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城市历史记忆的改写、遗忘与竞合——以广岛与南京为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在1945年,部分城市的二战记忆迄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被改写,其延宕的历史记忆争夺仍在不断上演。广岛,是作为近代日本军都的“廣島”,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地“ヒロシマ”,也是战后构建的日本国际和平城市“Hiroshima”。南京,是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史忆之所,经历了二战后被遗忘与再记忆的过程。2017年南京成功入选为“国际和平城市”。鉴于此,二战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均申报了“国际和平城市”,但“和平”实旨有所背离与伪饰,呈现出当代二战历史记忆的杂糅与矛盾。与此同时,在影像传播和历史口述等领域也展开新一轮记忆竞合。只有把单个国家的二战记忆上升为世界共同记忆,从“跨入战争”的反省到“跨出战争”的实践,才能真正以城市新生促进战争和解与世界和平。     

历史与记忆——评奥地利作家巴赫曼的长篇小说《马利纳》

巴赫曼的长篇小说《马利纳》反映了作家对历史和战争问题的审视和反思。小说通过描述女主人公的战争创伤在战后社会始终无法克服的痛苦体验,反映了个人历史记忆与集体历史记忆的对立,从而揭示了战后奥地利社会主流意识排斥和遗忘二战历史的集体性心理。     

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军歌与日本的战争记忆

“声音景观”和“听觉经验”在当代历史研究中蔚然兴起,但关于战争军歌与历史记忆的研究方兴未艾。军歌本身不仅是记忆的媒介,也是媒介的记忆,是一种易被历史表征化的政治声音。作为战争记忆的“同期声”,日本军歌随之兴起,成为昭和战争的“进行曲”,日军形象的“美化剂”,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在1945年宣布战败后,日本军歌作为战败记忆的“回潮曲”,仍依旧传唱复兴。需要警惕当代军歌“怀旧潮”中体现“历史伪饰”的情感共同体、假借“军事趣味”的代际延续、甄别“反战和平”的现实需要。     

战后派文学:日本现代反战文学的高峰

文章从日本“战后派文学”代表作家作品内容的归纳分析，以及“战后派文学”与“原子弹文学”的比较中，得出“战后派文学”立足于历史事实与文学真实，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去洞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并果敢地揭示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争中扮演了侵略者、占领者角色，真正形成了日本现代反战文学的“高峰”。     

从创伤到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社会转型中的大萧条记忆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英国带来了严重冲击，对大萧条的社会记忆也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社会。在英国从萧条走向战争及至战后重建的历史过程中，大萧条记忆的内涵与特质也因应不同的社会形势而变化。在大萧条刚进入历史之际，失业、贫困和社会撕裂场景成为大萧条公共记忆的核心特质。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话语的涤荡，大萧条记忆具有了追求团结的意识形态内涵。战后，大萧条记忆为英国各界体察社会现实提供了历史参照，其本身也超越了历史创伤，发展为英国社会上下改革与合作方面的共识。大萧条记忆内涵从集体创伤到社会共识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社会记忆与政治权力、群体认知、个体情感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其在传达特定价值意涵的同时，也从时间和结构的维度呈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图景。     

统一战线抑或兄弟阋墙——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再论

在战后初期中野重治与《近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论争中，论战双方都试图借壳于战争责任问题，试图超越战争、在较长时段中考察自我与论敌的历史位相，并以历史正确者之名提出自我主张。平野将对责任问题上溯至1934年，以人性之名，经由转向问题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路线的批判，据此否认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阵营无反思的再起及其文坛领导权的一元化独占；中野所代表的新日本文学会则将战争问题转化成了革命议题，意图将异己者视为反动势力并从革命阵营中予以排除，战争责任问题在双方各自的算计中迅速空洞化。实际上，在多重意义上，1946年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都与1930年代前半期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着诸多显见的思想继承关系。战败之初，新日本文学会并非没有表现出对战前道路的省思和战后文学跨阵营联合的意愿，然而，一方面缺乏将其落实的现实方案，另一方面，伴随着论争的展开，双方过剩的情绪、主观臆测架空了原理性思考，最终渐行渐远亦是必然。     

《天皇的礼物》中“慰安妇”战争创伤的多维阐释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文学界开始从人类整体出发呼唤和平、反思战争,并对战争中出现的屠杀、性暴力等创伤记忆进行研究。《天皇的礼物》作为伤痛记忆的文学文本,就呈现了“慰安妇”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被卷入战争并成为男性战争牺牲品的历史。文本背后,作家泰瑞莎·朴也从战争催生出的压迫制度、战争导致的人性扭曲、战争引发的生离死别等三个方面,对“慰安妇”的战争创伤进行多维度的文学阐释,以期将“慰安妇”的创伤记忆转化为人类历史共同的经验教训,进而警醒世人对战争和性暴力的反思。     

近十年日本文学概观

(一)完全摆脱战后色彩的一代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学每十年至十五年就有一次激烈的变革。百余年间的国力膨胀,战争扩张和战后的重建,都给文学的发展带来强烈的刺激。拿战后来说,初期出现了第一次战后派、第二次战后派。经济高速成长中出现了第三新人、新战后派。七十年代,新起的“内向的一代”,在题材上,感情上和战后初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是迥然不同的。“战后”为特征的时代已经解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似乎日益疏远,“自我”意识在创作中的地位不断加强。     

论村上春树的战争观——由“死使我想起中国人”谈起

“死使我想起中国人”出自村上春树的小说《去中国的小船》.就村上春树的整体创作来讲,“死使我想起中国人”的原因是战争.村上春树试图通过战争关怀与书写来找寻日本现代“自我丧失”疾患的精神寄托,他憎恶战争,呼吁战后日本人应承担战争责任,但其小说中的人物更专注于自身伤痛的抚慰,而非对自身恶行的反省,说明了村上春树反战的不彻底性.     

