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洲传统造纸的发源地问题

作者在对云南6个少数民族手工造纸的调研基础上,对亚洲传统造纸的起源进行了研究.认为亚洲传统造纸有不同的发源地,抄纸法源于中国内地,浇纸法可能源于印巴次大陆,由于中国传统抄纸法造纸曾产生世界性的影响,故中国是造纸技术的发明国度.     

云南省社科院学人简介

杨福泉研究员，男，1955年9月生，云南丽江人，纳西族。文学学士，历史学博士。199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华夏人文地理》杂志社总编、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纳西学研究会会长。主要致力于民族学和以东巴文化为核心的纳西学以及纳西族与藏族宗教、文化交流史研究。学术研究以微观专题研究和实证研究见长，在纳西学、中国火神与灶神研究等诸多领域中有较多创新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应用性研究方面也取得一些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成果。曾应邀赴德国…     

云南藏传佛教

西藏佛教又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公元十一世纪初,西藏佛教传入云南西北部地区。藏传佛教把印度佛教、汉地佛教和藏族固有的原始宗教本教(俗称“黑教”)融合,形成了突出的特点;云南藏传佛教除此之外,还与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原始宗教相结合,从而具有不同于西藏佛教的民族特色。在迪庆地区,藏族佛教实行与西藏相同的“活佛转世制”;在永宁地区,纳西族的藏传佛教实行独特的“活佛借用制”,即在寺庙举行盛大法典时,临时去西藏或康区聘请著名活佛来当地寺庙作长期或短期的讲经说教,或是在寺庙中设一种名为“喇擦”(意为“活佛替身”)的宗教职务。     

云南纳西族儿童民族文化认知途径研究

采用自编的调查问卷,从家人、教师、同伴、媒体和游客这五个方面考察了云南纳西族201名儿童对民间故事传说、民族工艺建筑、民族禁忌、民族崇拜物、民族鬼怪神灵、民族服饰、民族节日、民族饮食这些民族文化的认知途径。结果发现：云南纳西族儿童民族文化认知途径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家人、教师和媒体是云南纳西族儿童的主要认知途径,而同伴、游客的影响相对较弱;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云南纳西族儿童在认知途径上有所偏重,并表现出一些显著的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     

纳西族传统文化对其社会发展的影响

作者通过对云南丽江地区、永宁县和四川俄亚乡等纳西族聚居地的深入考查,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纳西族的传统文化包含的内容、形成的环境以及对纳西族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广西壮族手工造纸及用纸习俗的调研

作者从技术与民俗两个方面对广西大化县贡川乡壮族手工造纸进行调查，认为广西大 化县贡川壮族造纸为一种传统的抄纸法造纸，生产的手工纸——“纱皮纸”具有较多的特点 ，在当地壮族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礼仪习俗中具有重要价值。     

木氏的崛起及在纳西社会统治地位的确立

纳西族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族风情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丽江木氏作为统治丽江近五百年的纳西民族上层势力,对纳西族社会政治、经济、习俗、文化等的发展变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云南众多土司当中,也具有代表性。作者对元代以前丽江木氏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对木氏不断崛起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木氏崛起对纳西社会变迁所起的作用。     

纳西族人民欢度首届“三朵节”

纳西族居住、生活的云南丽江一带,自古盛行“三朵节”的风俗。(详见本刊本期《“三朵节”的由来》)每年农历二月八日,中甸白地“白水台”表演歌舞、赛马、进行野炊、丽江坝子有妇女“见丹节”、“牧童会”等活动。纳西族人民家家户户盛装前往,热闹非凡。这一风俗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高     

论纳西族东巴和彝族毕摩的仪礼传统——以送葬仪礼为中心

本文是对纳西族东巴和彝族毕摩祭祀仪礼田野考察的研究报告.作者在对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和四川美姑彝族毕摩深度访谈基础上,实地观察东巴和毕摩主持的祭祀仪礼,探讨纳西族东巴教和彝族毕摩教的仪礼传统.作者详细记录了东巴和毕摩送葬仪礼的仪程,并对仪礼蕴涵的宗教意义进行了阐释.     

