑法定主义。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客观需要决定了我国刑法应当实行彻底的罪刑法定主义。多年的立法实践经验和立法技术的完善为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化提供了切实保证。新《刑法》全面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促进了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和进步,有利于改善和强化司法,有利于提高我国法制的国际威望。     

酌定量刑情节的司法认定问题刍议

通过对我国刑法对酌定量刑情节、范围等范畴不确定性以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法律适用的分析,从犯罪人、被害人两方面阐述了酌定量刑情节的主要表现形式、内容以及适用条件,以期为司法界厘清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关酌定量刑情节的模糊认识提供参考。     

"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量刑均衡的比较论证

罪刑应当均衡,但是实然与应然的状态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仅看"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的量刑,轻重没有明显的不妥,但当与其他同等量刑档次犯罪及其情节相比较时,便会发现存在着罪刑不均衡之嫌。是本罪的该情节量刑轻了,还是他罪的量刑重了,亦或其他?这是罪刑均衡理论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具体细节问题。     

“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量刑均衡的比较论证

罪刑应当均衡，但是实然与应然的状态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仅看“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情节的量刑，轻重没有明显的不妥，但当与其他同等量刑档次犯罪及其情节相比较时，便会发现存在着罪刑不均衡之嫌。是本罪的该情节量刑轻了，还是他罪的量刑重了，亦或其他？这是罪刑均衡理论中需要解决的一个具体细节问题。     

论被害方谅解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被害方谅解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酌定量刑情节。刑法的谦抑性和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考量这一酌定量刑情节的理论依据。在限制死刑适用过程中要注意被害方谅解产生的原因,正确认识积极赔偿被害方与取得被害方谅解的关系以及综合考量全部酌定量刑情节等。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论我国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及其司法化的实现对于中国刑事法治走向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现行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上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但在刑事司法上并未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中实现司法化,需要在刑事司法理念、司法体制、司法技术等方面实现司法化.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保证

罪刑法定原则虽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没有引起任何异议,但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还远远没能彻底贯彻.     

罪刑法定:立法还是司法——探析20世纪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历程

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九十年的历史命运的省察, 论证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只是其现实化的一个方面, 罪刑法定原则的现实化是立法化和司法运作的有机统一。并得出罪刑法定原则现实化的有益启示: 法律移植不能脱离中国实际, 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后不能轻忽其司法适用     

对毒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的分析

犯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 ,对国家运用刑罚的意志活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毒品犯罪量刑应该考虑几个基本情节 ,刑罚要公正 ,真正实现罪刑法定、罪行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生产、销售假药罪刑罚失衡的量刑防范

刑罚失衡关涉法治建设和社会安定,区别于因罪责刑相适应、量刑个别化原则而产生的刑罚合理差异.《刑法修正案(八)》加剧了生产、销售假药罪刑罚失衡的程度,该危害在客观上表现为立法规范的罪刑失衡和司法适用的量刑失衡,在主观上表现为思想观念的局限和思维方式的僵化.刑罚失衡的显性原因是立法技术缺陷与司法裁量失范,隐性原因则是职业素养的欠缺和法律权属的冲突.刑罚失衡的量刑防范应基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包括合理确定量刑基准、规范酌定量刑情节、弱化审判主体职权、强化控诉主体职权和赋予其他参与主体相应权利.     

民事执行中对自然人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探析

本文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制度的内涵以及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同时论述了在我国如何从立法和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原则。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

本文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制度的内涵以及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同时论述了在我国如何从立法和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原则.     

简论罪刑平等原则的司法运作

本文在评析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新刑法第四条的理解的基础上， 提出新刑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实质上是罪刑平等原则。文章重点阐述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贯彻落实罪刑平等原则的五点建议： 定罪上的平等； 量刑上的平等； 行刑上的平等；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和司法道德水平； 加强司法监督。     

试论罪刑相当原则在腐败案件中的运用

罪刑相当原则是司法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意义在于使罪、责、刑三者相适应,以达到处罚和教育的双重目的。本文通过考察目前腐败案件判决中存在的处罚过轻现象,提出在腐败案件中正确运用罪刑相当原则,以期积极发挥其双重功效。     

刑事案件社会结构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初探

刑事案件社会结构对司法场域运作过程存在影响,这种社会异质性因素对司法裁判的作用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存在紧张关系。以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可撼动的"金律"而彻底否认案件社会结构的作法,无异于画地为牢。认可罪刑法定原则的局限性,建构案件社会结构对于罪刑法定原则边界界定作用的方法,较为合理。超越价值绝对主义的认识论,是罪刑法定原则从"口号"走向"制度",从而真正司法化的基础。该方法在欧洲人权法院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再认识中可以找到依据。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情节适用状况研究

我国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存在量刑偏轻现象明显、量刑失衡问题突出和片面依赖犯罪数额等缺陷,其原因包括立法和司法两方面问题。就司法方面而言,量刑情节适用不当是导致目前贪污受贿犯罪量刑现状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量刑情节适用不当的原因主要在于立法上对犯罪情节规定得过于简单,司法上量刑情节认定不严格、适用不规范。基于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以改进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情节的适用情况,提高贪污受贿犯罪量刑的公正度:将部分常见犯罪事实法定化、严格量刑情节的司法认定、规范量刑情节的司法适用、建立贪污受贿犯罪量刑的案例指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