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翻译学科的发展方向或建构策略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发生了所谓"文化转向",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它使得翻译研究从文本分析走出来,走向文本背后的社会话语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从而拓宽和深化了翻译研究的维度。我国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由来有其特定的根据和背景,文化转向更多地说是翻译学科建构的策略,而不应当是翻译研究发展的主要方向,因为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消弭了翻译研究的学科性。文化研究只能成为翻译多元研究中的一元,脱离语言本体,翻译研究将迷失自我。我们应当加强学科意识,向文化研究学习其开放性,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保持自我反思,谨防沦为西方文化的附庸。     

外宣翻译中"零翻译"的美学研究

零翻译较为理想地处理了不可译性问题,是一种新型的翻译观.各种"零翻译"现象具有不同层面的美学价值,文章分别对外宣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层面的"零翻译"进行研究,分析其各自体现的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的翻译美学,具有创新意义,旨在对翻译美学和外宣翻译的研究提供参考.     

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研究

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这一译学理论使翻译研究范式从纯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为翻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文化转向在扩展研究领域、开拓研究思路的同时,也使翻译研究的边界日益模糊,因此,我们应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来看文化转向对翻译学的影响.面对文化转向研究的现状,研究者们必须采取有效的策略,明确译学的任务,更新译学观念,拓展翻译研究的空间.     

当代《论语》翻译研究的理论图景——兼评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

《论语》翻译研究是中国典籍翻译问题的集中体现,在当今时代有着丰富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在现实语境和学术语境的双重变革影响下,当代《论语》翻译研究已然超越了如何译好《论语》这一朴素的主题,发展成为以经典的跨语际诠释为核心的、融合多元学术进路的问题平台。《论语》作为"开放的文本"在诠释过程中不断被重构,其翻译问题有着深刻的诠释学学理基础。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分别为《论语》翻译研究开创了以共时性、描述性和语篇性为特征的语言学进路,和以历时性为特征、高度关注翻译的文化塑造力量所牵涉的话语、权力、政治等问题的文化研究进路。本文借助"首届《论语》翻译研讨会"所汇集的成果,较为全面地论述这一平台在当代呈现的问题方式和理论图景。     

翻译学·译介学·译文学——三种研究模式与“译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因研究者的立场、宗旨、方法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研究范式。一是以语言转换为中心问题的"翻译学",二是立足于比较文化立场的"译介学",三是立足于文学与文本(译本)立场上的翻译文学研究,可称为"译文学"。传统的翻译学是语言规范中心论、忠实中心论;译介学是比较文化论、媒介中心论、"创造性叛逆"论;而"译文学"则是比较文学论、译本中心论及译本批评中心论。"译文学"坚持以译本为本位的立场,强调译本的自性或本体价值,提炼出"迻译""释译""创译"三种翻译文学文本生成方法的概念,作为对"直译"、"意译"这一对旧概念的超越,同时也把三个概念作为译本批评的基本用语,使其分别对应于语言批评、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并且提出"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方面的价值判断。译本批评的最小单位是"翻译语",只有从翻译语的研究入手,"译文学"才能真正细致深入地展开。     

关于文学语言不可译性的重新讨论

由语言形式、文化隔阂等语言之间的异质性所导致的文学语言的不可译性，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升到翻译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对不可译性的讨论并不导致不可译论，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确立翻译再创造的度     

鲁迅和林语堂翻译思想对比研究

虽然鲁迅和林语堂身处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但文化观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二者各自不同的翻译思想和主张,具体体现在:鲁迅的翻译目的是为了建立新文化,主张"逐字译"和"洋气",强调"异化"的翻译策略;而林语堂则更多地关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提倡"句译"和"反对洋化"、灵活地运用"归化"和"异化"策略。另外,二者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取向。     

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式始于1990年,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中国译界在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时,只是从西方译界的理论入手,而忽视了文化研究这一根本。因此,文章从文化研究这一本源出发,高度概括了文化研究的特点。而后,梳理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史,并总结二者的关系。最后,通过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展望,为我国翻译研究事业的发展提出建议。     

关联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运用及存在的问题

关联理论把语言交际看作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关联理论对文学翻译研究有相当大的贡献,它能解释翻译的可译性、效度、重译等问题。然而,关联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语内交际,而文学翻译的研究对象是跨文化交际,它涉及社会文化、社会背景等问题,其交际过程并非只针对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而进行的简单的逻辑推理过程。因此,关联理论与文学翻译是有距离的,它不能为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缺省现象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     