当代永宁纳西族母系制与婚姻家庭研究综述

云南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和婚姻家庭,是我国史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现就国内关于当代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和婚姻家庭研究情况综述于后,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继续探索与研究。 一、永宁纳西族母系制和婚姻家庭之争的源起 1962年宋恩常先生首次在我国公开发表了《纳西族母系家庭》（《民族团结》1962年8月号）一文。提出到民主改革前,在云南永宁纳西族的社会里还存在着母系氏族社会的许多特征。他们的家庭在很多方面仍然保存着母系家庭的特征和原始共产制的原则,其婚姻形态是通过望门居的“阿注”关系表现出来的,表明他们还处在对偶婚的早期阶段,并保留了极其明显的群婚特点。其后,詹承绪在《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史学月刊》1965年第7期）一文中,对其特征列为三点:第一,以“阿注”异居     

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系的影响

明代的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用军事力量占领了滇、川、藏的一些藏区。明王朝的治藏政治制度和方法，是影响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所占领的藏区治理方略的重要因素，纳西族与藏族上层之间的关系与明王朝对藏族上层和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政治态度有密切的关系。木氏土司根据藏区的政治特点，不断加强同藏区政教上层人士的交往。建立与藏传佛教上层的密切关系，借助藏族佛教上层人物的力量治理所占领的藏区。而纳藏两族上层和民众在长期的交往中，极大地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作用

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在所处社会政治生活和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政治文化,体现出四个主要特征: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秩序意识;和为贵的政治心态;现实主义的历史秩序意识;强调传统与注重变化的并行不悖。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的政治文化对纳西族社会的功能和作用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促进了纳西族社会的政治发展;推动了纳西族社会的文化发展;促进了纳西族社会及滇川藏交接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因素探析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的政治文化对纳西族社会发展和纳西文明的进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历史上滇西北区域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历史因素、地理环境、政治生态、主流政治文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等社会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各层面的因素都对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纳西族以共同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     

纳西族、藏族同源异流关系考略

作者用丰富的历史文献和民族志资料，通过考证古羌人首领无弋爰剑、牦牛羌、“白狼国”与纳西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认为纳西族和藏族之间存在着同源异流的历史渊源。此外，还对民族史重要文献——东汉时的《白狼歌》和纳西、藏、普米等族语言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     

明清纳西族文人创作的价值探讨

纳西族是生活于云南西北部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历史,她的东巴文化早已为世人关注,而盛于明清时期的文人创作虽有研究,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选取明代木氏作家群的代表木公和清代旁姓作家群中成就显著的桑映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考查他们在创作上与中原文学的联系,探讨这一时期纳西文人创作的价值所在。本文认为木、桑的创作价值在于体现了纳汉文化融合的模式之一——人格认同。     

论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的兼收并蓄及其影响

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忠于中央王朝 ,以维护滇西北的安宁与稳定为己任 ,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 ,开采金银矿 ,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同时 ,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采取兼收并蓄政策 ,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方面 ,并对以纳西族为主的丽江地区多元化宗教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代纳西族地缘政治战略博弈的嬗变

在古代社会,区域性的地缘政治格局始终是保持某个特定的小区域稳定发展的系统,一个民族要获得持续发展,必须对本区域内的地缘政治小格局保持清醒的分析与洞察。纳西族作为我国西南地区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其在滇西北地区古代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发展与演变,数百年间经历了很多重大变化与波折。本文试图通过对纳西族在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对于地缘政治格局的判断与实践进行分析,总结区域性小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经验与得失。     

论近代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

基于明、清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大统一政策的政治文化感召以及南迁德宏后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在近代与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侵的重大历史契机中,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由族群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向更高层次上的升华,使云南景颇族的政治文化具备了良性发展的基础。     

建国初期云南的禁毒斗争及其成功经验

由于建国以前云南所在的西南地区是我国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到建国初期云南烟毒泛滥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种植、制造、贩运、吸食烟毒活动仍有蔓延之势,严重影响着人民的健康、国民经济的恢复、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按照中共中央、政务院和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积极投入禁毒斗争,最终从源头上堵住了烟毒的泛滥,基本上解决了建国以前云南历届政府均无法解决的烟毒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云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试论甘青川滇藏区政教合一制的特点

甘青川滇藏区,在历史上也曾实行过政教合一制,但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不完全相同。本文把甘青川滇藏区的政教合一制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作了比较,并总结出了甘青川滇藏区政教合一制的两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