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传导的基础与路径

美国次贷危机对美国整个金融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和震荡.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传导与放大机制.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和传导基础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三类住房贷款产品、三级金融创新链条和五层主体风险累积.其传导路径为:从信贷市场到资本市场、从资本市场到信贷市场、从金融市场到实体经济、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     

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及启示

随着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放贷机构--新世界金融宣告破产,美国的次贷危机彻底爆发,这场源于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产生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震荡下滑,虽然各国都纷纷采取措施应对,但是这场金融危机仍然还在蔓延.就我国证券市场来说,虽然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发,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还不会太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它对我国的间接影响不可低估,比如推动中国股市调整、动摇投资者的信心、延迟我国金融工具的创新等等.我们应该汲取美国次贷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推进金融自由化要慎之又慎,政府干预应顺应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和需求,并尽早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升金融部门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     

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宏观经济背景,而金融监管当局对次级抵押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的风险认识不够,控制不当,监管不严,对此次危机的爆发及扩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次贷危机给各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我国防范金融风险有重要启示.     

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风险防范——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戒

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包括住房抵押贷款产生过程的一级市场及其证券化的二级市场。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发展迅速,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正在试点中。美国次级债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冲击,对我国的金融稳定和金融发展也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我国在个人信用制度和银行自身的风险防范方面都不及美国,如果出现房价下跌等问题而导致抵押的房产无法正常变现,无论是房地产抵押贷款,还是被证券化的相关产品,都会直接导致金融机构产生风险。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戒,加强我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风险防范,繁荣发展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并发扬二级市场金融创新势在必行。     

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法分析

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使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形成了很长的交易链条和复杂的交易关系.美国金融法律对住房抵押贷款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客规制皆存在严重问题.在这样的法制条件下,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是必然的结果.在住房信贷领域,只有对每个子市场的金融交易关系和金融管理关系施行严密的主体、客体和内容规制,才能实现金融风险的有效控制.     

基于金融衍生工具的金融海啸膨胀机制研究

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衍生、再衍生而来的MBS、CDS、CDO等金融工具,基于相互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形成了具有螺旋式、级数级特点的危机膨胀机制;在金融衍生工具的危机膨胀机制的作用下,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领域的危机在规模上迅速膨胀、放大为金融危机,并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次贷危机传导机制及银行危机防范探析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许多研究从不同角度对美国次贷危机进行了分析。文章从资产证券化这种金融创新入手来探析此次信贷危机扩散的根源。在美国次级贷款证券化过程中,次贷证券化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是危机扩散的重要根源．金融恐慌和利率是危机传染的重要渠道。银行业应该汲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通过加强信息披露、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和风险定价机制来防范和控制银行危机传染。     

次级信贷:危机的触角

源自次级信贷市场的金融动荡对美国和世界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过去70年里,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今的住房抵押贷款的市场结构存在不足,需要采取措施来恢复住房金融的稳定,规范和加强对次级信贷市场的管理是必由之路.     

美国次贷危机发展演变及其启示

美国金融机构盲目的放贷行为及金融监管的不作为最终导致了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危机的爆发。尽管美国金融当局连续降息及注资,美国次贷危机仍愈演愈烈。中国同样存在这种隐忧,表现在经济增长的通胀压力、证券市场的泡沫及房地产市场的严重过热。因此,加强我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已刻不容缓!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影响

2007年美国房地产金融市场爆发了次贷危机并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我国金融机构在受到波及和影响的同时,也应该借鉴美国金融模式的创新和先进之处。通过对其中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提出我国推行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列举了推行过程中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     

美国金融危机对东亚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股市,汇率,实体经济.亚洲各国经济主要依靠出口,外需的不足,拖累这些国家经济的下滑,并且开始影响实体经济,企业利润下降,导致中小企业破产,失业率的上升,购买力下降.     

金融创新时代的金融监管法制变革趋向——次贷危机的启示

过于激进的金融创新是此次次贷危机爆发、传导、扩大的重要动因。分析各国危机前后的金融监管法制状况,可以看出,金融创新时代的金融监管法制具有以下几个变革趋向:采取《金融服务法》等统一立法对金融商品进行横向规制;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从规则导向监管到原则导向监管;由经营者主权为中心到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     

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新探索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我国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沉重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住房改革的深入已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房产,住房已经成为大多数家庭私人财产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一物质基础,就有可能将健全老年社会保障体系与居民已经取得的住房产权很好地结合起来,解除老年人养老的忧虑,“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正是由此而生的一个有价值的创新性设想。本文就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在我国的推行进行了分析。     

略论近代云南旧式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及趋向

在近代云南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中,货币及货币经营资本的作用日渐显著,而以货币经营资本作为对象的旧式金融业,如一般的民间借贷资本、典当业、票号业、钱庄业、汇号、煎销业等也有相应发展。但随着近代企业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扩大后,旧式金融业已不能满足生产和流通发展的需要,旧式金融机构或日趋衰落乃至消亡,或悄然向近代金融业演化。     

中国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必要性及操作构想

本文针对目前中国商品房“相对过剩”的现象,分析其原因,论述了在中国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必要性,并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提出了操作构想。     

全球金融风暴与大学生就业:危机抑或契机

以人口社会学视角对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审视发现,金融危机本身这一突发性外部因素对大学生就业会有一定影响,但程度相对有限,只有深化改革、完善市场调节机制,大学生就业难的深层次矛盾或将可能因为这次金融危机获得纾解的时间与机会,而高等教育及其他公共事业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冲击可能成为未来需要面对的最大风险,因此,教育及其他公共事业投入与发展规划需将宏观人口发展战略纳入其重要组成部分中。     

Varieties of indebtedness: Financialization and mortgage market institutions in Europe

During the global housing boom that preceded the 2007–9 financial crisis, household debt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in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posing a challenge for literature on financial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 heterogeneity of mortgage markets. This paper examines recent institutional shifts in European mortgage markets and specifies three analytically distinct models of debt accumulation: inclusion, extension and intensity. While existing research has emphasized inclusion (access to homeownership), we show that financial intensification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debt. We assess the variation in financial intensity in six European countries (France, Germany, Italy, the Netherlands, Portugal and Spain) using household-level survey data. Our results show that inclusion and expansion explain only part of the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mortgage debt to income ratios. Furthermore, household financial behavior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inancial intensity model, and variation in the degree of financial intensification explains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the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 in debt levels.