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酒一尊和泪斟——陆游荣州诗词三题之一

陆游摄知荣州,赵翼《陆放翁年谱》:“淳熙元年……冬,又往荣州摄事.”陆游寄家蜀州(今崇州市),自成都赴荣,取道青城,经郫县、江原、双流、新津、彭山、眉州、青神、嘉州、井研一路而来,行踪皆有诗作.入荣境后,途经赖牟镇到达州治荣州城.在荣州境内度过的时间,据其《桃源忆故人》词自序“予留七十日,被命参成都戎幕而去”,再据其《别荣州》诗自标“正月十日”,则可知为淳熙元年(1174)十月底至翌年正月十日.陆游在莱州境内这七十余天的日子里作有多少诗词?可断为作于荣州境内的诗,《剑南诗稿》卷六有二十首:     

《蜀道难》主题新探

李白《蜀道难》创作意图是什么?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疑案。或谓“罪严武、危房杜”;或谓“讽玄宗幸蜀”;或谓“讽章仇兼琼”;或谓模拟乐府旧题,纯山水之作;或谓送友人入蜀;然而,此五种影响最大的说法亦各有其不妥之处。兹分别驳论于下: 一 (一)“罪严武、危房杜”说。唐李绰《尚书故实》:“《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唐范摅《云溪友议》说:“李太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危之也……。”《新唐书·严武传》和《韦皋传》、宋钱易《南部新书》等都认为:杜甫晚年和房琯同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严武为人暴虐,李白深恐杜、房遭难,作《蜀道难》劝其离蜀避难。但是,《蜀道难》最早见于《河岳英灵集》。殷璠作序云此集的收诗年限“终癸已”(天宝十二载)。唐时日本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南卷引殷序也作“终癸巳”。《文苑英华》和《全唐文》所载是“终乙酉”     

读诗札记

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李集不收,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旧唐书、文苑、杜甫传》也涉及到,都说是对杜甫的讥刺。关键在三、四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是从前作诗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别出新解,说这两句中前一句是李白发问,后一句是杜甫作答,并无讥刺之意。但他也觉得题目的“戏”字有碍,于是便断定为后人所误加。我看,没有任何证据,仅仅为了要助成己说,而把“戏”字除掉,这未免近于武断,绝不是科学的态度。李白和杜甫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彼此之间开开玩笑,有何不可?杜甫自己也说过:“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便可看出他     

论杜甫诗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宫”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酉晋著名的学者兼大将,曾为《左传》作过注,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文章四友”之一。父亲杜闲,曾任衮州司马、奉天县令。对这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常引以为自豪,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这个“未坠素业”当然也包括了读书做诗这一传统,因此,他又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还嘱咐儿子宗武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     

雍陶生平及诗歌创作初探

雍陶字国钧,成都人。其生年闻一多《唐诗大系》定为公元805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董肃秋、陈新选注《唐人绝句选》等皆沿用此说,均未言所据。从关于雍陶生平有限的材料看,这依据很可能就是《唐才子传》上“少贫,遭蜀中乱后,播越羁旅,有诗云:‘贫当多病日,闲过少年时。’”一段话。这段话引自雍陶下第时所作的《自述》(一作《下第》)诗,下第时间无考。但雍陶再下第的时间可考定为长庆二年(822)(集中有《再下第将归荆楚上白舍人》,“白舍人”即白居易,长庆元年十月至二年七月为中书舍人)春。则此诗之作不得晚于长庆元年。所谓“(少)遭     

“欲往城南望城北”辨

《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刊登了杨乾坤同志的一篇《也谈“欲往城南望城北”》(下简称杨文)。文章就杜甫名作《哀江头》一诗结句的解释对傅庚生先生的《杜诗析疑》一书提出质疑。细读杨文,我们觉得不乏武断之处,遂不揣疏陋,借此谈点不同的意见。 “欲往城南望城北”一句,历来解释不一。但大致总不过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望”通“向”,时杜甫百感交集,心烦意乱,遂迷足失道了。主此说的有陆游、郭知达、仇兆鳌、钱谦益、浦起龙、杨伦、傅庚生先生等;另有的认为“望”是拿眼睛去望的意思,当时杜甫想要往城南去北望官军之灵武行在。作这种解释的有胡震     

