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科举制度是明代选拔人才的主要制度。在今人撰写的有关论著里,都颇注意对明代科举取士制度的评述。但在述及八股取士开始时间,明代科举的实行与停止、进士科录取的次数与人数,以及考试的内容等问题时,却说法不一。本文拟就研究中涉及的几个史实问题,予以考述,以就正于诸学人。 一、关于八股取士开始的时间问题 八股文又名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在中国历史上,以八股文取士究竟始于何时,清代学者就有争议,今之不少论著都说:洪武三年,明政府规定以八股文取士。有的还说“八股取士是洪武初山朱元璋与刘基共同商定的”,是“朱元璋在封建科举制度基础上创建”的。还有说,朱元璋为了禁锢士子思想,制定八股文程式。     

论复社与晚明科举

复社是明清之际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其成员在崇祯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巨大成功,考取进士及举人者达400余人,甚至还曾囊括甲科三鼎甲.正因为在科举上的成功,复社才得以吸引众多士子加入,从而成倍扩充了自身组织的规模,同时,复社成员通过科考进入官场,也增强了朝廷中的清流力量,影响了晚明政局的走向.复社科举成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复社把科举考试当作社事的重心,其领袖疏通科场,联系考官,善于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帮助成员中式.     

明代科场策问与主考官关系探析

明代乡、会试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主要由两位主考官出题。因策问考察时务之特点，科场策问在必须遵守依经按传、不得讥讽时政等诸多拟题规定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考官尤其是主考官个人意志的影响，体现主考官的政治意图、思想动向。虽然，明中后期，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考官阅卷存在重经义轻策论、试录依墨作程甚至代作程文等诸多问题，但科场策问仍然是主考官传达思想，引导士子关注实学，以及倡革文风士习的重要途径。士子是否把握考官策问意图，策答所体现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是否与考官相左，对其最终录取情况也有一定影响，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影响。     

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风气

晚清科场考官是主宰科举考试风气的要角,突出代表者即为张之洞。同治六年,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考官,不仅注重首场文体的醇正,而且重视二、三场文体的命题和取士,极大地推动了晚清科场的古雅风气。此后,他又在湖北学政任内倡导经解之学,开办新式书院,成为晚清学风转向的关键。从同治六年至光绪初年,张之洞在出任科场考官之际,选编《江汉炳灵集》、《轩语》等科场书,在论文论学方面侧重教士而非讲学,对各类科举文体逐一指示门径,既便于初学者揣摩捷径,又能为中上之才说法,反映出晚清选才取向与科场风气互动影响的新局面。     

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科举观

《镜花缘》不仅充分表现了作者李汝珍丰赡的才学和对社会现实的讽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科举观.李汝珍通过德才兼备的文士唐敖、多九公等被黜落的遭遇,说明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已不能起到甄拔人才的作用,批判了科场腐败和时文八股之弊.然而,作者并没有因科举的种种积弊以及自身对科举之路的摒弃而全盘否定科举制度,而是表达了对考官清廉、分科选才、妇女应试等理想科举的期待和构想.对于一位生活在清代科举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李汝珍“不屑章句贴括之学”而成就名山事业的文化追求是可钦可敬的,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科举所作的认识和反思,也是客观公允、难能可贵的.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

从万木草堂到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变迁,是理学与西学碰撞下传统知识转型的一个缩影。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早期的教学以科举为重心,以《四书》为授徒的核心文本,并承接了宋明儒提倡修身、经世的理学宗旨。癸巳恩科后,康试图打破朱子建构的道统谱系,沿着“违朱注”的方向,以公羊改制义取代《四书》中的宋学义理。康有为处处针对宋儒发论,恰可见科举时代其学理视域始终不能脱离《四书》的范囿。甲午以后,在西学冲击下《四书》地位受到动摇。梁启超及其同门在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中独重《孟子》,借《孟子》的民本思想接引民权学说,以西学代理学,走向完全破除程朱义理的道路。康梁“借西学以存《四书》”的理路,最终指向于对《四书》文本架构的瓦解。时务学堂的《四书》教学引起时人截然相异的反响,说明转型时代下士人既有观念和价值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原声,绝非简单的“汉宋”“今古”“新旧”等概念可以完全遮蔽。     