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的研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间性关系四个方面,论述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目的在于深化翻译主体研究。     

基于NSM理论的跨文化语用学研究述评 —— 兼评经典语用学理论的局限性

跨文化语用学研究无法回避两个问题,一是交际中跨文化差异的定型现象;二是描写跨文化差异的元语言。前者是所谓的经典语用学理论普遍存在的问题;后者则是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始终致力于解决的方法论问题。作为研究人类互动性交际的语用学是语义学的一部分,因此跨文化语用学就是人类交际的语义学研究。自然语义元语言理论的贡献就在于运用普遍的元语言来描写交际中的跨文化差异,避免了盎格鲁中心主义。     

翻译的文化之维:"翻译的政治"问题研究

本文认为"翻译的政治"的讨论能将翻译研究从传统的就事论事的语言桎梏中走出,而步入不同文化碰撞、对话、交融的思考中,对于促进"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联姻,实现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探索

鉴于目前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划分中存在范围不同、标准不同、名称各异的情况,从宏观的角度以翻译的研究层次为标准把西方翻译理论分为三大流派：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文艺学派包括语文学派和阐释学派,语言学派主要由对等派、功能派和认知派构成,而文化学派则涵盖了翻译研究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及综合法,其中翻译研究派又可进一步切分为多元系统理论、规范理论和操纵理论。通过从新的视角进行讨论,有助于翻译研究者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流派划分能达成更多的共识。     

生态翻译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民俗器物英译

结合实例,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指导之下,对安徽省博物馆所展民俗器物的英译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不同层次上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许多民俗器物的英译未能将其赋有的民族文化特性准确地呈现给读者。选择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存在问题的器物英译提供了新的译法。将翻译从语言层面扩展到社会、文化、交际等层面,从而尽可能形神兼备地将民俗器物的民族文化内涵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期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尽可能地消除因翻译引起的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误读。     

当代译论研究视角下的鲁迅翻译思想考察

当代西方译论研究经历了语言学和文化学两大转向,引领译论研究潮流。相比之下,当代国内翻译研究却毫无特色。其实,西方译论研究中的诸多论题如翻译本质、翻译功能、文化翻译、翻译批评等鲁迅在20世纪早期就多有论述。因此,重新解读鲁迅的翻译思想对当代国内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身份重建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文艺学身份重建,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主义坚持文艺学中的元理论、科学性、经典化;反本质主义重新定义文学性、文学自主性,并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下反思文艺学的学科性。在重建文艺学的思路上,一派主张在文艺学内部进行调整,拉近与现实的关系;另一派主张从文艺学外部重建历史化、地方化的文艺学。前者的优势在于拥有体制性的确认和多年的学科底蕴,劣势在于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对日新月异的文学、文化现象反应迟钝,与社会现实、大众实际的文化活动、文艺实践等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后者的优势在于紧跟社会、时代的文学、文化节奏,对崭新的文学、文化文本具有超强的敏感,善于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劣势是过于偏爱的西方理论,自我理论创新不足,解构有余而不足以建构的文艺学新的文化身份。     

浅析影响汉语旅游宣传资料英译的因素

本文从旅游宣传资料的定义、分类、功能以及语言特点入手,分析了汉语旅游宣传资料英译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分析发现：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是造成旅游宣传资料汉英翻译失误的主要原因,而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中西方语言上的不同,因而译者不但要掌握语言知识,更应具有跨文化意识。     

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

西方现代翻译两大学流派(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各有其理论偏向:语言学翻译研究使翻译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过强的功利性容易造成对翻译现象的误释和翻译理论学科的消解;而文化翻译研究由于与其他学科的紧密联系,使得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从而使其失去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可能性.     

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翻译的文化逆差

文化全球化容易造成弱势文化发生文化移情。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由于秉承了特有民族文化心理,来自高语境文化的译者往往会经历一种内在的、不自觉的文化移情,而来自低语境文化的译者则往往作文化负移情,这两种文化移情直接表征在翻译策略甄选的趋同性上。跨文化交际的文化移情也导致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文化逆差：文化信息交流的不公平、不平等,文化身份的失语、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