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对匈奴与西域诸国的经济文化渗透

西汉王朝为打击匈奴而通使西域。为了使西域诸国与匈奴断绝关系,和西汉王朝一起攻打匈奴,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地,西汉对西域诸国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匈奴在汉武帝的打击下,对汉朝称臣;汉王朝为巩固汉匈的君臣关系,对匈奴进行了经济文化渗透。     

从考古资料探索汉匈关系——以和亲与文化交流为例

纵观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和亲与文化交流在汉匈关系史上有着突出地位。近年来,随着匈奴考古学的深入展开,在匈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即今蒙古国),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城址、聚落遗址等文化遗存。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汉匈和亲政策及诸多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代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考察对象,并结合文献史料,将汉匈和亲关系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等方面做一探索。     

论西汉时期匈奴地区的中原逃人

西汉时期,汉匈双方通过战争、婚姻、使聘、归附、俘虏等方式有着频繁的人员交往.在频繁的人员交往中,中原逃人在匈奴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十分引人注目.大批中原逃人涌入匈奴地区,无疑对匈奴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汉文化对匈奴社会影响初探

匈奴自与汉地发生联系后,就受到汉文化的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强烈地表现在各个层面上.具体从语言、文字、思想、典章制度、生产技术以及社会风尚等六个层面,较详细地介绍了汉文化对匈奴社会的影响,指出汉、匈两族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汉族文化同样受到了匈奴文化的影响,并使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另外,中原农业文明的发达、和亲政策的实施、汉匈两族的互迁,尤其是民间交往密切并自愿融合,是匈奴汉化的主要原因.     

匈奴地区的中原人口及汉匈关系

虞常等中原人口在匈奴社会里的实况,诺颜乌拉墓葬中出土的实物皆说明:两汉时期在匈奴地区匈汉人民之间,不存在相互敌对的思想意识。匈奴南下入塞“寇盗”中原边郡是不争的事实,但其目的是为生存而获取经济物资。匈汉争夺只是发生在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双方关系的主流是和平相处、互通有无。     

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

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基本上实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此后十多年间,试图通过军事打击以制服匈奴;漠北之战以后,又代之以政治招抚为主、军事威慑为辅的策略;汉武帝以后,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汉匈双方虽有君臣名分,实为兄弟之国。西汉对匈奴政策的演变,是与其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汉匈双方的力量消长密切相关的。     

试论匈奴分裂的原因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造成匈奴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历史原因,又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争夺单于继承权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匈奴的分裂。匈奴贵族归汉事件的屡屡出现;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汉匈联系的加强、南北差距加大,使匈奴从内部逐渐瓦解,促使国家走向分裂。自然灾害严重、汉政府和其他民族政权的军事打击以及王莽的民族政策影响,使匈奴内乱加剧,加速了匈奴的分裂。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发展与完善

两汉和亲理论的创立始于汉初娄敬.其意图是对匈奴的侵扰暂且妥协和退让,以求得一段时间的安宁,也是汉匈国力强弱的一种体现.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带来了对匈奴一味妥协和退让的弊端.至汉武帝即位,为了实现大一统的宏伟目标,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威服战争.在汉匈国力强弱的转换中,西汉中后期的和亲理论及政策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改造,就是要将和亲作为匈奴对汉求和臣服的标志.从长远来看,西汉王朝也终将使匈奴臣服.东汉王朝的和亲理论更为完善,成为一种积贮力量、等待时机、重新武力征服匈奴的战略设想,并在实施过程中具有国家统一、匈奴臣服、汉族与匈奴等非汉民族和平友好交往的象征意义.     

居延汉简反映的汉匈边塞战事

20世纪出土于居延边塞的汉简文书,记载了汉代居延地区汉匈军事冲突的真实状况。在简文纪时段内,汉匈战事主要发生在汉宣帝、新莽以及东汉建武初年。匈奴进攻汉塞一般在春夏之交或秋冬时节,具体时辰在早晚时段。匈奴进攻的方式一般为数十人的团体式进攻,有时采取包围伏匿策略重点进攻。匈奴入侵汉塞杀略吏卒,劫夺兵器财物,焚烧塞防,对汉塞造成严重破坏。汉塞吏卒面对匈奴入侵,严明烽火制度、禁止人员往来,积极用弓弩射击,武职官吏带兵防御追击,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抵御。     

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朝政府和匈奴在今甘肃西部的祁连山北麓,进行过一次重要战争,这是汉、匈关系史上具有关键性作用的一次战争。战争的结果,汉朝和匈奴的政治、军事势力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加上汉武帝在此基础上把战果的影响继续扩大,这样,汉朝在军事上由原来的劣势逐渐转变为优势,匈奴在军事上的优势开始转向劣势。可以这样     