评朱元璋《御注道德真经》

明代注老子的第一家应该是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虽然是贫农出身的马上皇帝,但由于他接近儒生,戎马倥偬,不忘经史,对于经书以及佛老百家均有浏览。他政事之余能注解老子和金刚经,并自制文集五十卷、诗集五卷和永镒录等书(均见《明史艺文志》)颇有注述。其《御注道德真经》现存道藏。 明代是承元凋谢之后的一个强盛大帝国,中土在元蒙古贵族统治九十年之后,经济衰竭,社会紊乱,学术思想也呈现低沉状态。在这不长的时间内统治者主要是以南宋理学为思想武器,《朱注四书》已成为士子必读之书,儒、佛、道合流已成定局,各据势力,可以说唯心主义思潮占绝对优势,唯物主义著作甚为尠少。但在明代开国初期,也出现了一些具有     

明清会试“阅本经”规则的演变

明代会试以专经取士，士子须从“五经”中选考一经，称为“本经”。景泰以后，朝廷规定会试同考官应遵循“阅本经”规则，即自身专经与所阅试卷相合，其原因是同考官对本经最为熟习，故要求“阅本经”以保证科举专业性。但会试同考主要由翰林官充任，候选范围本就狭窄，兼顾“阅本经”规则使得同考人选及分房趋于固定。随着相关信息的流通和传递，部分士子得以揣摩出同考官人选，进而与其提前建立联系，导致了明代中后期几次重大科场弊案。针对这一弊端，明朝在保证专业性的前提下采取部分调阅等措施，以维护科举公平性，但遭到士子抵制。清朝统治者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取消“阅本经”规则，并最终在乾隆年间采取“五经并试”,最大程度实现了科举制度专业性与公平性的统一。“阅本经”的利弊存废体现了明清社会对完善科举制度的不懈追求，也反映出在信息不充分流通的条件下兼顾专业性与公平性的不易。     

南宋“永嘉文体”考论

“永嘉文体”是盛行于南宋乾、淳时期的科场程文体式。开创者陈傅良以及吕祖谦等浙东士人在科场中的成功,使“永嘉文体”大盛,其程文作品被奉为范文在士子间流传,使科举文风趋于熟滥。而陈、吕后来皆悔其少作,体现了永嘉事功之学与科举虚文的深刻矛盾。     

八股冲击下的明诗位移

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在既重且难的八股压力下,明代士人不得不将毕生精神气力全部耗于其中。当巨大压力下的明代士人将全副身心投诸科场程文时,诗歌也随之变成了"八股之余",而"唐以诗赋取士"则成为明代最为频繁的诗学关注话题。     

从《山东乡试录》看王阳明的兼济思想及万物一体精神

(一)王学承朱学之弊而起明初理学继元仁宗皇庆年之后,逐渐成为士子步入仕途的要律,而此时的社会形态与学术风气主要是以程朱理学为主导,如《明史·儒林传序》中所言:“明初诸儒,皆朱子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擭秩然.”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明室的大力支持下,程朱理学不仅支配了整个明初学术界,且居于正统的官学地位,特别是朱子所编注的《四书集注》,不但成为     

八股文与中国文学

作为明清时代数百年间科举取士的核心文体八股文,在本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而消亡,人们对它早有定评。但是八股文在历史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很复杂的,这种影响在当时存在,在后来甚至现在也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对其加以具体剖析,也许是不无价值的。八股文的文体说八股又名制义,或曰制艺、时艺、八比、时文、经义、四书文等,因其主体在于四联八股的比偶句,故俗称八股。这个俗名多少有点贬义,表明明清及以后人对它的态度。但是一篇八股文有许多要件,有繁复的规定与戒律,比起其他格律性的文体如格律诗要复杂得多,比律赋与骈文也复杂,这决定…     

宋代儒家经典与民间教化——从《四书》学到家训家规的生成

《四书》学是两宋时期建构起来的经典学术,也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官学教材与科举内容,是宋代以来精英思想的体现。同时,儒家士大夫努力将精英的《四书》学整合为全社会的思想,所以《四书》学又从精英阶层走向民间社会,士绅、俚儒将《四书》学大量引入到家训家规之中,使之成为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共同思想基础。大量家谱所记载的家训、家范、家规,体现了士大夫、乡绅对理学化的《四书》思想的应用,其中包含了崇正学、穷性命、明道德、端心术等一系列向善性引导规范,以及倡导道德教育、自我修身的齐家治国理念,它们其实均源于宋儒的《四书》学。     

