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词语艺术化理论探索

寻常词语艺术化理论探索姚锡远一、引论。张弓先生是我国著名修辞学家，他与修辞学泰斗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界素有南“陈”北‘“张”的美称。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以下简称‘修辞学）被誉为继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之后，“中国修辞学史...     

拈连的结构和范围——兼谈拈连的辨识

拈连也作“粘连”,张弓编著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作“连物”,是一种修辞手段,最早见于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几十年来,这种修辞手段已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愈来愈为人们所熟悉。一种辞格的形成是以多种因素的条件为基础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     

论辞格运用的美感效果

辞格运用中有一个重要原则是应该注意美感效果。这一点前人早已指出,王易说:“修辞学者,乃研究辞之所以成美之学也。”杨树达说:“文、巧,远鄙倍,言辞当求美也。”郑业建认为:“修辞学”即“美辞学”。张弓先生也主张修辞应该“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陈望道先生也非常重视美感问题,他说:“形式和内容贴合浑融”才美,“这种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那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使语     

张弓修辞学思想国际研讨会纪要

为了缅怀我国修辞学界的老前辈张弓先生,弘扬张弓修辞学思想,繁荣我国修辞学事业,于1993年8月8日至11日,在闻名遐迩的北戴河,举行了“张弓修辞学思想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是在张弓先生逝世十周年和其专著《现代汉语修辞学》出版三十周年之际,由河北大学、河北教育出版社、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及河北省修辞学会发起并举办的。 张弓先生是江苏省灌云县人,生于1899年,病逝于1983年,是我国著名修辞学家。     

革新:修辞学完成科学化的必由之路

0.1 陈望道先生所著的,标志着“中国化的科学的现代修辞学”诞生的《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已经经历了将近一个甲子了。回顾60年来修辞学研究走过的道路,我们确确实实为陈望道的高瞻远瞩、博大精深所叹服。他的许多修辞观点,如“修辞的两大分野”、“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等,至今仍让众多的研究者反复咀嚼、磨研不已。可以这么说,《修辞学发凡》不愧为“现代     

对于“通感”辞格的再认识

一九六二年钱钟书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文《通感》,认为修辞学应该研究这种语言现象。随着修辞学的繁荣和发展,修辞学界对“通感”的探讨和研究逐渐热烈起来。已发表的许多文章,观点的分歧明显而又突出。我们认为“通感”是一种修辞格,应当加以总结和探究。但是有些同志却认为“通感”不能构成辞格,是修辞的心理基础,这可以以秦旭卿同志的《论通感——兼论修辞的心理基础》为代表。本文拟就秦旭卿同志所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陈望道修辞学思想引领中国修辞学新开拓

2007年是陈望道先生(1891——1977)逝世30周年。陈望道先生被公认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者。他在充分继承古今中外修辞学遗产的基础上,创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修辞学思想,几十年来,它一直引领着中国修辞学创新的历程。表现在:第一,陈望道创建的修辞学基本理论,指引着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性质、范围等方面的新开拓。第二,关于中国修辞学史的论述,引领修辞学史研究走向新境界。第三,关于中国修辞史的论述,引领修辞史研究取得新突破。     

略析《现代汉语修辞学》的研究方法

《现代汉语修辞学》是我国著名修辞学家张弓先生的代表作。此书堪称是现代汉语修辞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大作,是我国现代修辞学史上继《修辞学发凡》之后的又一座里程碑。巨著的产生必然离不开成功的科学方法,修辞的研究也是在探寻方法中前进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之所以能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和突破,从而形成一个崭新的体系,是与张弓的研究方法分不开的。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张弓尝试着使用系统分析方法对修辞现象进行分析,特点鲜明。     

“寻常词语艺术化”之我见

“寻常词语艺术化”之我见郭伏良“寻常词语艺术化”作为现代汉语修辞学的一个研究课题，是由著名修辞学家张弓先生最先提出的。在《现代汉语修辞学》（１９６３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这部著作中，张弓先生对“寻常词语艺术化”作了概括的说明，并将它看为与修辞方式（即修辞...     

从台湾的修辞学研究说到澳门的语体学研究

台湾各大学中文系课程,一向都有“修辞学”一科,可是台湾学者研究修辞学,著成专书的,却是始于六十年代初期。在这之前,流传于台湾的现代修辞学著作,只有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台湾学生书局翻印这本书,改名为《修辞学释例》)、杨树达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和陈介白先生的《修辞学讲话》等三家书而已。据孙传钊氏《我国台湾修辞研究概述》一文所说:“新加坡华裔学者郑子瑜先生写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一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出版后,在台湾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后台湾学者撰写修辞学专著时也都在书中用专门章节来回     