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

对于"越塞"的"亡人"予以"逐捕搜索",曾经是汉代长城体系戍守部队的防务内容之一。有汉王朝官员明确指出,当时长城防卫系统的作用"非独为匈奴而已"。论者分析"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者主要有三种身份:一是往者从军没不还者贫困子孙;二是边人奴婢愁苦者;三是盗贼群辈犯法者。战争中的"亡降"者也是特殊的"亡人"。汉代"亡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在民族关系中不持极端的态度,而取宽和倾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其突出表现,与活动于中原的"胡巫"、"胡骑"在神学职任和军事技能方面的作用类似,即将汉地较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了匈奴地区。漠北匈奴文化遗存中可以更多地看到汉"亡人"的文化创造。     

长风呼啸 马蹄声碎——司马迁笔下的楚汉相争

秦朝灭亡后,刘邦与项羽两人争夺天下,司马迁称之为平乱诛暴的统一战争,史称楚汉相争。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汉中对策、下邑划策、成皋对峙、垓下决战的描述,反映了项羽凭的是力、善于征战,而刘邦凭的是智、用谋略取胜,最后刘邦集团谋略智计战胜了自矜武力的项羽集团。     

项羽乎?刘邦乎?——论秦汉之际历史舞台及历史纪年的主角

我们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秦汉之际的纪年方式是秦汉相接。而事实上,秦灭亡于公元前206年,其后经过楚汉相争的四年历史,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才正式称帝建立汉王朝。此期历史舞台的主角是项羽而非刘邦。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应当在秦汉之间加上“以西楚霸王项羽作为历史纪年”的这段空白。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汉朝在河西的防御与战略演变

两汉时期,河西因地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中原和西域四大经济、政治区域的结合部,又是交通要冲,地形险要,因而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河西归汉后,面对政治形势和地理形势变化的需要,汉朝在河西的防务建设经历了初创和成熟两个阶段。防御措施不断加强,建立河西四郡、属国,增筑居延、休屠塞;作战方略适时调整,以河西军为主力或偏师与多路大军协同作战,使河西的战略前沿地位日益突出,成为汉朝北伐和西征的必经之地。综观汉与匈奴百年作战的历史,汉朝在河西的防御与战略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楚汉相争新论:道德的争锋

透过对楚汉相争中刘邦和项羽的语言和行动的分析,结合秦亡汉兴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考察,这场交锋既不是政治的、军事的交锋,也不是用人得失的、谋略战术的交锋,而是一场真假道德的大对抗。项羽的悲剧是道德的悲剧,项羽的失败是奉行真道德信条者的失败,项羽的生命力是真道德、真贵族精神的永久生命力。     

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独特身世,使其对汉高祖刘邦高度认同,由此兴起了一场《汉书》经典化和刘邦神圣化的运动,《汉书》从史学意义上的典籍一跃而为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刘邦也从宋元时的无赖形象陡升至圣人和偶像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明代君臣的行为取向、政策指向、史学倾向和文学转向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论历史纪年中子虚乌有的“高后”八年

现在所通行的所有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在西汉惠帝后和文帝前都编排有＂高后元年至八年＂,这与中国古代以帝王在位时的年数或年号为纪年方式是相违的。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中,＂高后＂吕雉确实有差不多15年的实际执政史,说她是一个没有名号却有实权的中国第一位＂女皇帝＂名副其实,但她确实没有哪怕只有一天或者名义上的帝王称谓。在这15年间,先有惠帝刘盈七年,后有刘恭、刘弘两个＂少帝＂八年。只是因为刘氏功臣集团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吕氏集团后,担心身上流有四分之一吕姓血液的小皇帝长大后报复,为了自身的利益,便诬说他们＂皆非真孝惠子＂而予以斩尽杀绝。司马迁明确指出这是＂阴谋＂。我们在编写《中国历史纪年表》时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少帝＂刘恭四年、＂少帝＂刘弘四年取代所谓的＂高后＂八年。     

关于“原匈奴”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在匈奴起源问题的研究中,过去的学者们惯用“早期匈奴文化”或“前匈奴文化”等概念,用以表示匈奴文化的前身。不加区别地把匈奴本体和别部、真正的原始的匈奴和后加入匈奴联盟的成员混为一谈,因而把许多非匈奴文化的外来因素也都包含在内,导致了在匈奴起源问题上的诸多分歧和混乱。“原匈奴”概念的提出旨在把匈奴本体的族源问题从整个汉代匈奴的族源问题中区分出来,把匈奴核心民族从匈奴联盟建立和扩张过程中加入和被征服的众多从属的别部中区分开来。“原匈奴”专指真正的匈奴主体民族的前身,“原匈奴文化”指匈奴主体民族创造和使用的核心文化。     

从《大风歌》看西汉礼乐与文学之关系

汉高祖刘邦从不懂礼乐到重视礼乐 ,主要是因儒生制订礼仪 ,使他明白了礼乐在治国中的作用。《大风歌》成为汉代的宗庙之乐 ,系因尊崇刘邦而起。汉代以《大风歌》为宗庙之乐 ,对汉代文学的走向起着规范作用 ,它所关心的长治久安以“宣汉”的形式出现 ,对其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