战争钳制下“动-静”关系的双层构建与艰难平衡——沈从文湘西叙事（1937—1947）再论

沈从文在湘西叙事中着意构建“动-静”关系,尤以1937—1947年期间的创作为最突出。这促发于他独特的战争体验、观念,承载着其美学理想,体现在“自然-人事”、人事活动内部两个层面。自然之静境与人事之变动既有耦合的地方,也有离间之处。人事活动内部,叙事中融汇了主体性建立的执着与艰难、传统习俗与现代价值的龃龉、故乡记忆与现实真相之间的多种错位与多重冲突,“静”难抵“动”。究其深意,该关系涵容了战争要求与文学本质、现实变革与历史记忆、文运趋势与自我坚持等多重交集的时代命题。沈从文的湘西叙事由此超越了地方性意义,此外,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致力于文物整理、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且最终以另类方式介入当代文学发展。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态势述评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留下了特定时期的一种民族印记。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是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十年中,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分为政府推动和学界推动两个方面,学术会议作为重要载体,名家云集,观点荟萃,研究成果丰硕。重庆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对于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推动＂二战＂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于促进＂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部开创性的云南抗日战争史研究著作——《云南抗日战争史》评介

云南抗日战争史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抗战史研究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和课题。作为国内首部关于云南抗战史的研究专著,《云南抗日战争史》全面展示和论述了云南抗战史的丰富内涵,正确论述和揭示了云南抗战史的历史地位,客观地揭示和论述了抗日战争对云南地区社会进步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云南抗日战争史》内容完整,资料翔实,论述严谨,结论允当,不仅填补了云南抗战史研究的学术空白,而且也是迄今关于云南抗战史研究的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     

“南来”与“本土”诗人的版图割据战——评香港诗坛的诗选现象

身居“南来”或“本土”要位的诗人近年的“选学论述”,主要通过遴选表明自己对香港当代新诗史的认识及其地图的“私绘”.“南来”或“本土”立场的隐形存在及其对峙,暗含有新诗史版图的割据战,虽然这“战”是冷战而不是热战.从多元竞争的香港当代新诗选本所建构的典律中,已初步透露了这一信息.     

战争与道德记忆

军事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战争道德记忆。战争是人类难以彻底医治的伤痛,但也给人类留下了大量战争道德记忆。探究战争中的道德记忆,不是要为战争进行道德辩护,更不是要美化战争留给我们的道德记忆,而是要论证战争与道德记忆的紧密关联性,并且推动人们从伦理的角度深刻认识战争的内涵、本质和特征。战争道德记忆具有双面性。由战争催生的善多种多样,由战争产生的恶也五花八门,因此,战争道德记忆是一副善恶交织的图景。     

中国农战史专题的形成与发展——在领袖、政权及史学家的三重作用下

农战史专题是现代中国历史学中最为特殊的一项专题。它与研究和著述中外农民战争史的一般农战史有明显的不同,其目的主要是贯彻和阐释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1939年,毛泽东提出系统的农民战争理论。但是在其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产生在毛泽东理论指导下的农战史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新政权的干预下,农战史专题才正式形成。此后,在领袖、政权和史家三重因素作用下,农战史专题盛极一时,成为中国的显学。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提高,对农战史专题的反思及对传统农民战争理论的批评与日俱增,中国历史学逐渐摆脱了领袖言论的束缚,最终得出史学家自己的自觉和清醒的认识。     

怒江傈僳族女性的婚姻家庭角色变迁

历史上的傈僳族女性,曾经是随夫同上战场的女英雄,是氏族械斗中的调停者,在生产生活中也承担着家庭食物供给的重要角色,但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仍被作为家族的财产在婚姻关系的缔结中从父家转移至夫家,其婚姻自主性和家庭中的自我意识并未得到社会相应的认同。如今,社会的发展使傈僳族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婚姻市场发生了改变,女性在变迁中以主动顺应之态,积极利用自身在婚姻关系中"稀缺资源"的优势,获得了婚姻和个人发展的自主权。傈僳族女性的这一转变对整个族群的婚姻家庭观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论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爆发的地缘政治因素及其在当今的影响

发生在1904年的江孜抗英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反帝爱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学说是这场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拉蒂尔的“国家有机体说”是直接理论基础。英俄两国争夺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北上南下战略在中亚、西藏迎头相撞是战争爆发的外交原因。新世纪初西藏的地缘政治价值进一步提升。西藏接近中亚国际政治斗争中心和能源争夺中心。西藏具有中国地理和资源屏障的巨大作用。     

湖南抗战文化运动概略(上)

湖南抗战文化运动十分活跃,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上篇从文化．名人汇聚、抗日团体与文化阵营、进步报刊及新闻出版、戏剧歌咏等文化活动诸多方面介绍了长沙抗战文化盛况。下篇概括介绍除长沙以外的湖南其它地区的抗战文化运动情况,并探讨了湖南抗战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意义。     

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对抗战文学的一点认识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