继承拓展创新——宗廷虎修辞学理论研究

宗廷虎先生不但史学著述丰盛,而且为中国修辞学理论体系的建树与完善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他对陈望道先生修辞学思想的发扬光大是与时俱进的,他"不断地站在新的高度,采取新视角来重新审视、理解和诠释这一理论",在对陈望道关于修辞学的性质、对象、纲领、范围、研究方法等重要理论的继承中,不断拓展,不断创新。     

修辞现象特性试析

随着对修辞现象的深入探讨,修辞现象的特性这一课题,日益引起修辞学者的关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绩卓然、影响巨大的专著有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张志公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下册),宗廷虎先生主编的《修辞新论》。 对他们的以上论述进行比较研究,并综合分析散见于报刊的各家看法,我认为修辞现象的特性应该有以下几点较为妥善:     

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现代修辞研究的两个不同传统 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书名是“文通”,目的非常明确,为的是提高读者的阅读和写作水平,因此处处时时都突出了语言运用,就是修辞学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描写的许多修辞现象,《马氏文通》中也都谈到了。当然并没有陈望道说的那样的系统和详细,论述的方     

“辞趣”理论与变异句法修辞——解析同构串联句

“辞趣”是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首创的修辞学术语,闪耀在“辞趣”理论里的语言美学思想和变异修辞观念对现实的变异修辞现象具有广泛的理论阐释力。同构串联句是语句修辞领域的“辞趣”现象,是利用句法编码“形趣”关顾句义表述“意趣”的变异修辞句式,倚重于语言美学效应提升修辞效益。     

试论比喻的定义和分类

一 比喻这一修辞手法,古往今来,人们在说话、创作、写文章时经常运用。然而,什么叫比喻,至今还不能说已有一致的看法。 陈望道先生所著的《修辞学发凡》中说,“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说话和写文章时就用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名叫譬喻。现在一般称为比喻。”《辞海》(修订稿)沿用了陈的定义。 我认为,鉴于“比拟”一词已专用作另一辞格的名称,如再用来解释比喻,不免混淆不清。可能正由于此,现在很多论著已不再用。 建国以来不少论著则因袭张瑰一先生在《修辞概要》中的提法,认为比喻就是打比方。倪宝元先生在《修辞》中还补充说是     

试论修辞的逻辑含义

修辞与逻辑关系密切,有人通俗地说,在说话写文章中,逻辑管的是“对不对”的问题,修辞管的是“好不好”的问题.然而,“好”必须以“对”作为前提,以研究语言表达艺术为对象的修辞必须接受以研究思维为对象的逻辑的制约,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在很长时间内却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修辞手法的运用都要服从逻辑,有时修辞可以偏离逻辑.这种看法早在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中就见端倪.陈先生说,修辞“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     

历史赋予的责任——谈《中国修辞学通史》的撰写

复旦大学有着优良的修辞学术传统。复旦创始人马相伯所开设的课程中就有修辞学。后来李登辉校长也执教修辞学课程。可以说,复旦大学的课堂上一直开设着修辞这门课。郑权中(业建)、赵景深、郭绍虞等多位教授都有修辞学专著,吴文祺、张世禄教授对于文学语言和诗律修辞的研究也颇具学术影响。至于陈望道先生,从1920年任教复旦起就开修辞学课,经过十多年勤求探讨写成《修辞学发凡》这部专著,为建立中国现代修辞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因而,复旦大学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修辞学一个主要的发祥地。继陈望道先生之后,他的学生又在修辞学研究的各个方…     

试论表达内容、表达态度在形意修辞学中的位置

一、形式修辞学与形意修辞学根据研究范围的区别,我们可以在修辞学中分出形式修辞学和形意修辞学两种不同类型。所谓形式修辞学,是指侧重在表达形式方面探索修辞规律的修辞学。１９６３年,张弓在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提出,“修辞学……是研究词汇、语法、语音的运...     

关于寻常词语艺术化

寻常词语艺术化,作为一种修辞学理论,在我国最早是由已故著名修辞学家张弓先生于六十年代初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张先生在他的修辞专著《现代汉语修辞学》(以下简称《修辞学》)中曾创立“寻常词语艺术化”这一术语,并专章论述了这一修辞手段的特征、功能和内部分类等问题.他把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视为他的修辞学三大任务之一,给予高度的重视.二十多年来,张先生的寻常词语艺术化的理论,在修辞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同志赞同并采用这一理论,也有一些同志借鉴这一理论,对其有所发挥,作了新的探讨.但     

修辞学研究的三境界——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给我们的启发

张弓先生《现代汉语修辞学》出版至今已超半个世纪,但仍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这与张弓先生在修辞学研究方面有强烈的锐意创新意识有关。由张弓先生修辞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中国修辞学要想继续前行,在理论上有新建树,就必须有"突破旧框架,建立新体系"的意识,在研究思路上要"找准目标,定向突破",在方法上要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只有臻至这三种境界,中国修辞学研究才会再创新局面,再有经典之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