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

钟喇诗品》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 春官》记载,“督檬”的职责如下:“掌播釜、祝、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 cj赋。”诗品》各 敌、垠、萧、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种版本,或作“故诗有六<肾’。其实,钟峪在 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又一《序》的下文即说“弘斯_二义,酌而用之”。明说 次讲到“六诗”。可是,到了《毛诗序》,却径改是“三义”,上文怎么会说成“六义”呢?《诗“六诗”作“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品》明代刊本《夷门广砌、清刊本《砚本偶钞》二门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均…     

关于“陆游为梅尧臣饯行”及其他

某大学学报复刊后的第一期中,载有《论梅尧臣的诗》一文,开头就说,梅尧臣的生卒年是1002—1060;下文说,“庆历元年(1041),尧臣奉命赴湖州盐税任,欧阳修、陆游二人为他饯行”。所谈事实有误。在这篇文章的第二节中还曾说过,陆游是“南宋初年诗人之中成就最大的”。陆游生于宣和七年(1125),上距庆历元年有八十五年;就算是“南宋初年”的第一年建炎元年(1127)吧,那时陆游才三岁,上距梅尧臣的卒年已六十七年,离欧阳修的卒年熙宁五年(1072)也已五十九年,陆游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跟上欧阳修一起去为梅氏送行的。     

论唐大历初至贞元中的文学思想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王维卒于长安。代宗宝应元年(762),李白卒于当涂。永泰元年(765),高适卒于长安。大历四年(769),岑参卒于成都官舍。大历五年(770),杜甫卒于耒阳。至此,盛唐诗坛上的伟大诗人们相继从文坛上消失了。大历七年(772),连曾为杜甫所赞赏、代表着《箧中集》这样一个诗派的诗歌理论家元结也去世了。而可与盛唐诗坛的巨匠们相匹敌的另一批巨匠,还没有登上文坛。元结死的这一年,自居易和刘禹锡才诞生,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黍离主题

在璀灿的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爱国主义作品最富动人的光彩。作为华夏之邦最具民族特色且为内在神理的“黍离之思”,是它的主要表现主题。本文试对该主题的成因、表现特征作一简略剖析。 一、“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黍离原型初始与流播 “黍离”一语出自《诗经 王风·黍离》。此诗史上有三说。一说为《诗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另说为《韩诗》的认为君吉甫之子伯封作,三说为《新序》“以为卫宣公子寿闵其兄伋之见害而作”。后世多取第一说,从黍离原型及其演变轨迹上看,也正     

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

成都这个地名,最先出现在《战国秦策》。原文为“西控成都,沃野千里”。后世因为蜀国都城就叫成都,便分别把苏秦所说这个“沃野千里”定为蜀国之地,而把“成都”二字定死为蜀国都城的专称了。从公元前316年秦灭蜀,置成都县起,迄今二千二百九十六年来,只北宋初年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解释过成都二字的取义。他说:“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这一推断,显然有三重错误。(1)、蜀族与周族都是唐虞以后,分别从梁州与雍州发展起来的。在周族迁歧以前这两族没有过政治军事的交涉,和经济文化的联系。这就不能说蜀     

杜甫《卜居》中的“主人”指谁？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十二月底,杜甫自同谷县抵成都后,寓居郊外古寺中。第二年春,即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在西郊浣花溪畔择地营屋住了下来。今天成都的杜甫草堂,即诗人当年居住之地。择地后,杜甫写下《卜居》一诗: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蜒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     

李白“三见秦草绿”辨

李白《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中说:“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学术界迄今普遍认为,这首诗是李白游长安时作,只是在具体年代问题上有分歧。旧说认为作于天宝初年李白待诏翰林后期,近些年来提出的新见主要有两说。一说作于开元十八、九年第一游长安期间,二说见于李从军《李白三入长安考》中: 既云“三见”、当有所指。过去都把“三见秦草绿”泥解为李白在长安三年、见泰     