明初未用“八股取士”考

“八股取士”是“专取‘四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的科举取士制度。(张廷玉《明史·选举志二》,下未注明者均同。) 论明清史之学者,往往称此始于明初,(《明史》称此为“太祖和刘基所定。”)私见以为是不妥的。     

科举时文与经学话语：江永《乡党文择雅》新解

江永编撰的《乡党文择雅》正补二编,收录了350余篇清代康乾时期科举从业者的应试之文,从经学的角度,解读了孔子与儒家对礼仪的现实关怀与传递礼仪实践的经学场景,呈现出考据精深、羽翼注疏、考辨纠谬等经学话语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代圣贤立言的科举立场,圆润了传统的经学注释,将《论语》从《四书》中剥离出来,重新置于传统经学系统中,提供了一个非主流的经学文本题材,不仅是一种科举之体的象征,而且已成为一种探索经学之原的经学话语,既推动了清代经学的顺畅传播与拓展新的经学视域,又延续了科举时文的学术生命。     

地域、传统与家族：明至清初建宁府科举专经的抉择

福建建宁府在明代及清初是科举中等发达地区，在福建8府中位列第四到第五位。从建宁府士子在科举上的本经选择看，《易》是最受欢迎的经典，在瓯宁、建安、建阳、松溪4县都有极高的比例；浦城县士子则主要选择《尚书》，在受特定教学资源或家族传统影响时，《诗》也有一定的影响；政和县士子也主要选择《尚书》和《诗》两种经典作为本经；崇安县的士子，则相对均衡地接受《易》《诗》《书》三种经典作为本经。在明代士子较少选择的孤经《礼记》与《春秋》中，《礼记》在建宁府影响很小，但《春秋》在建安县却保持着一定的传统，虽不及《易》，却延续不绝。地域性的资源共享、元明以来的经学传统、家族内的经学传承、错位竞争策略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建宁府各县士子的本经选择。     

“正饶氏之非”还是“一以饶氏为宗”——胡炳文《四书通》与饶鲁关系重探及反思

关于胡炳文《四书通》对饶鲁的态度,历来存在三种看法：《元史》代表的主流看法认为胡炳文作《四书通》意在深正饶氏之非;史伯璿则主张《四书通》“一以饶氏为宗”;而《四书通》凡例则赞饶鲁说于朱子大有发明,仅就其间有不相似者辨其一二。《四书通》引饶鲁说多达500条,居所引朱子后学之首,见出对饶鲁之崇信;所引饶鲁说含25条与朱注相背离者,胡炳文仅挑出10余条加以反驳,体现了正饶鲁之非的一面。此外,《四书通》还放弃少量为陈栎、倪士毅等所引饶鲁说,此又见出胡炳文对饶鲁说引用之谨慎。探究二者关系的意义在于：首先,再次证实胡炳文等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并非四库馆臣所诬枉的朱学门户株守者,而同样继承了朱子求真是之精神;其次,促使重新反思胡炳文之学派归属问题,与其仅据地域、师承而归胡炳文为介轩学,不如就思想而归为双峰学;最后,从侧面反映出饶鲁在宋元朱子学界的巨擘地位,呈现了为人所忽视的宋元江西朱子学对新安朱子学之影响,有助于更全面深入把握宋元朱子学的真实面目及其内在互动演变关系。     

问题解答

问:你刊连续刊载了有关“陈白沙哲学思想”的讨论文章数篇,到底陈白沙是怎样一个人?读者曾启佑答:中国理学从宋代发展到明代,即被封建帝王利用做为巩固其专制政权的工具。如明成祖曾命翰林学士胡广、杨荣、金幼孜等,编撰五经四书和宋儒性理大全,颁布学校,后又规定士子诵习程、朱的四书释义,所以“理学”几乎成为当时的“官学”。     

从“代言”看明代戏曲创作对八股文的借鉴——以《香囊记》的“二重代言”为个案

"代言"是戏曲与八股文共有的基本文体特征。在人物塑造上,以《香囊记》为代表的八股化明传奇对八股文的借鉴体现在"二重代言"上,即代言主体通过演员为剧中人物和经史中的圣贤两个对象立言。代圣贤立言,即是借八股文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戏曲中的人物塑造已基本上蜕变为一种说理方式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