伐蜀实为惠王而非昭王

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上)第212页说:“秦昭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由司马错率兵攻占了巴、蜀。”此乃张冠李戴。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曰:‘蜀两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击蜀,灭之。”《史记·秦本纪》也记载昭王事,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关于李白的《蜀道难》

李白《蜀道难》的“兴寄”,前人多加探索,以至穿凿过深,异说纷纭,写作年代也难于确定。其实如果披开无根无据的迷雾,《蜀道难》的兴寄、写作时间、写作特点等,都是可以阐明的。总括前人旧解,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范摅《云溪友议》认为是为了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而作;洪驹父《诗话》则以为李白自蜀至长安,曾将《蜀道难》诗贽见贺知章,又曾见李集一本,下注“讽章仇兼琼也”,因此是讽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肖士(?)注则认为是讽刺玄宗逃入蜀的失计的。但他们都不是从诗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凭一些想象和猜测。特别是肖士(?)竟把诗中“问君西游几时还”的“君”字,解释为指唐玄宗,实在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武断。我们说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这是无中生有的推测,而当时李白流放夜郎,也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又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贺知章所称道的是李白的《乌栖曲》,而不是《蜀道难》,则《本事诗》、     

《早发白帝城》写作时间质疑

李白《早发白帝城》一诗,流传千古,脍炙人口。但是,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说法很不一致。到目前为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下面三种观点:(1) 王瑶在《李白》中认为是李白二十五岁的时候,“出蜀途中离开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到江陵时作的。”(2) 朱东润在他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说:“唐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李白长     

唐宝应元年杜甫行迹考

在关于杜甫的研究中,对于杜甫在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月送西川节度使严武入京之后的行迹,历来认定受阻于徐知道成都叛乱,欲归不得、滞迹绵梓了。形成这结论的原因,大约有三点: 一、杜甫送别严武后,已无时间返蓉;二、接家眷之行,不见于诗;三、阻隔于这次兵乱中,是有诗为证的。这对杜甫飘零东川的研究至关重要,但我觉得这结论形成了新的疑点,同时,也损害了杜甫的真实形象,从而动摇着这一历史定论。现在,就以上三点,分别谈谈自己的异议。第一个问题:杜甫送别严武后,是否就无时间返蓉? 应承认,这中间的时间是十分紧促的。     

《箧中集》与杜甫

元结编《箧中集》无选杜诗颇使我费解。因为其一,天宝六载,元、杜二人同在京师应考,因李林甫从中作梗,谓“野无遗贤”,致使这次考试无一人及第。落选后想必二人当有所接触。而且,《箧中集》所选作家,既是元结的亲友,也多是杜甫的友好,并常有诗作往还酬答。可见,元杜二人即使无直接过从,至少应该互闻其名。其二,唐代文学十分普及,优秀作品每每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流传还是很广泛的。元结自己就说:“至于歌颂讴吟,妇人童子,皆抒性情……况世贵之士、博学君子,其文学声望,安得不显闻于当时也哉”(《述时》)。譬如,公元764年元结作于道州任上的《春陵行》等诗,两年后远在成都的杜甫就有奉和,说明他们之间并非绝然无闻。元结于肃宗乾元三年(760)厘定是集,距安史之乱爆发已经六个年头了。杜甫时年四十九岁,     

《史记》中之“离碓”、“沫 水”辨析

灌县离堆,是都江堰堰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记载离堆最早的是《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从此,人们就以“离堆”或“成都二江”来泛指都江堰。班固《汉书·沟洫志》基本照抄此段,只在蜀守冰前加一“李”字,说明冰李姓。东汉时,由于一九七四年在都江堰外江出土的东汉李冰石象题字而知当时称都江堰为“都水堰”,从而证明李冰所凿离堆确为灌县离堆,司马迁的记载是可信的。但当时人们对“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的“沫水”产生了怀疑。人们都知道沫水是指大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